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社會的治理危機本質上是西方基本社會制度危機，其中民主政治體制失范，市場經濟發展乏力，多元文化矛盾激化，民族分離主義興盛，地方政府挑戰中央權威，地方和中央關系陷入困境，以及在國際關系上一些新興國家挑戰西方霸權而導致全球治理難題，是這場危機的典型表現。
20世紀90年代，“治理”成為時髦的公共管理范式，也成為討論公共話題的基礎用語。政府、市場、社會是現代國家有效運行的基本力量，也是多中心治理的主要力量。政府維護公正，市場追求效率，社會實行自治，這是一幅理想的國家治理景象。憑借綜合國力優勢，西方國家一直是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者，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踐社會治理的榜樣。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連鎖反應導致西方國家出現了總體性危機，并一直到延續至今。在社會治理不同領域和不同層面上，西方國家存在民主選舉混亂、民粹主義興起、暴力恐怖事件頻發、經濟持續低迷、難民危機爆發等問題，它們構成西方國家治理危機的主要表癥。
民主政治危機
西方社會治理危機首先表現為民主政治危機。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向非西方國家強制推行自己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如今自身卻陷入治理危機的泥沼。從一些國家的民主政治亂象可以發現，民主被擁有財富和權力的少數人掌控，精英階層是社會議題和進程的決策者，民眾被似是而非的民主制度所蒙騙，民主成為糊弄大眾的幻象。西方民主政治開始顯現出衰微跡象，其危機在權力上層和權力下層都有表現，并助長了民粹主義亂象。
第一，在權力上層，三權分立制衡結構異化，權力腐敗成為公開的秘密。權力先天地趨向腐敗，因此權力制衡和權力監督是必要的。然而，在西方國家，舊三權分立結構早已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三權分立結構：財團、媒體和政權。其中，政府權威不斷被削弱，媒體作為新興力量崛起，財團則居于核心地位。財團—政權—媒體，三大勢力構成當前西方民主國家的“超穩定權力結構”。在“選舉至上”的政黨政治中，不乏財團和媒體躲在背后操縱選舉過程的情況。由于媒體由財團掌控，表面上熱鬧的選舉政治和政黨政治變成了寡頭政治。法國記者阿爾諾•維維昂表示，95%以上的法國媒體控制在7人手中，由他們決定誰將贏得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2016年4月美國爆發大規模公民抗議的“民主之春”運動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在權力下層，選民作為沉默的多數被操控和利用。雖然民主選舉的游戲一再上演，但是沉默的多數永遠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單純數據。將民主理解為政治權力的票決，定期選舉，多數者勝出，政黨輪替，這是西方選舉政治的定式。但是西方選舉制度已經異化為選票政治，選舉亂象時有發生。在選票政治下，人民民主權利被擠壓，為資本操縱留下了空間。為了博取選票，黨派競爭演化為演講技巧和財力比拼，真正的治理規劃和治理理念往往被忽略。資本主導的選舉在合法外衣下，精致而隱蔽，卻無法體現人民真實的選舉意圖。如根據《紐約時報》和全美廣播聯合調查顯示，有84%的選民認為，當今美國選舉摻雜太多金錢因素，85%的選民認為，需要改革或重建美國選舉制度。
第三，競爭性選舉制度助長了民粹主義，推動民主政治走向過激化。英國全民公投“脫歐”是西方政治民粹化的典型象征，一些政客在選舉中以分裂社會來煽動民意，其個人主張充塞著反民主、排外、孤立、種族分裂、性別歧視等思想，這些政客是民粹主義的勝利和民主的失敗。這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容易滋長民粹主義，競爭性選舉制度助長了民粹主義。法國、荷蘭、奧地利等國出現了勢頭強勁的右翼政黨，對西方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構成挑戰，值得整個國際社會警惕。
市場經濟危機
隨著經濟增長和市場全球化，全球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增大，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經濟發展模式失衡、宏觀經濟政策失靈、經濟結構失調等危機。市場經濟危機的實質是國家治理危機，是基本經濟制度，即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必然結果。市場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新自由主義泛濫導致市場失靈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和英國政府竭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強調削弱政府權力，廢除政府對經濟，尤其是金融資本和財團的種種限制性規定，同時大規模為企業減稅。在短時間內，新自由主義為推動英美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為資本擴張埋下了隱患。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策略是“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實質是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一切取決于市場，過分信任市場。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性失衡的理論根源。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下，尤其是互聯網經濟模式的興起，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組織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導致社會資源過度向金融領域集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投資比例被打破，導致國內經濟結構失調。這種局面在短期內無法得到有效的緩和，并且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漫延，最后發展成為一場全球金融危機。
自由市場受到沖擊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在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下，重建自由市場信心日益缺乏。2008年金融風暴給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極大打擊了人們對自由市場能夠提高生活品質的信心。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下滑至3.1%，受到英國“脫歐”和美國低速增長溢出效應的影響，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受到抑制。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快速崛起，西方社會對自由市場愈加缺乏信心。
社會階層之間、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分化加劇
不僅西方國家內部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而且西方發達國家之間也形成了窮國和富國。不平等與再分配問題歷來是政治沖突的核心，更是社會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加速推進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正如皮凱蒂所指出的，資本導致的不平等總比勞動導致的不平等更嚴重，資本所有權（及資本收入）的分配總比勞動收入的分配更為集中，工資收入增長速度總是趕不上資本回報增長速度。西方社會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伴隨著近十年互聯網金融資本的崛起，資本流動性和集中性大大增強，尤其是資本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對傳統產業以及現有政治權威形式造成挑戰。富人們相對有能力投資增加收入，且資本不必尋求與社會勞動相結合便可實現增值，而普通民眾依然只能以勞動收入為主要來源，資本家不斷壯大，中產階級不斷萎縮。為了應對收入差距擴大，西方國家的政府也采取了相應措施。例如，在2015年美國國情咨文中，奧巴馬力推“中產階級經濟學”，把提高最低工資列入施政目標。英國首相卡梅倫也表示，“要為只拿到最低工資的就業者免稅”。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貧富分化趨勢，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多元文化危機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推崇自由、平等、民主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受人口構成、社會文化結構變化影響，這種價值觀在自由市場中遭到扭曲，社會機會不平等加劇，多元文化沒有受到同等對待，基于個人權利和相互尊重的社會共同體情感紐帶受到撕裂。西方國家正面臨價值觀危機，在宗教信仰、文化認同、民族國家認同、階級和等級差別與認同等方面都有表現。
自由主義價值觀走向反面
在西方價值觀體系中，由于推崇個人權利至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權看作天經地義的，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的，曾經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為阻礙人類文明進步的力量。自由與民主曾是西方社會活力的來源，在現代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亞當•斯密將“看不見的手”“公正的旁觀者”“經濟理性人”“守夜人”等經典隱喻綜合起來，提出了一個有關未來文明社會的烏托邦；諾齊克提出“最小國家”體現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堅持從個人主義出發，強調維護個人自主。自由主義者對自由理想的堅持如今卻因個人主義放縱而發生了蛻變，甚至侵蝕到了公眾利益。托克維爾指出，自由主義個性解放的理想會落入個人狹隘利益的窠臼。西方社會的現狀正是對這一趨勢的證明：自由競爭狀態讓資本主義本性欲望暴露無疑，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盛行。人們不斷陷入利益博弈，以自由的名義，最終變成金錢的奴隸。資本以壟斷形式發揮作用，在強大的資本面前，普通民眾的利益空間不斷被擠壓。跨國資本在自由、人權等美麗口號之下，完成著對社會財富的掠奪。
社會群體多元共處困境凸顯
在一些西方國家，只有流行文化和流行的生活方式在受到世人推崇，少數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長遠來看，如果社會群體多元共處存在困境，一些少數民族和社會群體要么被邊緣化，要么面臨被其他主流民族或社會群體同化的危險。
當今西方社會逐漸形成了以穆斯林為代表的外來移民和堅持西方傳統宗教、文化價值觀的保守派民眾兩個截然對立的群體。這兩大群體在價值認同上存在明顯差異和矛盾。既要堅持西方社會的言論自由，又要維護穆斯林移民的宗教習俗，這是西方國家面臨的一大難題。西方社會既要采取開放的社會模式，同時又維護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認同，內心里不接受非西方文化和宗教的社會思潮逐漸在西方國家占據主導地位。例如，2016年12月，默克爾在基督教民主聯盟會議上表示，希望能夠通過立法手段在德國境內禁止佩戴覆蓋全臉的面紗，認為“蒙面面紗不屬于德國”。德國內務部長德邁齊埃此前曾呼吁在公共場合禁止佩戴穆斯林服飾。
福利成本成為重大負擔，文化沖突難以調和
拋開民族文化因素，單純從外來人口不斷涌入歐美國家造成的社會生活和工作壓力來看，日益增加的福利成本正在成為西方國家的重大負擔，由大量難民涌入帶來的社會政治問題正在轉變為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危機，迫使西方社會日益趨于保守主義，對難民逐漸由歡迎轉向拒斥。
“多元文化主義”是近20年來活躍于美國學術界、政治界的一種政治和社會理論，也是當今西方國家解決文化融入問題的主要方式。但是強調從文化方面解決社會群體問題，是對政治、經濟和社會不平等的刻意回避，族群分化、文明沖突并沒有得到解決。歐美本土民粹主義和外來移民極端勢力處于對立狀態，找不到有效治理的辦法。由于戰爭和動蕩而導致涌入歐洲的難民潮正在使這一難題加劇，英國和美國正在設法把難民堵在國門之外，但是已經涌入的難民已然成為嚴峻的社會政治危機。
在難民問題、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加劇的今天，無論把移民或難民堵在國境之外，還是對他們進行認真審查或甄別，對非法移民進行驅逐，都會在國際社會激起強烈反響。讓具有不同文化背影、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種族的社會成員在同一個國家或社區和諧共處，將成為西方社會治理的一大難題。
社會關系危機顯現
社會階層流動性減弱，機會不平等加劇，社會地位和身份固化，造成社會分裂和隔閡，社會團結合作成為一大難題。社會流動性是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的重要來源，相對于資本流動性的增強，西方社會的流動性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而減弱。經濟學家注意到，在過去30年里，美國社會流動性已明顯下降，出生在25%低收入家庭的人，最終進入25%高收入階層的概率減少了一半。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減弱造成了機會不平等。例如，美國不同社會階層在考試分數、完成學業時間、選擇職業和收入等方面的統計數據均表明，美國社會的機會差距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趨于縮小，但現在正在不斷擴大。這種機會差距主要體現在教育上：公立學校資源匱乏，集中大量資源的精英教育卻只屬于上層社會。
全球治理危機
經濟全球化不僅影響著各個國家的經濟聯系，而且影響著國際社會的政治、軍事等秩序。2008年金融危機加劇了西方國家的地方治理危機和國際關系危機。在國內民族關系、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上，一些民族、地方政府及其政黨嘗試通過民主公投的形式謀求民族獨立或地方自治，對國家主權權威和領域完整構成挑戰。在國際關系上，一些新興國家快速崛起，正在挑戰西方霸權，國際秩序面臨重大調整。西方國家顯然還難以適應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第一，一些西方國家的地方政黨和民族政黨，為了自身利益，在政治上利用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對現有民族國家體系構成挑戰。近年來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的局部戰爭一直延續著，筆者認為，西方主要國家對這些戰爭的發生負有主要責任。在“人權高于主權”口號之下，歐洲周邊國家和地區一直受到武裝和政治勢力干預，產生了大量難民。這些難民把歐洲作為避難首選地，大量難民涌入歐洲，給當地政府維持社會治安帶來困難，也給當地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消極影響。在金融危機和難民潮雙重夾擊之下，歐盟作為超國家聯盟面臨分裂風險，英國作為民族國家遇到蘇格蘭民族分離主義力量，西方國家內外交困，國際信任度趨于下降。
第二，作為價值觀輸出國，西方國家給價值觀輸入國帶來的苦難多于幸福，動蕩多于安寧，戰爭多于和平，混亂多于秩序。西方國家曾經以解放者姿態出現在不民主、不自由和不平等的發展中國家，但他們的介入除了給當地政治社會制造動蕩和混亂以外，并沒有帶來太多實際好處。反觀西方國家內部，諸如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國家曾經引以為驕傲的觀念，在它們的現實政治與社會關系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第三，大量外來難民涌入加重了歐盟社會治理危機。由于歐盟實行的是人財物自由流動制度，歐洲的核心國家和核心城市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尋夢者，吸引著來自中東、北非等地的避難者。由于金融危機，歐盟自身經濟面臨諸多困難。部分注入因素和內部危機疊加，加重了歐洲國家的社會治理危機。
第四，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西方國家內部一直存在著民族分離主義、地方自治、地方分裂的勢力，對民族國家主權構成威脅。21世紀分離主義或許采取像公投之類迎合現代民主政治的溫和策略，但掩蓋不了其解構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實質。作為全球治理主角，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向衰落，西方主要國家遭遇信任危機，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遭到質疑。
治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過程。西方治理模式不是唯一標準或模版。隨著西方國家治理危機的加深，其制度合法性和權威性也日漸下降。在推行全球正義的今天，更多發展中國家應被賦予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推動建立更民主、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對中國而言，在全球治理范圍內，要保持自身的話語權，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國家主權是治理的前提，治理不僅是為了實施主權，而且是為了維護主權，體現主權權威，更是為了實現主權目標。至于西方社會能否涅槃重生，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分別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