【摘要】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要審時度勢，綜合權衡本國國情，遵循市場和歷史規律，不能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在常規路徑難于奏效的情況下，需要出奇以制勝。從爭奪我國可掌控的鐵礦石和稀土等國際大宗商品的計價貨幣出發進行突破，具備可能性和可行性。

【關鍵詞】人民幣  國際化  大宗商品計價    【中圖分類號】F82    【文獻標識碼】A

人民幣國際化取得明顯進展，但與實質性的國際化還有一定距離

2007年以來，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建立離岸市場、跨境直接投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2016年10月，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目前為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使用份額約為2.03%（見圖1）。除了官方的主動推動以外，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原因還包括：在過去十多年中，人民幣整體處于升值通道且利率相對較高，境外投資者愿意持有人民幣以從中獲利；中國國際貿易和投資持續增長，相關境外主體為了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增加了國際收支中人民幣的使用。

然而，這并不代表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質性推進。實質性的貨幣國際化是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即他國中央銀行出于國際清償和資產保值的目的，持有的可用于國際支付和維持本幣匯率的可兌付資產。加入SDR籃子只能說明人民幣具備了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資格，而不是現實。正如外管局數據顯示，自2015年8月11日匯改以來，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迅速下降，跨境結算從8000億元縮減至4000億元，離岸人民幣存款從2011年的1萬多億縮減至6000多億元。這充分說明，通過升值套利維持的國際化，只是一種表面的國際化，不是真正國際儲備資產意義上的國際化。

境外主體持有某種外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無非有三個動機：一是國際支付與清算；二是央行通過配置多幣種儲備，以分散外匯風險，實現儲備保值增值；三是規避戰爭、動亂、危機等重大風險。其中，要保障國際支付清算和外幣資產配置，就必須實現自由匯兌，否則外國央行不能依據自身需求來兌換外幣，也就無持有激勵。自由匯兌將伴隨大規模的資本流動，于是也就要求開放資本賬戶。分散風險和保值則必然要求外幣實行市場化定價，原因在于：市場化可以自發地使匯率趨于均衡水平，降低匯率錯位導致的匯率變動風險；對匯率的人為控制造成了額外的風險，會削弱境外主體的持有意愿。也正因如此，目前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儲備貨幣均滿足自由匯兌和匯率市場化的條件。規避重大風險則既要求匯兌自由與匯率市場化，又要求儲備貨幣發行國政治和經濟相對穩定。因此，實質性的貨幣國際化，要以匯率自由化和資本賬戶開放為前提。

人民幣國際化機遇與挑戰并存，應當審時度勢、適時適度推進

目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仍在探索之中，雖不具備實質性國際化的客觀條件，但國際化的好處不容忽視。首先，發行本國貨幣給外國人，可以得到鑄幣稅；其次，通過貨幣貶值可以減少境外持有的人民幣債務，獲得通貨膨脹稅；再次，可降低國內企業進行國際貿易投資的匯率風險。因此，在實質性的國際化之前，推進一般交易動機下的國際化仍有必要。

雖然如此，國際化推進過程也要審時度勢，綜合權衡。一方面，國際化進程挑戰重重。首先，資本賬戶開放的積極作用體現出“門檻效應”特征，只有當一國經濟發展、金融發展與穩定、貿易開放程度、制度環境等超過了門檻值之后，資本賬戶開放才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并分散風險，否則將適得其反。其次，匯率市場化和資本賬戶開放要求央行的監管角色要發生重大轉變，實行宏觀和外部審慎管理，這對央行也是一大挑戰。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宜循序漸進，做好風險防范管理工作，切不可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

另一方面，貨幣的國際流通是一種市場行為，也是歷史結果，要遵循市場和歷史規律。回顧歷史，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崛起主要基于四個基本條件。首先，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遠離主戰場，扮演著資金避風港的角色；其次，二戰后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下，通過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手段實現了美元對石油的計價功能，從而實現了美元錨定石油的機制，并在后來擴展到其他大宗商品；再次，二戰以后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進行援建投資，規定由歐洲復興計劃基金以美元償還債務，提高了美元的國際地位；最后，二戰后美國經濟整體保持著穩速增長，為美元提供了強大的信用保障。盡管目前人民幣加入SDR代表了足夠的信用，但是現今國際貨幣格局已然形成。在美元占據主導地位，歐元、日元、英鎊形成有效補充的國際儲備體系中，人民幣想獲得一席之地實在不易。

基于以上兩個方面，可以判斷人民幣目前尚不具備快速國際化的現實條件。除非目前主要的儲備貨幣發行國由于難民危機、金融危機等極端原因出現重大的資本外逃，人民幣國際化難有迅速的進展。類似事件并非不可能發生，一旦出現，就是人民幣國際化跳躍式發展的有利時機，因此也應做好相應備案。

從我國可掌控的大宗商品計價貨幣出發，進行人民幣國際化突破

人民國際化面臨重重阻礙，因而不可守株待兔，墨守成規。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通過貿易談判增加人民幣在雙邊貿易中的使用，開展“一帶一路”合作增加人民幣對外投資，將美元投資或債權在未來置換為人民幣等措施，都具有較強可操作性。但是貨幣互換和貿易談判以點為主，難以成面；“一帶一路”主要針對欠發達國家地區，很難影響現有整體格局。在這些正常渠道難以奏效之時，我們可以另辟蹊徑，仿照美國經驗，從爭奪國際大宗商品計價貨幣開始進行突破。

我國是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也是稀土最大出口國，稀土市場貿易占據了世界90%的國際貿易，爭取兩個市場的國際人民幣計價權是當前最好的選擇。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定價權缺失，其原因主要在于：在經濟景氣之時，鐵礦石國際市場是賣方市場；我國鐵礦石和稀土行業的廠商參差不齊，產業集中度低，對內惡性競爭，對外缺乏凝聚力。目前隨著國內鋼鐵需求降低、產業的整合和稀土開采的規范化，情況已有極大改善。此時，形成對內具有凝聚力和對外具有談判能力的行業集團或聯盟應是第一步。然后，再由國家引導行業聯盟在對外談判中堅持人民幣計價，這于公于私均十分有利。對于國家，可在人民幣國際化上取得突破；對于企業，可以獲得更有利的交易條件并規避匯率風險。如果操作得當，獲取兩種大宗商品的人民幣計價權具有極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利用對外投資購買國外鐵礦石企業股權，進一步增進談判力量。

除了現貨市場，在期貨市場也可有所作為。通過提高鐵礦石期貨的國際影響力，加速推出稀土期貨，開發新的以人民幣報價的衍生品等措施，可以增強國內期貨市場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與此同時，在其他現有的傳統品種上，也應齊頭并進。例如，中國雖對棉花享有定價權，但是洲際交易所期棉合約仍然以美元計價結算。這些方面，中國也應積極介入。

綜上，人民幣國際化應審時度勢，量力而行。在常規路徑難于奏效的情況下，需出奇以制勝，爭奪大宗商品計價貨幣便是主導策略。兵法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人民幣國際化，理當如此。

（作者為中山大學珠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轉型與開放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山大學中國轉型與開放經濟研究所研究助理彭業碩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貨幣政策創新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5ZDA014）成果】

【參考文獻】

①《人民幣加入SDR 新征程的新起點》，新華網，2016年9月30日。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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