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價值觀與政府治理關系密切，隨著價值觀的改變，政府治理也應隨之做出一定調適，才能適應社會發展。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國的社會價值觀逐步由物質主義過渡到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在此背景下，政府要想維護社會穩定、鞏固治理秩序，便不能夠僅依靠提高經濟發展水平這一方式，而應該調整自己的治理方式，滿足大眾的價值需求。

【關鍵詞】后物質價值觀  政府治理  調適  包容性治理    【中圖分類號】C935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巨大進步，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人們的幸福感與安全感卻并沒有因經濟水平的大幅提高而顯著增長，產生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人們的價值觀已經悄然改變。為此，我國政府在治理上需要進行變革，去適應新的價值觀格局，這樣才能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治理秩序，提升自身執政的合法性，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政府治理生態

持后物質價值觀的大眾，因追求個人的全面發展與個人幸福而關注生態平衡，希望能夠實現社會、經濟、環境的和諧發展，并追求自由權利、公平正義與民主參與。總體而言，后物質價值觀將提升生活質量與實現自我作為優先目標，這種新的生活理念必然要對政府治理產生一定的影響。

首先，后物質價值觀影響治理民主。一個政府民主的程度和有效性不僅僅取決于政府的民主制度設計，還取決于民眾是否具備民主意識和參與民主運作的能力。后物質價值觀強調參與決策、自由表達，這種價值觀念無疑與政府的民主制度設計相契合，有利于推進民主化進程。事實上，后物質價值觀對政府治理的民主化十分重要，在后物質價值觀指導下，大眾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而政府不得不正視公民的參與需求，并在決策中征求大眾意見，這便形成了政府的民主化治理機制。可以說，后物質價值觀對一國民主政治的塑造能力要遠高于民主政體對公民進行民主教育的能力。

其次，后物質價值觀影響政府治理生態。從物質價值觀到后物質價值觀，個體的思想從原本的經濟發展優先轉變為保護生態環境優先，從原本的工具理性轉變為價值理性，由此也衍生出生態政治、綠色政治，即經濟的發展要以保護生態平衡為前提，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存。當前，環境保護超越地域、意識形態等因素而成為全球各國的共識，生態環境保護也成為現代政治不可回避的議題。在后物質價值觀倡導下的綠色政治理念消解了傳統政治格局中的“左右之爭”，執政黨往往為了獲取更多民眾支持，而摒棄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偏見，強調不同政黨之間的合作，增強了政黨之間的包容性。后物質價值觀強調政治參與權，這進一步推動了政治的社會化，讓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各種渠道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以實現個體的自我價值，這推進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現代化政府治理格局的形成。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對我國政府治理的影響

經濟增長促進了公眾認知水平的提高。隨著我國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價值觀念也逐漸發生改變。世界價值觀調查組織進行的第六次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顯示，在2010年到2014年間，盡管我國物質生活水平并未實現普遍富裕，仍有53%的調查對象持物質價值觀，但與過去相比，持物質價值觀的群體占比正在下降，持后物質價值觀的人群逐漸增多；調查顯示有56.6%的調查對象認為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中應將后者放在首位，即便因此可能帶來失業和經濟發展放緩的風險。由此可見，我國的價值觀總體上是向后物質價值觀發展的。后物質價值觀改變了我國政府的治理環境，同時也給政府治理帶來一定壓力。

后物質價值觀改變了治理環境。政府治理環境是指政府進行社會治理所處的社會背景，這主要表現在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政治生態以及社會日常生活方式幾個方面。首先，在經濟發展上，后物質價值觀認為經濟發展并非單純實現物質價值，而是要在經濟發展中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注重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后物質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一種人本經濟。受這種觀念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由線性經濟、高耗能經濟向循環經濟、節能經濟轉變。其次，在政治生態上，持有后物質價值觀的大眾不再過度關注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將注意力轉移到公共安全、社會發展、生活質量等公共話題上，淡化了階級對立、意識形態斗爭等問題。而且受后物質價值觀影響，個體越來越注重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利，更多的非政府組織開始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之中，官民的界限模糊。最后，后物質價值觀還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后物質價值觀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關注環境問題，并且將之與自己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密切關聯，為此公眾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環境保護的意愿，也促使政府在生態保護上加大投入力度。

后物質價值觀給政府治理帶來較大壓力。后物質價值觀的興起有利于促進民主、法治、自由、權利等思想的落地，對我國社會發展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但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盡管后物質價值觀成為一種發展趨勢，但我國當前還處于物質價值觀與后物質價值觀并存的狀態。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發展存在不均衡，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后物質價值觀已經較為流行，個體開始追求自我價值與享受人生，而經濟落后地區卻還處于基本物質需求得不到滿足的狀態。這種經濟發展的失衡以及價值觀的分化給我國的政府治理帶來較大壓力，必須關注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價值需求，政府治理變得十分復雜，而不能一概而論。此外，后物質價值觀的興起也增加了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成為威脅我國社會穩定的潛在因素。

適應新價值觀格局的政府治理思路

生產力水平的發展狀況決定了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水平，當前我國生產力水平發展不均衡，這也導致我國社會同時存在物質價值觀與后物質價值觀。面對價值觀的變化，我國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應有所變革，以滿足群眾不同的價值需求。

首先，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價值整合，實現共識性治理。當前我國物質價值觀與后物質價值觀并存，不同群體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在此背景下，政府治理合法性的前提是促使不同價值觀群體達成政治共識，認可當前的基本政治目標與政治結構。政府要形成共識性治理，必須建設核心價值觀的聚合機制，促使持有不同價值觀的群體能夠認同政府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這是政治共識治理穩定的前提。在共識治理過程中應發揮協商民主的功能，通過不同利益群體的對話、辯論最終達成共識，既可以減少政府決策實施的阻力，也確保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

其次，政府應通過結構優化形成參與式治理。持后物質價值觀的公民強調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因此我國政府應根據價值觀的這一轉變對政府治理結構進行改革，為公眾的政治參與提供更多渠道，滿足人們的參與價值需求。要實現參與式治理，政府首先可以通過公民賦權實現我國公共決策主體的多元化，讓公民有權對社會公共決策發出聲音，這是實現參與式治理的前提。其次，可以通過協商、談話等方式讓公民在公共空間中就社會公共決策進行討論，最終形成共識，影響政府決策。

最后，政府應關注政策的平衡性，實現包容性治理。所謂包容性治理主要是要求政府在治理社會的過程中考慮到不同群體的差異性，尤其是要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維護，從而推進社會發展的均衡性，這種共享與發展的理念正是后物質價值觀所倡導的。要形成包容性治理，需要豐富社會治理的主體，除政府外，還應將社會組織、社區、企業、公眾納入社會治理體系，我國應在法律法規上賦予這些主體參與公共治理平等的權利，由以往“大政府、小社會”治理模式轉變為“小政府、大社會”，尤其是要增強除政府外其他治理主體的獨立性，這樣我國的社會公共政策制定才能均衡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體現包容性。

(作者單位：內蒙古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