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元代遺留下來的官場貪弊，是明初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的最大障礙之一。為此，朱元璋重典治吏，不僅肯定嚴刑峻法的作用，讓整個官僚體系都接受法律的約束，還建立了嚴密的監察制度。朱元璋構建的反腐敗體系對預防和懲治腐敗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朱元璋  反腐敗  監察制度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A

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將反腐敗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的重要舉措

明朝是經過多年農民戰爭洗禮而建立的封建王朝。建立之初，社會滿目瘡痍，經濟瀕臨崩潰。長江以北地區十室九空、土地荒廢、租稅難入；長江以南地區人煙斷絕、餓殍遍野。而且在明朝建立的頭八年，江浙、山東、河南一帶年年發生水旱饑荒，社會秩序較為混亂。初登大典的朱元璋深知，唯有實施休養生息政策方能平民亂、安民生、穩民心、富民倉，這不僅關系到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更關系到新政權未來的財政來源，關系到大明朝的萬世基業。面對一系列恢復民生、發展經濟、緩解階級矛盾的緊迫任務，自元代遺留下來的官場貪弊成為任務完成的最大障礙之一，所以朱元璋的反腐敗之舉勢在必行。

朱元璋反腐敗的對象既有曾經跟隨他打江山的功勛名將，也有前朝故吏，還有各地新貴。例如大將軍藍玉，曾深受朱元璋器重，但后來自認功高，愈加暴橫專恣，不僅大規模修建莊園，蓄奴千人，而且目無法紀，利用各種手段橫征暴斂。再如戶部高官郭桓，串通上下，利用自己掌管國庫錢糧的職務便利，貪污糧食百萬石。在地方府衙，徇私枉法之事也時有發生，從逮捕到判決入獄，很多官員都不依法辦事。更離奇的是，原告或被告的身份經常隨著行賄的多寡而轉移，由此一來是非顛倒、冤獄不斷。例如山西有一位叫陳允中的斷事官，伙同山西知州等官員收受有罪之人財物，私自放罪人出獄，并將原告變為被告，廷杖一百并充軍。在《大誥》中，明初官吏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各種記載還有很多，這足以表明腐敗現象無孔不入，激化了社會矛盾，甚至引起了多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

此外，在明初的官僚機構中，有一些是從元朝歸順而來的舊官吏，盡管朝代更迭，但他們不可避免地將前代的貪污腐敗之風帶到了新政權的官場中。各地豪強在地方官僚的“保護傘”下橫行無忌，在囤積了足夠錢糧的基礎上，利用特權加緊盤剝。雖然登基之初的朱元璋在懲治腐敗方面沒有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但是朱元璋非常重視對前代歷史教訓的總結，尤其是朱元璋成長階段的元末吏治腐敗，讓他深深意識到嚴懲貪污腐敗刻不容緩。

朱元璋重典治吏，將酷刑廣泛運用于司法實踐

最高統治者不僅要有反腐敗的決心，而且還需要建立一整套反腐敗機制，確保反腐敗政策的執行。朱元璋在反腐敗機制建設方面精心設計、不遺余力，留下了重典治吏的歷史功名。朱元璋曾說：“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他還說：“大明之所以得治天下，夫有法度。”在與貪污腐敗的斗爭中，朱元璋首先肯定嚴刑峻法的作用，試圖讓整個官僚體系都接受法律的約束。

明朝建國第一年，朱元璋就授意丞相李善長擬定《律令》，經過七年的修改，《律令》以《大明律》的形式昭告天下。關于懲治腐敗的量刑，《大明律》做了非常細致的規定，例如：鎮守錢糧倉庫的官吏若監守自盜，不分首犯、從犯，皆以貪贓枉法論處。由于大明朝對鹽、茶等重要物品實施國家專營，對倒賣、走私這些物品制定了嚴厲的打擊措施，而打擊的對象往往就是掌握相關公權力的官吏。若官吏與走私倒賣者串通，一律從重論處。當時規定：官兵利用兵船、畜力、車馬等運送私人物品，若超過規定重量，就要量刑處罰，超過十斤杖責一十，每加十斤則罪加一等。

然而，《大明律》只是突出了反腐敗的政治與法律決心，在實際司法過程中，卻未能達到朱元璋滿意的效果，特別是“空印案”“郭桓案”等典型腐敗案件的發生，極大地觸痛了朱元璋。得知這些案件后，朱元璋氣憤地說：“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級官吏視朕命為兒戲，視國法為尋常，若以普通刑罰束之恐無力懲治，而世之效仿者甚巨。”朱元璋認為，一般的杖責、勸導已經不能發揮反腐敗的作用了，只能以“罰之以猛”的態度，采取嚴刑峻法，嚴加懲處。

在朱元璋的親自編制下，四篇《大誥》在兩年的時間內出臺，彌補了《大明律》在量刑方面的缺陷，避免出現漏網的貪官污吏。四篇《大誥》共有二百多條，其中絕大部分條款都是針對貪污、受賄、索賄科罪量刑的。《大誥》不僅將去膝、斷手、挑筋、剁指等酷刑以明文寫入，而且在頒布后廣泛運用于司法實踐，令貪官污吏膽寒。例如御史周士良、劉志仁受命到地方巡查時，地方貪官污吏為逃避巡查，向這兩名御史行賄，二人收受的賄款達兩萬多貫鈔、三十多兩金子、一百多兩白銀，結果被朱元璋查處，周、劉兩位御史及所有行賄之人皆被凌遲示眾。在頒布施行過一段時間后，朱元璋仍嫌刑罰不夠嚴厲，在《大誥》中創設了剝皮之刑，并用此刑處死了多名貪官污吏。《大誥》中的酷刑手段十分殘忍，但很有震懾作用，對打擊貪官污吏、扭轉官場腐敗之風有明顯效果。

不可否認的是，《大誥》中有很多條文、規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個人決斷，特別是在腐敗案件發生后，朱元璋做出的刑罰決斷往往較為主觀，具有鮮明的法外之法的特點。正如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所言：“明初嚴刑峻法出自《大誥》者多為律外。”總體而言，《大誥》繼《大明律》后問世，不僅代表了朱元璋“趨民從教”的努力，也是明朝重典反腐敗的新開端。

網絡密布的監察制度對預防和懲治腐敗有重大意義

朱元璋非常重視監察制度的建立與作用的發揮，他認為：“大明有三大府，主政事者為中書，主軍事者為都督，主糾察者為御史。綱紀系于三府，而糾察之任尤重，御史必忠勤，假公濟私必害物誤國。”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在御史制度的基礎上設立都察院，使之成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長官皆稱御史或臺長，其官職為正二品至正四品。都察院內設司獄、照應、經歷、司務四個二級機構，分別監察不同的官僚部門。

都察御史的職責是“糾劾百官，辨明冤枉，輯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明代之前也有比較完善的御史制度，至明代，其范圍有所擴大，除有十三道監察御史外，北京、南京的直隸衙府也都在都察院的協管之內，甚至都察院本身也在其監察管轄之內。十三道監察御史中的每一道都有特定的糾察監管對象。他們的權力主要分為兩項：出巡時與在朝時的監察。在內，監察考核文武百官、兼任言官、監察京城所有府衙的日常工作，此外還要巡視軍營、光祿寺、國庫、皇城、武舉、鄉試、祭祀活動等；在外，則監察清軍、屯田、印馬、攢運，提督學校，還要巡視茶馬、鹽道、關隘等。網絡密布的監察制度對朱元璋了解中央與地方的施政情況、預防和懲治腐敗有著重大意義。

除都察院，履行監察功能的還有六科給事中。洪武六年（1373），明朝設十二人給事中，分工、刑、兵、禮、戶、吏六科，每一科有給事中二人。朱元璋在設置給事中之初，只是讓他們負責平常工作的記錄、收發文案等，但在中書省被廢除、六部地位迅速上升之后，給事中有了獨立的監察權。六科給事中監督六部，盡管官職品階不高，但由于給事中只對皇帝負責，所以權力非常大，且職權范圍很廣。都察院和給事中同為監察機構，但可以相互監督、互相彈劾。這一做法不僅對六部有所鉗制，對都察院也有所限制。御史與給事中分別監察不同的對象，但都能糾舉監督。采用以小官鉗制大官的做法，不僅能使大官有所忌憚，小官本身也不會因權勢過大而失去控制，從而極大提升了監察效能。

（作者單位：濰坊科技學院）

【參考文獻】

①吳晗：《朱元璋傳》，北京：三聯書店，1965年。

②[明]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③[清]龍文彬：《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