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是一個復雜的集合體，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方式具有多元綜合性。中國古代在治國理政方式上，實行禮樂政刑綜合治理。在這種綜合治理中，道德與法律是兩大主要手段。中國古代社會道德與法律的共同治理，為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世界政治法律文明積累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經驗。

理論探索

在理論上，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對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治國理政方針曾進行過廣泛深入的探索。先秦儒家重視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他們認為，國家治理離不開道德，應以道德規范調整人際關系、約束個體行為，并從觀念上端正人心、導民向善。先秦法家重視以法律手段治理國家。他們認為，國家治理離不開法律，主張“明主治吏不治民”，以嚴格的法律強化約束各級官吏；同時，強調以嚴厲的刑罰禁暴止奸，實現秩序。

漢代以后，正統儒家主張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秦朝專任刑罰，導致民怨沸騰，二世而亡；漢初無為而治，休養生息，也難以適應后來的社會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主張儒法結合、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正統儒學應運而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同時也提出德主刑輔、德刑并用的治國主張。經過漢中期改造后的正統儒學，堅持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基本原則，并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發展完善，形成了系統的治國理論。

古代關于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理論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其一，德主刑輔。道德法律共治天下，道德占據主導地位。孔子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唐律疏議》闡釋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其二，道德法律各有分工。道德與法律的作用方式不同，實施功能有異，分別調整不同的社會關系，各有自己的作用領域。道德注重家庭、家族及私人社會的親情友情，法律則強調權利義務的一體對待。其三，道德與法律相互支撐。道德與法律基于其目標的共同性，保持其價值導向的一致性，在功能作用方面相互支撐。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以道德原則為指導，某些重要的道德倫理規范直接納入法典之中；另一方面，在規范實施上，通過道德評價，提倡守法、息訟觀念，培育民眾對法律的敬畏；同時，在各級官員審斷案件時，也對案件涉及的道德因素及地方習俗加以考慮。

治理原則

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關鍵在于針對社會成員，引導其思想，規范其行為。中國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方式，就是緊緊抓住人的思想情感與行為舉止兩大著力點，以道德撫慰人的情感、引導人的思想，以法律規范人的行為。同時，注重道德法律相互配合、相向而行，共同維護良好社會秩序。

歷史上，東西方很多國家依靠宗教進行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引導人們的思想，填充人們的精神世界。在中國古代，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統儒學，堅持國家治理方面的人文精神。西周時周公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將國家治理的依據從天神領域轉向人類社會自身。此后，在中國歷史上，超自然的宗教始終沒有取得國家治理、社會管理方面的核心地位。

中華文化在設計調整社會關系、規制社會秩序的規范體系時，既堅持道德治理，強調端正人心、導民向善；又堅持法律治理，加強對犯罪及重大失德行為的刑事處罰。一方面，通過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提升個體的道德水平，啟發個體的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通過立法建制，構建完備的法律體系，調整社會關系，規制人們行為，從而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適應民族需求的道德與法律相結合的治國之道。

治理實踐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盛世，在治國理政方面大都既重道德又重法律。歷史上的開明之君，大都重視道德與法律的共同作用，推動國家發展。

比如，處于中國古代鼎盛之時的唐代，統治者對于德法共治原則就有深刻認識。一方面，注重道德治國。貞觀之時，輕徭薄賦，富民教化，任用賢臣，從諫如流。另一方面，注重法律治國。唐初統治群體積極推動立法活動，形成以律、令、格、式為主體的法律體系，基本覆蓋了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唐朝法律體系完備，制度規定得體，“得古今之平”。唐朝關于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政治實踐，成就了包括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的大唐盛世。兩宋明清各代王朝，皆以唐朝為治世之楷模。

法律與道德，性質功能不同，調整手段各異，各有作用范圍。二者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應相互排斥。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既不能絕對依法治理，而完全摒棄道德的功能；也不能絕對以德治理，而否定法律的作用。道德與法律兩大規范體系，相互配合、共同作用，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體現了中華文化的人文情懷，既為構建社會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礎，也在世界文明史上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政治法律文明。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