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進程在2016年出現了明顯轉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一波全球化已導致全球層面嚴重的經濟與貧富分化，政治極化與社會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反全球化浪潮；直接導致了各國內部矛盾尖銳且難以調和，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空前及對不平等、不公正全球化的強力反彈，國家領導人的領導力面臨空前挑戰，全球局勢動蕩加劇。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或自我修復階段，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開始復興，世界在尋找新的方向。
【關鍵詞】反全球化 政治極化 貧富分化 特朗普現象 文化多元主義
【中圖分類號】D0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3.002
2016年是全球化逆轉的元年嗎？對此，學者已有廣泛的討論，但伴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及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全球貿易已連續5年低于各國GDP增速等一系列標志性“黑天鵝事件”的出現，全球化進程在2016年無疑已明顯出現了轉折。
通常認為，全球化經歷了三個波次或四個階段。從地理大發現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全球化空前曲折及調整時期，一戰爆發和1930年代國際金本位制崩潰，全球化開始了第一次逆轉過程；二戰后是分裂及平行推進的第二波全球化時期；冷戰后則是全球化深入、全球拓展的第三波，全球化時代的真正到來。總體上看，近500年以來，全球化盡管有重大挫折，但依然不斷深化向前。
問題在于，2016年是不是這一波全球化的頂點，未來走勢及影響如何，我們需要一個更清晰的判斷。應該說，這一波全球化已導致全球層面嚴重的經濟與貧富分化，政治極化與社會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反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負面效應一：發展的不平衡與貧富分化
全球化是全球市場形成過程，是商品和資本市場不斷融合的過程。全球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形成，又進一步加快了資本、商品、資源、生產、技術及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國家間聯系和相互作用加強，從而極大地推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全球化也導致了地區間、國家間及國家內部的發展不平衡。
從地區間發展看，全球經濟、貿易和增長重心正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世界領先，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迅速上升。除了東亞是“世界新的經濟增長中心”，亞太地區總體保持了較好發展勢頭，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更加突出，人們開始感受到來自太平洋的經濟挑戰。法國凱捷集團（Capgemini）發布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數據顯示，亞太和北美早已是財富產生的主要區域，2015年亞太地區的高凈值人群財富規模首度超越美國，成為高凈值人群（HNWI）財富規模總和最高、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①
從國家間的發展看，全球經濟重心轉移到了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1世紀頭十年，新興經濟體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長率超過8%，遠高于發達國家經濟2.6%的平均增長率和4.1%左右的全球經濟平均增長率。②過去幾年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占世界總人口的85%，全球GDP的約60%。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些國家成為全球活力的來源，貢獻了全球增長的80%，新興市場國家已呈現出整體崛起的態勢。③
但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仍然存在嚴重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源于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增長仍然高度依賴于初級產品部門，是2002年以來的這一輪初級產品“超級周期”推動了它們近10年來的經濟增長。而普遍高度依賴于資本流入和信貸膨脹，換言之即債務膨脹，也給他們埋下了經濟逆轉、倒退的隱患。④實際上，南北發展依然存在日益嚴重的不平衡。發達國家憑借其在資本、技術、信息等方面的壟斷優勢，憑借其掌握的世界政治經濟組織的各種制度安排，通過國際間產品、技術、資金、勞動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換及剩余價值的轉移，從而在世界性的生產與交換活動中獲取超額利潤，使由來已久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南北發展差距和貧富懸殊愈來愈大。
再從國家內部看，世界范圍的財富流動進一步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貧富懸殊與兩極分化。二戰后，受新技術革命推進的影響，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所謂的“黃金時期”，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甚至一度有日益“中產階級化”之說。20世紀80、9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貧富兩極分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全球中產階級規模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縮趨勢，人們開始探討起“中產階級危機”問題。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研究發現，在過去20年，110個國家中竟有65個國家（大約占60%）出現了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下降，一些大國，特別明顯的是印度和美國，在1990～2008年間大幅下滑了5個百分點，以至于帶動世界平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2個百分點。⑤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產階級不斷攀升的失業率以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全球中產階級正在面臨坍塌的危機，西方國家出現了“集體向下沉淪”的局面。⑥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以研究不平等問題見長，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在2016年的新書《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式》中，他繪制出1988～2011年間全球收入的分布圖。由于形似大象，又被熱議者取名為“大象曲線”。（見圖1）該曲線清晰地表現了全球收入增長的三個關鍵點：A點代表處于全球中位收入（50百分位）附近的人群，增長最快；B點代表80～85百分位的人群，其真實收入增長乏力；C點代表全球最富1%的精英的收入增長。曲線顯著下降部分是在收入分配第75到第85百分位之間的家庭——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級，遭遇了二十余年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因此成為這一輪全球化以來的最大輸家及滿腹牢騷者。他們就是特朗普現象、英國脫歐背后的憤怒力量。
2015年初，全球援助與發展組織樂施會（Oxfam）發布報告稱，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令人震驚，不平等加劇的問題正在成為全球主要議題。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全球財富的比重從2009年的44%增長至2014年的48%，到2016年將增至50%以上。⑦瑞信銀行（Credit Suisse）發布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指出，2016年，全球成年人所擁有的平均財富是五萬多美元，但這個平均值絕大部分是那些富人貢獻的，世界上接近一半的成年人只有兩千多美元的財富，最貧窮的20%只有兩百多美元的財富。全球最窮的一半成年人口（bottom half）擁有的財富還不到全球財富的1%。與此同時，全球最富的10%人口占據了全球接近89%的財富，而全球前1%的富豪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了全球總財富的一半，達到了50.8%。⑧更嚴峻的是，世界銀行2016年10月2日發布的報告指出，全球仍有7.67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每天僅靠不到1.9美元維持生活。該報告警告稱，若不能更妥善分配成長，就會遺棄經濟底層人口。⑨財富分配不平衡仍然是最主要的問題，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后，這種不平衡進一步加劇。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剝削的國際化，除了地區之間的競爭，發達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與對立，也使原來國內的階級矛盾，演變為全球資產階級與全球無產階級及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與對立，世界性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未必導致一戰、二戰那樣全球規模的世界大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勢必產生眾多“失敗國家”。而政治極化、政治潰敗又加劇這一趨勢。
全球化負面效應二：政治極化
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政治，經過數個世紀的發展，本已走向日趨成熟。雖然黨爭綿延不絕，但在大多數議題上均存在共識，所以承平年代斗而不破，大難臨頭則共渡時艱。而隨著全球化加速發展，現代社會利益的高度分化，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出現，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民主制開始運作不良，傳統政黨政治已陷入政治僵局，各國國內政治力量出現錯綜復雜的整合和重組。為此，選民將大量選票投給更為激進的左翼和右翼，以表達對傳統政黨的失望甚至憤怒的情緒。正因為傳統政黨已難有所作為，美歐同時興起一股強勁的反主流、反建制的潮流，政治黑天鵝事件頻發。
剛剛過去的2016年，歐洲右轉不斷。難民危機加劇歐洲國家憂慮，多國關閉接收大門；法國、德國等頻遭恐襲，民眾神經緊繃；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力量引領英國投票脫歐，首相卡梅倫辭職；法國極右翼政黨雄心勃勃爭取權力，總統奧朗德因支持率低放棄尋求連任；意大利憲法公投失敗，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辭職。鑒于意大利總理下臺，意大利選舉可能提前舉行。因此，2017年將是歐盟三個重要成員國——法國、德國、荷蘭大選之年。民意調查顯示，法國前總理、中右翼政黨共和黨領導人菲永（Francois Fillon）將輕松擊敗反移民和“反歐”的“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lePen），然而“國民陣線”的支持率戲劇性的不斷攀升并不能對此加以否認。現在的“國民陣線”已從幾年前僅為18%的支持率，很有可能將一躍而成為法國第一大黨（或第二大黨）。在德國，由女主席佩特里（Frauke PETRY）所領導的新興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異軍突起，將完全有希望成為進軍德國聯邦議會的第一個極右政黨。自26年前德國重新統一以來，默克爾形容這次大選將是最為艱難的一次。在荷蘭，當前以及近幾個月以來，反伊斯蘭教、反移民、主張脫歐公投的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及其領導的荷蘭自由黨（PVV）在民調中一直處于兩位數領先，今年3月15日開始的荷蘭議會選舉將面臨著一場勢必勝利的史詩級戰役。在意大利，倫齊2014年擊敗五星運動黨登上意大利總理寶座；但五星運動黨在2015年夏季的當地民意調查中高調復出，甚至還一舉將羅馬和都靈市長職位收入囊中。不可否認的是，自7年前成立以來，反政府的五星運動黨的支持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五星運動”領袖、前喜劇明星貝普·格里羅（Beppe Grillo）此前放言，若在下屆國會大選中獲勝，便會推動意大利脫離歐元區的公投。
在疑歐主義的極右勢力趁勢崛起的情況下，仍可能出現“黑天鵝”亂飛，甚至“多米諾骨牌”效應，令歐盟前景陷入更大不確定性。無論疑歐、極右政黨是否能上臺掌權，多個歐洲國家執政的核心都已開始動搖，并已嚴重沖擊了歐洲政治版圖和歐盟一體化進程。
在美國，自從上世紀70年代之后，極化程度就一路走高，尤其是在90年代之后，極化程度比起歷史上其他時期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以美國參眾兩院為例。在上世紀70年代末，眾議院尚有30%的中間溫和派，而到了21世紀初則下降到8%，與此同時立場強硬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則從27%上升到57%。⑩參議院中間溫和派則從41%下降到5%。?而且，國會兩院的所謂“按黨派投票”（party voting）的比例也都在上升。眾議院從20世紀70年代的36%上升到90年代的54%，參議院則從42%上升到57%。?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稅率、財政赤字、外交政策等方面本有因歷史因素形成的分歧，但在極化背景下，兩黨內部越來越同質化，同時兩者之間越來越異質化，兩黨溫和派越來越少，交集越來越小，這種政治極化趨勢在近些年愈演愈烈。?
再以奧巴馬政府為例，奧巴馬總統在上任之初的《刺激經濟法案》在眾院沒有獲得一名共和黨議員的支持，在參院也僅僅獲得三名共和黨議員的支持，共和黨議員使盡渾身解數扼殺奧巴馬的經濟刺激還是救助銀行；其更具爭議性的健保改革法案——《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更是在國會兩院遭到了所有共和黨人的反對，進而共和黨人不惜以政府關門為代價來阻撓奧巴馬醫改法案的實施。自奧巴馬的醫保法案生效后，廢除奧巴馬醫保法案成為共和黨矢志不渝的政治訴求，國會里的共和黨人已先后50余次試圖廢除或破壞醫保法案。?面對政治僵局，奧巴馬在第二任期不得不采用總統行政命令規避國會審議的方式，兌現在控槍、移民政策改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推進清潔能源計劃等議題上的承諾。2013年1月16日，奧巴馬總統曾簽署附有23個條款的控槍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被稱為是近20年來最全面、最徹底、最嚴格的控槍方案。此后由民主黨參議員主導了一項“美國控槍法案”，但在當年4月17日的參院投票中以54票支持、46票反對，未獲通過提案所需的60張最低票數而夭折。即便2016年6月12日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夜總會慘烈的槍擊案，兩黨也難有共識。共和黨人認為是恐怖襲擊，政府的國土安全政策有問題，民主黨人則認為屬國內槍支暴力犯罪，應加強槍支監管。同樣，2014年11月，奧巴馬又繞過國會通過總統行政令調整移民政策，使多達500萬人免受驅逐，但遭到眾議院共和黨及得克薩斯州牽頭26個親共和黨州聯合控訴奧巴馬移民改革違憲，美國最高法院2016年6月23日以4:4的表決結果讓該奧巴馬的移民改革無功而返。
在大法官提名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G. Scalia）2016年2月13日因心梗在睡夢中辭世。一小時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的麥康奈爾就聲明這一空缺應該由新總統明年上任后再填補；幾乎同時，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即態度堅決、針鋒相對地表示將盡快提名新的大法官人選。3月16日正式提名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大法官梅里克·加蘭德（Merrick B. Garland），但共和黨參議員們一直拒絕為提名召開候選聽證會。
另外，在對外政策方面，美國兩黨“一致對外”的時代正迅速消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不顧奧巴馬總統反對到美國國會演講，奧巴馬政府一改以往在定居點問題上動用否決權庇護以色列的做法，2016年12月23日投棄權票放行安理會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居點活動的決議，重申以在巴被占領土上的定居點活動“違反國際法”。共和黨主導的美國國會拒絕給奧巴馬政府“快車道”（fast track）談判授權，拒絕批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使作為奧巴馬重返亞太的核心經濟政策或標志性舉措受挫；在美俄關系方面，特朗普數次贊揚俄總統普京，而奧巴馬在制裁俄羅斯的同時，還于去年12月29日以俄羅斯通過網絡手段干預美國總統選舉為由，宣布驅逐35名俄外交人員。
美國國內社會運動及2016年大選也是觀察美國政治極化的重要窗口。2009年的茶黨運動（Tea PartyMovement）反對奧巴馬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醫療改革方案，主張政府要縮小規模、縮減開支、降低稅收、弱化監管，和歷史上的其他右翼運動一樣，主張反對“大政府”。茶黨對奧巴馬政府的抵制使共和黨在其執政兩年后控制了眾議院，在2014年又成功奪回8年前失去的參院。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意圖是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則主張限制壟斷、保障民權，繼承了歷史上左翼反對“大公司”的傳統。“占領華爾街”運動使得民主社會傾向的桑德斯在民主黨內崛起，并直接對民主黨黨內建制派的當家人克林頓·希拉里的黨內提名構成了直接挑戰。
再看2016年的大選，特朗普、桑德斯等反主流、反建制派候選人的強勢崛起更是美國政治極化所致。自負且不時說出種種政治不正確言論的特朗普以及并不符合美國政治傳統的社會主義者桑德斯之所以能夠吸引大批選民，源于選民對傳統政治精英（建制派）的失望與不信任。政治極化及其導致的激烈黨爭、立法僵局和骯臟政治等負面現象，讓不少選民對主流政治的失望、厭惡和憤怒轉化為民眾對非傳統政治人物或是“反建制派”的強烈期待。隨著2009年開始的兩場社會運動和2016年大選中左右非建制力量的崛起，公眾的政治意識被喚醒，因此帶來的社會右傾、左傾趨勢短期內必然加劇美國政治極化。?應該說，傳統政治精英無法形成共識并取得政治突破，更激進或反建制的代表人物上臺就成為必然。
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社會撕裂與政治極化的美國，再與其分權制衡體制結合，最終導致福山所說的相互“否決政治”（vetocracy），政治僵局，甚至是政治衰敗也難免會出現。福山認為：“政黨沒有激勵，不愿切斷來自利益集團的財路；利益集團也不愿看到金錢買不到影響的新體制。”?而前面提到的經濟學家米拉諾維科則認為，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中，“發達國家的頂層階級不斷累積越來越多的收益，一直使得他們與他們自己的同胞在社會層面和精神層面分離開來”。西方世界中全球化的“輸家”，尤其是在美國，幾乎沒有發言權，因為富人，即在圖1中收入增長的前5%的人，已開始掌握了政治的進程。他們運用政治權力使得全球化延續時，卻掏空了國家民主，并使得許多國家更接近成為富豪統治集團。因此，選擇處于兩者之間，要么富豪統治集團和全球化——要么民粹主義和停止全球化！?
全球化負面效應三：文化多元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在“地球村”的交往更加廣泛、更加頻繁，經濟全球化是加快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強大動力，也為多樣、多元文化的碰撞、沖突提供了機會。因此，全球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僅限于經濟、政治領域，也涉及到文化領域。
而且，全球化帶來不斷增長的信息、資本、全球性“貿易”商品和服務、價值觀和規范等的跨國流動的同時，一個最顯著、最重要的后果是“可流動”的人口越來越多，人口流動規模空前。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截至2015年底，估計有超過2.44億名國際移民，約占世界人口的3.5%，比2000年增加了7700萬人，增幅達41%。其中48%是婦女移民。同時，由于局勢不穩和沖突，截至2015年底，全世界估計共有2100多萬難民和300多萬尋求庇護者，另有7.63億國內移民（約占世界人口的11%），其中有4000多萬人是國內流離失所者，全世界流離失所問題也達到幾十年來最嚴重程度。?不斷加劇的移民潮、難民潮也成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化及移民潮所引發文化、宗教、價值及認同的多元，由此產生的文化融合與沖突問題已引起相當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西方世界一種政治正確的主流觀念和政策，但隨著西方本土不斷遭遇移民多元文化的強烈挑戰，“多元文化”的權威性已開始動搖。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美國人身份/特性的中心標志是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致力于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以及開國前輩們所樹立“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但到20世紀后期，美國人的核心因素遇到了諸多方面的挑戰：蘇聯解體，美國已是國無外敵，美國社會團結削弱，國民身份的重要性下降了，而精英人士日益強調其世界主義的和跨國的身份/特性；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移民新浪潮，西班牙語有形成美國第二語言之勢，美國社會中出現了拉美裔化的傾向；美國學術界和政界流行的多文化主義和多樣性理論的影響；一些群體強調立足于人種和民族屬性及性別的身份/特性，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國政府也會對美國社會施加影響。亨廷頓由此認為，美國若不能重新振作國民身份和國家特性意識，確立國家的目標感，以及國民共有的文化價值觀，美利堅合眾國也難免會遭受斯巴達、羅馬等國家滅亡的命運。
比亨廷頓更激進的是美國暢銷書作家馬克·斯坦恩（Mark Steyn），他在《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一書中尖銳指出：眼下最當緊的關鍵問題在于，并非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而是西方世界的終結。西方國家人口規模的減少。歐盟內“西方”婦女的生育率只有1.4，美國2.1的生育率也不過是維持人口穩定所需要的生育率，而同樣住在歐盟國家的穆斯林婦女的生育率是3.5。?1970年，發達國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伊斯蘭世界的兩倍：30%對15%；到了2000年，兩者已然平分秋色，各占20%的份額。再到了21世紀中期，小而又小的也門也將在人口數量上超越地廣人稀的俄羅斯。伊斯蘭人口有將伊斯蘭世界融為一體的雄心壯志，由此形成了中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穆斯林族群的首要而核心的身份認同。西方穆斯林那橫跨世界的伊斯蘭身份認同正在取代舊式的民族主義思潮，并成為諸多全球性問題的首要誘因。伊斯蘭力量已使歐洲脆弱不堪，無力抵抗自身逐步“伊斯蘭化”的變異趨勢，同時也給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未來命運敲響了警鐘。
全球化主要是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是世界“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是“可口可樂”殖民化（Coca-colonization），是西方的理念、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向世界輸出與普及，而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又進而強化了西方人對自由主義傲慢與自信。從這角度來說，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樣性面臨嚴重威脅，加劇了不同文化間的緊張。
同時，全球化引發的認同危機給民族國家帶來了巨大挑戰。全球化導致國家認同在民族國家內部出現縱向的轉移和橫向的分散。縱向上就是向上為全球性超國家共同體的認同，向下是個體意識的覺醒、區域認同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分離。橫向上主要表現為認同向社會組織和社群的轉移。全球化造成國家權力開始分層化和中空化，國家在權力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動搖。?
國家認同在橫向層面的分散又進而引發的公民身份的多重化。公民在身份內容上、身份結構上的角色困難，使公民難以確認自己所屬的單一共同體并對之心懷歸屬感。而不同文化間在基本價值、歷史、習俗、心理等方面的異質性，使彼此沖突在所難免，而文化沖突又反過來強化、激發了各個文化共同體內民族認同的構建。【21】這又引發兩種后果：對多元文化國家來說，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疏離與排斥，導致國內族群沖突、分離運動，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死灰復燃；而對非西方國家或西方國家邊緣群體，則表現為對西方“普世主義”或主流社會的反抗，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及恐怖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蔓延。
原教旨主義體現了在現代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宗教本身的回歸，是以一種少數派和弱勢群體的反抗。全球化和現代化帶來了普遍的物質福利，卻也形成了新的精神壓力和困境。他們無力對抗，從而選擇了退縮，希望從傳統文化身份與封閉的群體中找到自我及精神的滿足。【22】而他們對主流文化、理念和準則的拒絕，對主流社會、政治進程的疏離和不滿，對主流政黨、教會和工會等社會機構無法理解他們的關切和需求的絕望，推動他們尋求其他替代性主張，并走向了黑白混合的極端伊斯蘭主義。
反全球化的未來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嚴格來說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另一種利益、另一種力量、另一種話語及另一種模式。同時，也不宜對反全球化做標簽式的解讀，即反全球化就一定是壞東西，反全球化就一定意味著是全球化的倒退。實際上，反全球化與與全球化是同一進程，或者說反全球化是對全球化的糾偏與調整，是為了推進更好、更公平的全球化。譬如1999年WTO西雅圖抗議運動中，參與反全球化運動的抗議者達5萬之多，2001年熱那亞八國首腦峰會期間多達12萬人參與反全球化抗議，但抗議參與者本身就是來自全球，是全球化的結果。因此，反全球化運動針對的是國際社會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強烈抗議全球化帶來的各種鴻溝、弊端與社會問題，倡導公平、正義與平等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若用筆者提出的競合主義理論，反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就可以進一步理解為，不同力量之間的利益競合、權力競合與話語（身份）競合的結果。多元文化主體中“自我”與“他者”也是競合關系。【23】若當這種競合關系破裂，彼此無法相互理解，無法很好地正視或融入“他者”的身份、話語及存在的話，弱勢一方勢必用極端暴力表達其身份、話語及存在。不公正的全球化產生的憤怒者及移民潮等導致英國脫歐、美國對外政策轉向，恰恰證明“雙層競合”的合理性。【24】
首先，全球政治動蕩進一步加劇。眾所周知，本輪全球化一個鮮明特點是全球資本跨國流動，以尋求低成本勞動力，同時后發國家人口跨境到發達世界尋找更高待遇工作的雙向流動為主要特征。資本在全球配置獲得極大利潤的同時，也將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增長、貧富分化推向了極化。政治精英與國際資本，加上新技術的三者“鐵三角”式結合，已對全球中低階層構成更大、更嚴重、新形式的剝削和壓迫。全球中低階層——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日益被邊緣化，處境日益維艱。
頗值得回味的是，150多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說過“工人無祖國”，而今天的世界現實是：不是工人無祖國，而是跨國公司與那些不愿意打領帶的精英階層（men who don't wear ties）無祖國，是全球資本與政治精英的聯合統治的確立。這種統治帶來不平等、剝削與壓迫，繁榮背后的社會問題和危機的更隱蔽，更嚴重，這就決定了反全球化浪潮實現的目標與任務更艱巨，時間更漫長，斗爭更激烈。在此形勢下，這些矛盾與沖突還會進一步地蔓延與激化，從短期，或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看，全球政治動蕩進一步加劇。更可怕的是，社會騷動、地區混亂、地緣戰爭，甚至我們不愿意看到、無法面對的種族屠殺與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都有可能發生。對此，我們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與準確判斷。
在當前形勢下，相當多的學者竟然認為，中國是上一輪全球化受益者，中國應扛起新一波全球化及自由貿易的大旗。實際上，中國既沒有英美強大的軟力量，更無美國凌霸全球的硬實力，打腫臉充胖子，豈不是自討苦吃？“搭便車”容易，而在一個動蕩年代提供和平紅利卻不是一個非霸權國所能承受之重。
其次，政治家治國而不是經濟學家理政。2016年，以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為標志，從美歐開始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反主流、反建制世界性浪潮。新一輪來勢洶洶的反全球化浪潮與20世紀民族主義何其相似！正如上一輪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單向“征服”為主的全球化成功催生出了帝國的模仿者和被殖民者的民族國家夢，從而把自己埋葬。正是民族主義“影響并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版圖”，并使“殖民主義統治造成的國際層面的民族問題基本上得以消解”。【25】同樣，這一輪全球化也制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反全球化。從這個方面看，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亦會從根本上改寫未來的國際格局。
總體上看，這一輪反全球化浪潮來勢洶洶，根本還是政治上出了問題。資本、技術為誰服務，決定權在于政治。而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是一種隱形、冠冕堂皇的腐敗與掠奪，實現“權為民所用”的根本在于保障民權，需要更嚴格、更新形式的權力監督、制衡機制。至于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對過去全球化調整及糾偏何時為止，筆者認為，全球化的未來取決于精英們的共識與行動。
再進一步地看，不管經濟學家如何自圓其說，僅從經濟談經濟任何國家均是沒有出路的。并不是對經濟學家有任何偏見，而是他們與資本的天然聯系，決定了他們中多數人是資本的代言人。正是這個原因，世界發達國家立法與司法必須分開，部門立法必然嚴重不公，必須禁止。而實際上，同一個經濟問題在現實中卻有兩個答案。當減稅從美國到中國喊得震天響時，其實完全提升社會教育或福利水平也可以嘛。減稅可以增加企業的利潤，增加民眾福利譬如醫保同樣可以減輕企業支出成本，提供更優質的人力資源。這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為資本服務還是為大眾福利服務決定權根本在于政治，在于執政方向。對福利社會，高連奎已有突破性思考。“福利本身不是政府的負擔，而是政府對社會的投資，是會產生巨大效益的……反而會成為經濟繁榮的基礎。”【26】一句話，全球緊迫需要的是政治家治國而不是經濟學家理政。
我們再看下長期以來政治正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與中心工作。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對“文革”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撥亂反正，具有偉大轉折的現實與理論意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路線的提出是建立在十年動亂的背景，脫離這個背景，三十多年之后再思考就會發現新問題。普通民眾或社會以經濟為中心，百姓日常生活都圍繞柴米油鹽醬醋茶而奔波，這沒有錯，而不能組織、動員起來搞政治；但執政黨、政府的工作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有問題，政府過度介入市場，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直接后果便是權貴資本主義的成型。隨著經濟活力缺失，市場嚴重扭曲，分配差距加大、腐敗現象嚴重，社會信心的流失，及動蕩出現，資本就會大規模外逃，權貴資本主義只會出現發展的嚴重倒退，甚至是國家的崩潰！政府和執政黨的根本在于提供公平、公正的公共產品及服務于國計民生。政府的基本職能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政府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以社會與國家建設為中心”需要新一輪的思想解放。
最后，世界在尋找新方向。一方面，從英國脫歐，到特朗普當選，再到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等系列黑天鵝事件背后，我們看到的是“搗蛋”的普通群眾，是憤怒的選民對主流政客的不滿的發泄。英國脫歐是老年人踴躍投票支持的結果，“桑德斯現象”和“特朗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他們各自的支持者都對華爾街、大企業和兩黨建制派表示不滿甚至憤怒，及普通民眾對政治參與熱情空前。
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我們可以從美國大選中的天量小額捐款可窺一斑。2008年，奧巴馬是美國成為第一個拒絕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競選資金（8400萬美元）的總統候選人，奧巴馬獲得6.4億美元捐款中，來自小額捐款者（個人捐款200美元以下）的資金，就達到3.1億美元。小額捐款者約占給奧巴馬捐款總人數的85%。其競選資金也創造了歷史記錄，這在美國深受金融危機影響的背景下可以說是一個奇跡。2012年大選，奧巴馬陣營募集的競選資金再創紀錄，共計7.22億美元，其中來自小額捐款者占2/3，合計為4.83億美元。桑德斯拒絕接受企業和富人的政治獻金，但他依然積少成多地募集到1億8200萬美元！桑德斯捐助者平均每人捐款27美元。更讓意想不到的是，超級富豪特朗普也是一度依靠小額捐款成功縮小與希拉里資金差距及欠缺，特朗普是共和黨首位競選資金主要來自每人捐10美元或25美元草根支持者，依靠白人藍領和鄉村人口的踴躍投票最終打敗希拉里，而成為美國總統的提名人。民眾對政治熱情參與也讓即便形象清新、能干，昔日曾氣勢如虹、風光無限的傳統領導人的執政在全球化及網絡信息化時代面臨空前挑戰。諸如卡梅倫、奧巴馬、倫齊或樸槿惠，他們不是身心疲憊，就是黯然下臺。
另一方面，放眼全球，全球化造成了國家間、地區間、階層間、人與人之間的兩極分化與貧富懸殊，政治極化和社會嚴重不公平及多元文化引發的文化碰撞和文明沖突日益劇烈等嚴重后果，要解決這些矛盾與沖突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世界必將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
同樣是，美國2016年大選標志了美國政治的分水嶺。在美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度被認為水火不容，美國甚至不惜為此發動冷戰。2015年4月9日，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伯尼·桑德斯宣布將尋求2016年大選民主黨的總統提名，當時其民調支持率僅3%。桑德斯無論是名氣、資歷，還是政治人脈、資金實力，均遠不及希拉里·克林頓。他主張向丹麥、瑞典和挪威等國家學習，用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式來改善全民福利，在落后的情況下奮起直追，且愈戰愈勇，支持率一度直追志在必得的希拉里，使得希拉里始終無法提前鎖定勝局。最后，他作為一匹黑馬贏得23州初選，43%的初選得票率、1300多萬張初選得票數，及45%黨代表票的支持，【27】成功地讓美國政壇刮起了“桑德斯旋風”。何況，桑德斯的支持者大多是35歲以下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及青年選民。人們驚訝地發現這位來自佛蒙特這樣小州的參議員、立場超然獨立“政治異類”，已崛起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又稱為“桑德斯現象”。鑒于美國民主黨內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70%均是他的支持者，因此桑德斯以先知式的道德激情已將福利社會主義的種子播灑在年輕的一代人心中，同時折射出美國社會正在尋找新的政治方向與突破。
其實何止是美國，全球正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在尋找新方向。難道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成為世界新趨勢？不過，丹麥、瑞典和挪威等所代表斯堪迪納維亞式社會主義盡管不乏成功及美好，但他們畢竟體量太小，無法引領整個世界的潮流。這里需要反思的是我們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為何不能成為桑德斯及其追隨者、進而成為引領整個世界潮流的楷模？筆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過程仍保留了大量封建殘余、蘇聯模式的遺毒及對現代文明成果吸收不夠，更有相當一些人把這些糟粕當中國特色，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這需要再來一場“真理大討論”，進而進行一場把“殘余”“遺毒”真正去掉，把人類文明成果真正吸收進來的改革，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煥發蓬勃生機和更強的生命活力。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那樣：“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復興之日，便是我們破解反全球化困局，引領世界之時！
注釋
【1】Capgemini,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Capgemini Financial Services，2016.
【2】IMF, WEODatabase, Oct. 2010.
【3】王新萍等：《平等、開放、合作、共享，共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人民日報》，2016年9月18日，第3版。
【4】梅新育：《新興市場經濟體崛起的冷觀察：脆弱性及潛在危機》，《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第18期，第26～35頁。
【5】UNDP,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 20thanniversary e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New York, 2010, p.73.
【6】周淼：《日益擴大的全球貧富鴻溝與未來全球局勢的演變》，《紅旗文稿》，2015年第7期，第33～36頁。
【7】Oxfam, Wealth: Having It All and Wanting More, 2015.
【8】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 Zurich: Credit Suisse ResearchInstitute, 2016, pp.12-18.
【9】World Bank Group,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Inequality, UNITEDSTATE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6.
【10】Alan I.Abramowitz, The Disappearing Center: Engaged Citizens,Polariz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Press, 2010, p.141.
【11】Richard H.Pildes,"Why the Center Does Not Hold: The Causes of HyperpolarizedDemocracy in America",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99, No.2, 2011, p.277．
【12】Barbara Sinclair, Party Wars: 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 Norman,OH: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6, p.6.
【13】參見節大磊：《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美國民主》，《美國研究》，2016年第02期，第63～64頁。
【14】張蔚然：《奧巴馬否決旨在廢除醫改法案的法案》，中國新聞網，2016年01月09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1-09/7708530.shtml。
【15】劉輝：《政治極化與政治遺產——奧巴馬執政對美國政治影響淺析》，《當代世界》，2016年第12期，第19頁。
【16】［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59頁。
【17】Branko Milanovic,"The Tale of Two Middle Classes", YaleGlobal Online,July 31, 2014, Available at: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ale-two-middle-classes.
【18】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促進移民健康》，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第140屆會議，2016年12月12日，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40/B140_24-ch.pdf。
【19】Mark Steyn, 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DC: Regnery Pub., 2006, pp.23-39.
【20】俞可平等：《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0頁。
【21】王卓君、何華玲：《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危機與重構》，《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09期，第16～27頁。
【22】劉義：《以政治多元化應對宗教復興的挑戰》，《文化縱橫》，2015年第02期，第46頁。
【23】儲昭根：《競合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新探索》，《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08期，第43～52頁。
【24】儲昭根：《跨層次理論整合：從雙層博弈到雙層競合》，《國際觀察》，2016年第05期，第76～93頁。
【25】儲昭根、于英紅：《一戰后民族自決原則的公認與效應》，《世界民族》，2007年第04期，第17頁。
【26】高連奎：《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136～141頁。
【27】Lauren Steiner,"Bernie, Don't Do It!", LA Progressive, July11, 2016, Available at:https://www.laprogressive.com/bernie-endorsing-hillary/.
The Current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West: Causes and Future Trends
Chu Zhaogen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clearly changed in 2016,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is wave of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serious economic and wealth disparity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diversity across the world, and thus causes on a global scale a strong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it directly results in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being intense and difficult to reconcile and their people being enthusiastic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overreacting to unequal and unfair globalization, the leadership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the global turmoil is intensified. Globalization enters into the stage of deep adjustment or self-repair, social democratic trends begin to revive, and the world is looking for new directions.
Keywords: anti-globalizati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wealth disparity, Trump phenomenon, cultural pluralism
【作者簡介】
儲昭根，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南海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安全理論、美國全球戰略、非傳統安全與中國對外戰略。主要著作有《競合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新探索》《跨層次理論整合：從雙層博弈到雙層競合》《安全的再定義及其邊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