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沉疴要用猛藥，治亂需出重典。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要場合，連發反腐“硬話”，深刻揭示出反腐斗爭于黨于國的重大意義，宣示祛病療傷、激濁揚清的堅定決心，并領導全黨全國果斷采取一系列嚴厲的制腐措施。

【關鍵詞】黨的領導  反腐斗爭  制腐措施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視貪污腐敗等侵害人民利益的現象為大敵，黨的力量越壯大、黨的事業越發展，對此就越加重視。崢嶸歲月，我們黨一直堅持“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趕考”在即，我們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不學李自成”。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過，可能有著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可是，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情況有點防不勝防，以致對黨構成了最大的威脅。

新的歷史條件，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以空前的規模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并進一步深化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在經濟建設取得極大成就的同時，不能不正視，我們現在經濟、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在“與金錢打交道”了。毛澤東同志預言的“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而腐敗變質者，早已不是上世紀50年代那種規模和檔次了。

鄧小平同志說過，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那個時候，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萬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現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

“不過一兩年時間”就如此嚴重。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幾十年之后，又如何呢？我們看到，這一歷史階段，腐敗之風迅速、嚴重、普遍地侵蝕著我們的黨政干部隊伍，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塌方式”腐敗。

猛藥去疴，重典治亂

沉疴要用猛藥，治亂需出重典。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要場合連發反腐“硬話”，深刻揭示出反腐斗爭于黨于國的重大意義，宣示祛病療傷，激濁揚清的堅定決心，并領導全黨全國果斷采取一系列嚴厲的制腐措施。

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伊始，面對500多名中外記者，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說：“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講話，習近平總書記諄諄告誡：“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中央紀委全會的歷次講話，既有深刻總結，又有具體部署，堅決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成為這一階段反腐斗爭的總基調。三次全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反腐敗高壓態勢必須繼續保持，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五次全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打贏反腐敗斗爭這場攻堅戰、持久戰，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六次全會，習近平總書記堅定指出，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要求全黨對中央在反腐敗斗爭上的決心要有“四個足夠自信”。

四年多來，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一批高級干部因嚴重違紀違法先后受到黨紀國法嚴懲。查處了200余名高級干部，其中不乏省委書記、省長、部長、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全國省區市、中央部門、事業單位和央企等領域均揪出“老虎”，證明了沒有什么“刑不上大夫”。懲治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緊抓不放，僅2015年，全國共處理9萬多人，近2萬人被點名通報。

反腐敗斗爭，終于形成了壓倒性態勢。但這一歷史階段并沒有畫上句號。“開弓沒有回頭箭，反腐沒有休止符”，“不定指標、上不封頂”。在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下，“越往后執紀越嚴，越往后反腐越緊”的信號不斷釋放，要持之以恒、久久為功。

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腐敗”。這是在告誡全黨，雖然反腐敗斗爭形成了壓倒性態勢，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切不可掉以輕心。腐敗，仍然是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威脅”。要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做到零容忍態度不變，猛藥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傷的勇氣不泄，嚴厲懲處的態度不松，凡腐必反，除惡務盡。還必須在發揮“不敢腐”震懾作用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不能腐”、“不想腐”的拒腐防變的治本之道、長久之道。

抓住癥結，找準病根

尋求治本之道、長久之道，就要深刻研究這一個歷史階段腐敗的客觀形成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決防止權力和金錢相結合、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一針見血抓住了問題的癥結。

我們是執政黨，掌握著權力。我們要搞市場經濟，創造大量財富。但“必須堅決防止權力和金錢相結合”。一度愈演愈烈、嚴重侵蝕我們的黨政干部隊伍的腐敗現象，正是在我們的黨政干部隊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歷史階段出現的。

前些年，曾經允許黨政機關經商，部隊也可以經商，結果迅速滋生弊端和腐敗。黨中央痛下決心，以鐵腕果斷予以制止。但現在全黨全國的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中心開展，各級黨政必須領導和駕馭市場經濟，廣義來說，實際上都在言“商”經“商”。而且，我們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也必須用公共的權力去運作資本、調控市場、經營經濟，執政黨不可能不言“商”經“商”。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必須建立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對領導干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

放開來看，廣義的政商關系，就不僅限于官員與民營企業家打交道，而是整個執政黨與經濟建設的關系。我們黨作為執政黨，要領導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領導和駕馭市場經濟是對黨的新的考驗。在圍繞經濟建設的中心工作中，在領導和推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作為公有制實現形式的集中代表的執政黨，也必須管理好公共資產特別是國有資產。權力不能不與資本相遇。政府要實施對經濟運行必要的宏觀調控和對市場的監督管理，權力也不能不調控市場。那么，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中，有沒有辦法制約支配資本的權力，“堅決防止權力和金錢相結合”？這個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尖銳地提了出來。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中，資本既需要權力保護又要向權力尋租，權力既需要資本支持又必須限制資本，這種“二律背反”，其實來自市場經濟本身對道德的“二律背反”。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體系，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歷史形式。但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惡，市場可以容納各種各樣對整個社會來說極不道德的交易。市場經濟的互利原則，實際是各方“自私”利益相互制約的結果，不會自動產生利他占主導地位的道德機制。主要靠驅動個體利益運行的市場經濟機制，也不會自動產生為社會整體利益著想的道德意識。資本追逐高額利潤，個人追求物質利益，導致拜金主義，排斥道德；社會追求公平、正義，市場遵守契約、規則，導致集體主義，要求道德。

對這種“二律背反”怎么解決？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1759年）和《國富論》（1776年），觀點自相矛盾，留下“斯密悖論”。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圣徒們”為了證明自己獲得上帝的救贖，就要積極勤勞致富。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顯示，華爾街的“圣徒”們并不顧及“上帝的救贖”，他們制造的金融創新種類繁多，信貸衍生品花樣百出，撈一把是一把，騙一回是一回。“上帝”面對市場經濟的“二律背反”也無能為力。

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作為基礎的交換共同體。市場經濟有兩個起點：每一個經濟的個體，都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資本的本質）；每一個真實的個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它是市場經濟的動力，正是這兩個最大化，進入市場經濟運作，演出了一部劇烈競爭、效率至上的交響曲，從整體上形成推動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動力，形成了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秩序；它又會成為市場經濟的嚴重阻力和破壞力，這兩個最大化的“無限度”追求，必然導致互相欺詐、物欲橫流，導致資本不斷擴張的沖動和權力不斷膨脹的欲望結合的“核聚變”。其結果，在西方就是形成壟斷資產階級集團；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出不了壟斷資產階級，就難免在執掌權力者中滋生腐敗的“蒼蠅”和“老虎”。

不受制約的權力難免腐敗，絕對不受制約的權力有可能絕對腐敗。如果只擁有權力而不承擔責任，只行使權力而不接受監督，每一個執法者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法律破壞者，而每一個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這種破壞行為的受害者。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資本不斷擴張的沖動和權力不斷膨脹的欲望相結合，有可能產生“核聚變”，沖擊現有的界限，使法律的界限模糊，使道德的界限喪失；不斷擴大權力的邊界，滋生出一批貪得無厭、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的“蒼蠅”“老虎”；毒化和敗壞黨風、民風，以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成為失范者的信仰，催生了近利遠親、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現象。

如何建立新型政商關系？執政黨如何面對市場經濟的考驗？問題癥結在此，腐敗病從此生。

對癥施治，扎緊籠子

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應該用法治制約權力，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法治，是最可靠、最徹底的制度，是最堅實、最權威的籠子。要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在法治的籠子里，且始終扎緊籠子。

盡管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作為基礎的交換共同體，這種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必然要求以法治為基礎的一組自由選擇權利（經濟契約自由、交換自由、職業選擇自由、遷徙自由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我們搞市場經濟，不是要搞“市場社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場在社會生活中也起決定性作用。法治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基本保證，也是經濟、社會良性互動的規范和引導。可以說，在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建設法治社會，推進依法治國，源頭在完善法治經濟。依法治國切實去推動、完善法治經濟，依法治國才能切中要害，全面落地。法治經濟切實去保障、支撐依法治國，法治經濟就健康運行，蓬勃興旺。這里，滲透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法。  

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要防止權力過多干預市場、邊界不清——改革限權，確保權力界限清晰分明；防止權力取得無據、行使無序——依法確權，確保權力授予依法合規；防止權力過度集中——科學配權，確保權力架構相互制衡；防止“暗箱操作”——陽光示權，確保權力運行公開透明；防止權力濫用——全程控權，確保權力監督及時有效。要建立和實施更嚴格的黨內法規制度，努力形成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防范市場利益的誘惑。

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基礎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黨是肩負神圣使命的政治組織，黨員是有著特殊政治職責的公民。入了黨，就多盡一份義務，當了“官”，更多擔一份責任，就要在政治上講忠誠、組織上講服從、行動上講紀律。堅持從嚴治黨，就要以嚴的標準要求黨員、嚴的措施管住干部。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受到黨章黨規黨紀的剛性約束，必須模范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綱紀松弛，何事不生？”腐敗洶涌，何以能擋？腐敗決不能沾，這是不可逾越的高壓線。明確這個籠子，設定這條紅線，劃出這條底線，讓一切有機會接觸資本、有權力支配資本者，都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但黨組織和黨員還不能把防線只設在反腐敗上，必須講政治，嚴綱紀，守規矩。

歷史考驗，創造歷史

我們黨從奪取政權到長期執政，是一場歷史考驗。從領導和駕馭計劃經濟到領導和駕馭市場經濟，也是一場歷史考驗。各級黨員干部從以清貧為本色與人民群眾同患難，到以致富為追求帶領人民群眾奔小康，更是一場歷史考驗。

毋庸置疑，無論是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和文明，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無可替代，就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哪個國家是在群龍無首、四分五裂中推進市場經濟、實現法治、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的成功就在于能堅持“四個有”——有力政黨，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益文化。

我們黨從奪取政權到執掌政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是重大的轉換和考驗。毛澤東同志當年就說過，這可是一場特殊的“應考”。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執政，又是一場更為特殊的新的“應考”。我們黨通過艱苦的探索和實踐，“摸著石頭過河”，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快速、持續、科學發展。現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同時就碰到了新問題：執政黨在領導和調配全國資源中起什么作用？

我們黨能夠經受這場特殊的歷史考驗，并在考驗中創造新的歷史。一部《資本論》，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建設和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同時經受住市場經濟的考驗和挑戰，堅決擊潰、徹底壓倒、逐步根治腐敗現象，始終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本色和先進性。

常言到，“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就是要做到、能做到“弄潮兒向潮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人民網，2016年7月2日。   

責編/高驪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