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宋時期，城市內外的人口流動頻率日益加快，城市流動人口眾多，城市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因各不相同，因而城市中流動人口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眾多的流民給城市市場供應和社會秩序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為鞏固趙宋王朝的統治，政府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
【關鍵詞】宋朝 移民管理 人口流動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兩宋時期，城市流動人口類型多樣，各具特點
兩宋時期，城市內外的人口流動頻率日益加快，城市流動人口眾多，城市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因各不相同，因而城市中流動人口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聚集在城市中的大量災民，特別是較大的都市，如北宋的開封、南宋的臨安等首府，由于賑濟工作較為完善和及時，且其他各種就業機會較鄉村要多得多，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大量災民逃移到那里。在中國古代社會，水災、早災、蝗災、流行疾病及地震等不斷發生，宋代當然亦不例外。如慶歷三年（1043），韓琦擔任陜西宣撫使時曾說，“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余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后來被政府救濟的人口達2，542，537人。可見，自然災害造成的流民數量是相當多的，在衣食無著的情況下，他們被迫遷徙到城鎮或其他地方。
宋代戶口的大量增加，再加上土地兼并的現象始終存在，特別是宋代實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措施的巨大影響，這種社會現實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廣大農民的貧困日益加劇。“客戶則無產而僑寓者也。”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四川農民的情況是“蜀民歲增，曠土盡缺，下戶才有田三五十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誠可矜惻”。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農民被迫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成為從事各行各業的雇工。
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相當一部分地主來到城市經商，來往于城市和鄉村之間。也有外地商人來到城市，在不同城市間從事商業活動，其中既有資本雄厚的大販運商，也有經營小本生意的賈人。因此，外地商販也是城市流動人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還有暫居在城市的部分流氓、無賴等流動人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鄉村土地兼并日益加劇，農村勞動人口逐漸分化，必然會導致大批農村游惰人口的出現。這樣，很多游手好閑之徒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成為城市閑雜人員的重要來源。宋人錢彥遠曾對皇祐以后宋朝游手之徒的狀況指出：“是田疇不辟而游手多矣。”游手之徒除了留在農村活動，還有相當一部分轉移到經濟較為繁榮的城市。
宋朝政府采取措施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
宋代流民的規模應該是極為可觀的，少者幾千，多者十幾萬，甚至更多。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在澶州等（河北路）九個州中約有四萬六千流民，而且河北流民，日過京師不絕。孟元老曾經描述過北宋都城開封人口增減的情況，“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這說明宋代城市流動人口的規模是相當大的。相對于鄉村來說，城市的經濟較為發達，社會救濟工作實施較為完善，就業機會較多，等等?？梢姡瑢V大流民來說，城市具有較大的吸引力。眾多的流民給城市市場供應和社會秩序等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為鞏固趙宋王朝的統治，政府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
吸引流民回歸原籍。政府制定疏導政策，給回鄉的流民提供便利條件，鼓勵流民外遷，以減輕城市的壓力。政府采取減免賦稅等政策鼓勵流民回鄉。宋哲宗在位時期便多次采取措施鼓勵流民回歸鄉里，紹圣元年（1094），“詔府界京東、京西、河北路應流民所過州縣，令當職官存恤誘諭，遣還本土。內隨行別無資蓄者仍計口給歷，經州縣排日給食。至本處如合賑濟，依災傷放稅五分法”。南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趙令良在紹興任職時，城內外流民聚集甚多，死者不可勝計。于是，趙令良便采取措施，“計其地里之遠近，日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這一措施執行以后，“城中無一死人，歡呼盈道，活者甚眾”。可知兩宋時期以皇帝為首的中央政府和各地官員都盡力采取多種措施竭力勸誡流民返回各自的鄉里。
同時，為了保障流民能返鄉后維持基本生計，宋朝中央和地方也實行了相應的優惠政策。宋仁宗天圣初年，“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閑民。天圣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后收賦，減舊額之半；后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慶歷八年（1047），“詔河北、京東西災傷州縣流民隨行之物，所直三千錢已下，已令免稅。尚慮諸處輒有苛留，宜一切勿稅”。至明道年間，詔“開封府及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河東路，明道二年以前流民去鄉里者，限一年令歸業者，仍蠲賦役一年，限滿不至者，聽人請佃之”。這些減免賦稅的措施對廣大流民來說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此外，政府還會制定優惠的住房條件吸引流民回鄉。如在某縣曾有這樣的優惠政策：若在城流民愿往鄉村謀生，“仰耆壯盡將引領于趲揶下房屋內安泊訖，申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內有現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不可材料，權與蓋造應付”。也就是說，政府除了給予土地、借貸種子而外，還建造房屋以安置流民。
面對大規模的流移之人，宋朝政府常常作出一定讓步，即承認其在流移地存在的現實，并對其戶籍予以整頓，設立臨時戶籍檔案。對于各類流動人口采取了與常住戶不同的管理措施，加強了對流民的控制、疏導和監督。負責登記工作的是在城各廂官吏，“每見流民，逐家盡底喚出本家骨肉，親自當面審問的實人口，填定姓名、口數。逐家便給歷子一道收執，照證準備請領米豆”。由于流民的成分較為復雜，來往不定，流動性相對較大，因而存在登記不實的情況。朱熹稱：“其在城（紹興府城）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廂官沿門抄札。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審實，抄札所有他處流移到府。”即為可證。在登記過程中，在城流民不得重復登記，多領米錢，一經發現，原有的“歷子”要銷毀。流民離開之時，居停住人要主動報告廂官，銷毀流民的臨時戶口。另外，凡是已成為佃客或商賈的流民，經確認能夠養家糊口，不在登記的范圍之內。
對于滯留在城市中的流民，政府充分利用現有的空閑官房、倉庫、邸店或是修建簡易棚屋等來安置流民。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京東各州縣大饑，當時富弼為青州知州，“擇公私廬舍十余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這大體上滿足了流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面對秀州城內外流民眾多的現狀，乃“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有時候流民數量眾多，又沒有足夠的官私房舍安頓流民，政府就會采取行政手段，強制城鄉主戶提供住房，流民到城后，由專人引領至空房內暫時居住。
宋代大批農民流向手工業、商業等部門成為雇工，長期滯留在城市
兩宋時期，在一些比較繁華的城市，受庸賣工的現象相當普遍。一方面，農民向手工業領域流動，宋代官私手工業中普遍存在雇工現象，政府加強對城市雇工和外來商販的管理。由于官府礦業普遍采用招募制、承買制等生產經營方式，雇工比較集中，一些礦場有數千乃至數萬雇工。除官府有時直接募人在官營礦場勞作外，礦場的雇工主要由冶戶自行招募，以保證完成課額。這些冶戶雖然有不同的等級，但都具備一定的財力，由于采礦是一項繁重的勞動，不是靠一家一戶之力所能完成的，因此他們一般都需要雇工。鹽業方面也存在大量雇工，其他如紡織、陶瓷、釀造等各類手工業中，也都存在雇工。另一方面，伴隨著宋代商業的飛躍性發展，商業、交通運輸等部門也需要雇工，這是這些行業得以發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毫無疑問，雇工是在城市中從事生產和服務的較穩定的人口，他們為城市人口的生活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對于這一部分流動人口，宋政府從某種程度上限制雇工的自由遷徙。雇工在受雇的年限內不得隨意遷出，如北宋真宗時規定，“自今人家傭賃，當明設要契及五年”；“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即在五年至十年之內，被雇者與雇主之間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雇工若在契約規定的時間內逃移，就會有人跟隨尋找。政府也限制流入城市的農民受雇于人或獨立地從事工商業。如果有人擅自從事某種生產經營，不僅同業行會通常會加以拒絕，而且政府也是不允許的。關于對外地商販的管理，為了獲取征商之利，以防規避商稅，政府除了建立層層密密的商稅網外，還依靠當地店戶監督外來商旅。由于外地商販流動性非常大，無法也沒有必要進行戶口登記或建立臨時戶口簿，于是利用店戶監督商旅貿易。這既保證了政府的商稅收入，又為商人的貿易活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對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起到積極作用。
對朝廷來說，農村勞動人口減少，城市游手就會相應增加，這對宋王朝的統治秩序無疑是極大的威脅，所以政府對游惰之民嚴加管控。各地方政府從民間選取精悍強干、長于才術之人，充當都轄、總轄，專門監管甚至緝捕這些市井玩徒。在懲惰的同時，朝廷對戶口的控制也極嚴，盡可能將游惰人口限制在最小范圍內。宋朝繼承了唐代的法律條文，規定里正對所轄范圍內戶口的增減脫漏不登記，則“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過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與此同時，宋朝政府采取一些較為緩和的措施，如其實行的募兵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收容社會閑散、流民，有著消除其不安定因素的職能。
總而言之，政府通過戶籍制度能充分掌握勞動力，在籍人口的穩定和增長增加了國家的賦稅財政收入。由于城鄉居民大體上可以自由遷徙，導致流動人口大量增加，而其中一部分勢必變得富裕起來，自然也會有人越來越貧困。伴隨著宋代社會流動的加劇，加之科舉制度的推行，使得整個國家精英階層呈現出動態的變化過程。正因為如此，政府對普通民眾的控制力就大大削弱了。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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