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出現諸多亂象，很多專家學者、媒體都在探討這些治理問題的表現與根源。《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對近來專家學者、媒體的觀點進行了梳理，針對如何看待西方國家的治理問題給出了多種解讀，希冀圍繞此與讀者進行探討交流。
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危機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盛行起來。而市場經濟是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核心之一。新自由主義中的市場經濟所標榜的“自由市場體系”，實際上是一種有利于資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潤的經濟體系，強調的是重視貨幣的作用，尋求最大程度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及市場的全球化，同時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市場的監管。這種經濟模式，不僅使強勢的經濟利益集團從中獲利，也使以美國為代表的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國家迎來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然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打碎了新自由主義的神話，也讓人們開始對其包含的市場經濟體系進行重新審視，認識到曾一味追求市場最大程度自由化的西方國家，如今也面臨著多重的經濟危機。
虛擬經濟盛行、實體經濟衰落
以美國為例，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之前，美國一直都具有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強國地位，而在推行自由化之后，一味地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使其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開始逐漸為虛擬經濟讓步。美國以資本為根本力量，開始進行全球驅動，大量實體經濟利潤流入虛擬經濟領域，從而催生出巨大的泡沫。企圖越過生產過程賺錢，所帶來的結果就是金融衍生品在此之中產生出數十倍于實體經濟的價值，美國支柱產業隨之陷入嚴重的困境，也讓以美元為代表的全球資本空前泛濫，致使貨幣超發已極為嚴重，特別是產生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這對于全球經濟都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正因此，在過去一段時期內，全面的經濟危機開始迅速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從美國向全世界蔓延。
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新自由主義下的虛擬經濟不僅正逐漸掏空實體經濟，還讓西方國家原本就亟待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變得日益嚴重。這主要在于，一方面，以資本為導向的虛擬經濟實際上是“有錢人的盛宴”，它越繁榮，就會導致越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虛擬經濟一定要有實體經濟作基礎才能真正興盛。“虛擬經濟”的興盛，在相當程度上掏空了實體產業基礎，而實體產業恰恰是孕育和支撐中間階層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事實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主義，實質是維護富人階層利益以及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思想和政策體系。它所帶來的是貧富差距擴大、不平等加劇、資本綁架民主、富豪統治和金錢政治，嚴重違背了公平原則，侵蝕了公眾利益，撕裂了社會，導致民主制度劣質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壞性。
金融市場危機四伏
完全的市場經濟帶來的資本泛濫，不僅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也為金融市場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的廣泛實施，過去一段時期內，西方國家的私有化浪潮不斷高漲，社會福利大幅削減，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經濟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續提高。這樣，進一步放大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和市場失靈風險，激化了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為了緩和矛盾，滿足壟斷資本的逐利欲望，各類所謂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紛紛出籠，在一些國家，普通民眾“自由享受”著舉債消費的日子，壟斷資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日益脫節，各種資產泡沫不斷累積、膨脹，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不斷加大。正如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2014）所指出的，經濟并不一定是高效、穩定、自我修復的。而新自由主義所要求的金融自由與金融穩定也是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面對已經發生和還未發生的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顯然已經不是解決危機的良方，甚至是引起危機的根源。
既有政治體制弊端顯現，反全球化愈演愈烈
有專家指出，西方政治制度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非常大的作用，但發展至目前已弊端重重，表現出兩極化、重競選、輕執政等問題。甚至在某些國家，民主政治被資本綁架，成為資本逐利的工具。政黨成為了上層、中產階級利益的傳聲筒，而普通民眾對此的不滿，又極端化為民粹主義，與精英階層形成對立。
民粹主義對政治決策帶來影響
據《今日美國報》網站報道，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稱，從英國脫歐公投開始，到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總理倫齊辭職，一系列政治劇變標志著西方民主政治正在面臨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無論是公投還是選舉，都演化成為普通民眾與精英階層的較量。而傳統政黨的政治精英在一場場的較量中逐漸趨于頹勢，失去民心。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楚樹龍認為，西方國家一次次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和眾多議員多來自“1%”或“0.1%”的上層精英，而不是“99%”的多數民眾，他們上臺后更關注自己及黨派的利益，更關注執政和繼續執政的“根本大事”，選舉時所作的承諾常常淪為“空頭支票”。歐盟智庫“歐洲之友”歐洲與地緣政治研究部主任莎達•伊斯拉姆提出，傳統政黨高高在上，脫離基層，相比之下，民粹主義政黨更接地氣，以激進變革的立場回應民眾的關切。放眼歐洲政壇，誰的主張越是強烈地反建制，誰就能贏得民眾的喝彩。在這個充滿變化的時代，歐洲民眾內心積累了太多的憤懣，那些抱持排外、疑歐主張的極右翼政黨給這些憤懣提供了釋放的出口。憤懣情緒的“勝利”就意味著制度的“失敗”。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國際關系高級講師雷蒙•帕切科•帕爾多則提出，法國、匈牙利、意大利、荷蘭等國民粹政黨崛起，選民們普遍感到自己已不被傳統政黨所代表。他們轉而選擇不參與投票，或者投給民粹主義政黨。這些民粹主義政黨訴諸簡單、情緒化的解決方案，譬如禁止移民、增加貿易壁壘等，以博得民眾的支持。
反全球化浪潮氣勢洶洶
近年來，西方社會爆發出的種種社會危機激發了民族保護主義的興起，進而引發反全球化浪潮的肆意蔓延。
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教授貝爾特朗•巴迪認為，為了迎合民意，歐洲一些政黨相繼宣布拒絕接收移民，采取逆全球化措施。在法國、荷蘭、意大利，以及北歐和東歐國家出現了主張排外的政黨。更為糟糕的是，一些傳統政黨由于擔心被邊緣化，竟然很快也附和排外主張。
德國慕尼黑大學應用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維爾納•魏登費爾德認為，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人說這是西方反全球化的開始。但全球化、一體化仍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通過歷史可以發現，任何一種趨勢的形成和發展，總伴隨著反對這一趨勢的阻力。全球化永遠是高于本土化的趨勢，并且能使大多數人受益。當前的確有反全球化的事件發生，但這類事件同時也為更多人敲響了警鐘，提醒人們反思并重視全球化的意義。例如英國脫歐后，德國等一些歐洲國家的民眾反而開始思考反全球化后的不良后果，重新審視歐盟存在的意義，對歐盟的態度更趨積極，更加堅定了追求歐洲一體化的決心。
深陷體制改革困境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鄭永年表示，西方政治體制的危機，根源在于未能回應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的巨大變化。西方政治之所以能夠在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基本穩定，主要是因為西方社會中產階層龐大，多黨政治不足以分化社會。在中產階層龐大的社會，任何一個政黨都必須照顧中產階層的利益，不敢走向極端。不是政治整合社會，而是社會整合政治。現在，經濟結構的變化直接導致了社會結構的變化，變化了的社會結構又對政治體制提出相應變化要求，但是政治體制并沒有作出回應。西方政治體系一方面失去了對資本和利益集團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又沒有能力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西方經常指責其他國家不搞政治改革，但實際上西方自身的政治體制需要很大的改革。目前的困局正是缺少有效政治改革的結果。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美國的權力制衡、政治極化以及利益集團導致美國政治走向“否決政治”，面對人民的疾苦無法做出響應，面對變動的時代無法做出必要的改革。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里•戴蒙德提出，美國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對民主的支持度出現顯著下降。從整體看，歐洲與美國社會對民主的支持度在過去20年里不斷走低。在美國，這與近年來不斷加劇的政治極化、最近一次的經濟衰退與政府不作為等因素息息相關。這一問題最有效的“解毒劑”是證明民主能夠解決問題并能對人民的擔憂作出回應。由于選民對精英階層懷有強烈的不滿，因此渴望變革。一旦選民們通過選票沒有促成變革的落實，他們還會選擇求變。
社會多元化受阻，不安全因素增加
長期以來，西方社會為其自由主義與多元化而驕傲，但近年來，對待少數族裔態度趨于保守甚至封閉，在社會福利遭受困境的情況下，許多民眾將自身遭遇的社會經濟困境歸咎于外來移民的沖擊，極端思潮加劇與暴力行為頻發成為主要的社會問題。
社會福利改革在現有政治體制下難以推進
社會福利制度源于西方國家對人權理論的落實，更多關注底層民眾的生存處境。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西方國家出現了補缺型社會福利、普惠型社會福利、福利國家、混合型社會福利等模式。然而，圍繞著社會福利的爭議自其產生以來就從未停止。
從總體上看，西方各國政府都力圖通過改革讓社會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公眾需求相適應。但問題在于，代議制民主制度在社會福利問題上的失效，導致了西方社會的治理危機，其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在選票民主驅使下，西方政客承諾的社會福利超越了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上臺后又不得不面對削減社會福利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社會福利改革忽視了全體民眾的現實需要，陷入了理念之爭，導致社會福利改革政策反復。
例如，美國以經濟自由為基本價值觀，在經濟發展中采取一種“自己對自己的福利負責”的態度，弱化政府對于社會福利的過度干預。但是這種福利模式導致美國醫療保障效率低下，底層民眾看病成本極其高昂。奧巴馬此前在競選時就承諾推行一項全民醫保法案，2014年1月奧巴馬醫改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讓很多底層民眾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醫保，減輕了其看病負擔。但該法案通過向保險公司、藥企、醫療器材供應商加稅這一“平均化”的方式來籌措保費，引起了大公司、強勢利益集團、中產階級的強烈不滿。在2017年的美國總統換屆之初，奧巴馬醫保法案就面臨著被廢除的命運。社會福利政策的反復不但體現了民主黨執政和共和黨執政的理念不同，更體現出了各黨派的利益沖突，給社會公眾尤其是社會底層最需要救助的人群帶來了經濟負擔，增加了社會矛盾激化的潛在風險，甚至可能導致極端勢力、種族矛盾、社會暴力沖突不斷加深。
極端思潮沖擊文化多元主義的普世價值
自18世紀啟蒙時代以來，“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念迅速以普世價值的姿態傳遍西方社會，又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動下向亞非拉國家迅速傳播。曾幾何時，文化多元主義作為“自由、平等、博愛”價值觀念最重要的實現形式，將西方國家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融合在一起，造就了西方國家引以為傲的文化繁榮景象。
然而，文化多元主義卻掩蓋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之間經濟的不平等。文化多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意識，不可能脫離社會物質基礎而成為一種“漂浮”的存在。各個社會階層之間財富占有的不平等，使得他們在社會上的話語權表現出階層分化態勢，社會物質財富的階層占據著大眾傳媒的話語權，宣揚著普世價值外衣下的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念，而很少考慮到各個階層、各個地區、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民眾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實際需求的差異。一味的滲透西方普世價值觀念，必然導致極端思潮的強烈反彈，給當代西方社會帶來道德觀念、社會秩序的撕裂。
從這一角度而言，西方社會的治理危機表現在，文化多元逐漸滑向文明沖突。這一治理危機深層根源在于，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的話語行動的二元化，以及對內對外行為方式的二元化。一方面，西方國家不斷宣傳文化多元主義的普世價值，卻在實際行動中不得不面對西方價值觀與各種異質文明之間的沖突。例如，經歷了一系列惡性恐怖襲擊事件之后，以勒龐為代表的法國右翼勢力抬頭，加劇了法國的民族宗教沖突。在公共安全上，法國不得不采取區別對待的措施，將穆斯林人群貼上了極端勢力的標簽，先后在穆斯林聚居區設立起“城市敏感區”和“安全優先區”，但結果是一些地區成為犯罪滋生之地；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國家對內多實行憲政民主制度，旨在最大限度保障國內公民的自由、平等權利，然而在國際行動中卻實行單邊主義，多用干涉手段擴大其國際勢力范圍，而將普世價值作為干涉落后地區的工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指出，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失敗”給西方社會帶來的最大沖擊是將經濟社會問題與身份政治掛鉤，給不同族群牢牢地貼上了“文化”的標簽，造成了族群分化，甚至對立的意識傾向進一步公開化、社會化。本土民眾對貧富差距、社會治安、失業高企甚至房價飆升、物價上漲等現實問題的不滿和不安情緒，從此都有了明確的宣泄對象，而具有鮮明文化特征的那部分群體就更容易成為“出氣筒”。在本土民粹和外來極端兩種意識夾擊之下，歐美國家對社會融入的“有效治理”只能靠政策搖擺或個案解決來疲于應對。
可見，西方國家在社會治理問題上，面臨著包裹在宗教、民族外衣下的極端思潮對包容、博愛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強烈沖擊，西方奉行的普世價值觀念難以解決國內國際的混亂局面。
暴力越來越成為社會沖突的宣泄渠道
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基于人民的同意，合法的使用暴力。這種暴力以維護社會治安并保障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實現為目的。在當下，西方社會的治理中表現出恐怖主義暴力襲擊、公權力過度使用暴力、難民危機惡化歐洲社會治安等問題。
恐怖主義給西方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安全威脅。一般而言，恐怖主義勢力往往和極端宗教勢力、分裂主義勢力相結合，采取恐怖襲擊方式，對無辜平民使用暴力，以實現恐怖主義者的政治訴求。“9•11”以來，恐怖主義的暴力襲擊是西方社會不容忽視的安全挑戰。2004年9月1日，恐怖分子占領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學校，包括186名兒童在內的336人死亡，700多人受傷。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遭遇連環恐怖襲擊事件，巴塔克蘭音樂廳內最少有120人死亡。2016年7月法國國慶節期間，慘劇再度發生，80余人命喪尼斯英國人漫步大道。
警察暴力執法引發種族歧視爭議。據統計，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美國芝加哥共發生435起警察槍擊事件，造成92人死亡，170人受傷，絕大多數警察槍擊的對象都是黑人男子或男孩。然而，大量涉案警察被裁定無罪，引發了美國少數族裔的憤怒，并導致了大規模的抗議和騷亂。這些事件反映出西方國家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暴力執法往往針對窮人和少數族裔，種族間的不平等待遇已經侵蝕了西方國家政府執法的公正性，導致嚴重的族群分裂和對抗。
難民危機加重歐洲各國社會治安負擔。2015年至今，德國是歐洲接受中東難民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深受難民潮帶來社會治安困擾的國家。德國犯罪事件在2015年達到了633萬起，與前一年相比增長了4.1%。其中，外籍人士的犯罪事件增至90萬起，比前一年增長了50%。暴力犯罪、謀殺、搶劫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長了0.2%，達到18.1萬起。跨年夜在科隆、柏林、漢堡、斯圖加特、杜塞爾多夫市等大城市都發生了性侵和搶劫案件。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授孫進表示，德國確實發生了明顯的改變，社會共識沒了，社會被撕裂，暴力、奸殺、恐怖襲擊等惡性犯罪事件頻發，人們失去了安全感。
【整理：李 懿 張盈盈 解軼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