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高校知識服務平臺—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　黃建忠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選擇性民意為基礎的一種“新民粹主義”思潮在國際上日益顯現。究其根本，金融危機及經濟復蘇困難是外因，急劇全球化導致世界經濟傳統格局松動、主要大國之間經濟失衡和各國國內收入分配不均則是“罪魁禍首”。

需要看到，“新民粹主義”具有較為廣泛、復雜的民意基礎，但也是一種不安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元素。其中，“左翼”民粹雖然包含社會公平、公正和改革、改良的意識及主張，但也表現出較激烈的價值觀取向；“右翼”民粹則持有極端的民族主義、強烈的保守政治傾向，經濟政策上突出主張反對移民、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國內就業、鼓勵產業和資本回流等。在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不振的大背景下，“新民粹主義”的“右翼”實力迅速增強。

從趨勢來看，“新民粹主義”有在歐洲主要國家和若干局部熱點區域發酵的趨勢。這種狀況對于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對中國的外部環境穩定、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及發展模式轉變等將造成一定的影響。面對相關嚴峻挑戰，中國需要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

　　一是理論定力

堅持以發展為取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指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指出，一切社會經濟現象的本質都可以歸結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的對立統一。全球化出現逆動，關鍵在于相關各國的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存在尖銳矛盾。對我們而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助于深入分析國內外經濟現實問題及其根源，深刻理解堅持改革開放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和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內涵，把握好“兩個百年計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

批判、改造、吸取和借鑒運用以價值為取向的西方經濟學。一般認為，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對經濟、金融危機束手無策甚至難辭其咎，對危機后的經濟復蘇也有些無能為力。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經濟學從簡單商品經濟到發達市場經濟長期發展過程中歸納總結形成的，對市場微觀主體產權邊界、產業組織和市場運行機理、宏觀政策干預等方面的理論解釋或描述仍有可取之處。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導致的當代經濟問題與實踐教訓方面，我們有必要采取批判、改造、吸取與借鑒運用的科學態度。

以創新、和諧、發展的全球治理為目標，重構國際政治經濟學。我們應當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以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為目標，以建立創新、和諧、發展的全球治理體系為目標，反對“以鄰為壑”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傾向，以此來重新架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是政策定力

關鍵在于加快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建設。現階段，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結構調整阻力重重的復雜局勢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不足的“短板”尤其明顯。對此，有必要繼續加強治理體系與能力建設的頂層設計，加快政府管理經濟社會體制改革，不斷豐富宏觀調控的工具和手段。同時，繼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維護社會公正和民主權利，加快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促進民生改善和成果普惠，反對利益壟斷與兩極分化，堅決打擊貪腐犯罪，加強法紀監督，等等。

保持政策定力尤需以經濟實力為基礎。在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和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中，首先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市場化運作之間的關系，在改革的主體與客體之間、在國企混改與市場競爭之間、在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間都要形成良性的互動聯系；其次要處理好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人口就業、收入穩定增長的關系，既要加快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式的轉變，又要顧及企業關、停、并、轉可能帶來的社會失業和貧困人群問題；　再次是處理好國內改革與國際協調的關系，處理好以改革促進開放、以開放深化改革的關系。

　　三是道路定力

要堅持“和平與發展”戰略判斷與合作基調，加快研究提出系統集成的全球化合作“中國主張”。在堅守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堅持“不挑事、不怕事”“不對抗”“合作共贏”是戰略定力的最好體現。在國際經貿合作中，可積極發揮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和即將召開的金磚國家首腦（廈門）峰會的平臺作用，加強研究并提出系統集成的而非碎片化的中國版全球貿易投資規則倡議與主張。

要加快推進“一帶一路”與自由貿易區戰略，凝聚全球化的中間力量和積極因素。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中國有必要通過“一帶一路”、自貿區及其相關戰略，積極發揮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金磚國家首腦峰會等政經機制作用，團結廣大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倡導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開展務實有效的經貿合作，防止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內部立場和力量的分化，夯實繼續推進全球化的基礎力量。

要積極推動世界貿易組織與多邊貿易投資協議談判，堅定維護全球化已有成果。以世界貿易組織為藍本，全球范圍內多邊、小多邊貿易投資的談判對于相關國家減少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落實“21世紀發展議程”和促進發展中國家權益、開展關稅削減、農產品補貼問題等國際重點領域的合作，發揮了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這些全球化取得的初步談判成果，是國際社會認同的、不容倒退的“底線”。

要積極開展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政經合作戰略對話，維護全球化的良好秩序環境與穩定發展態勢。在國際政治的熱點領域，如“難民”、反恐、“朝核”、打擊“海盜”、防止跨國犯罪等問題上，可以加強磋商與協調；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新一代規則制訂中，可以協調好國家采購、國有企業與競爭中立、知識產權保護、投資保護等關鍵領域的漸進路徑，等等。總之，應當通過開展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政經合作對話，助推全球化實現新的發展，控制“新民粹主義”思潮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