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制造業產品的價格增長空間受限，而原材料、能源價格卻不斷漲高，實體經濟的成本壓力不斷增加，利潤空間不斷壓縮。如何促進我國實體經濟降成本，已成為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我國實體經濟“高成本”問題的六大主因

一是制造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稅負成本較高。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簡單地理解成是企業在遵循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規章制度時所需付出的成本，如各種收費、各種前置審批需要的時間成本和交易成本、“紅頂中介”給企業增加的交易成本等。另外，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達17%，一般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較重，減負存在空間。由于政府財政剛性支出過高，通過傳遞效應，導致我國實體經濟的高稅負。

二是企業用人成本提高。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存在結構性矛盾，提高了招工和人才培養成本。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速度滯后于工人工資的增速，則是導致用人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據測算，近十年來，我國的實際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僅為2.5%左右，而實際工資的年均增速卻高達11%左右，而且兩者仍然存在不斷擴大的趨勢。另外，物價水平的上升，也使工人的生活成本增加，對工資有了更高的期待。

三是我國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和負債較高。目前，我國實體經濟融資渠道仍然以大型商業銀行為主，民營金融機構相對較少，這與我國目前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不斷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之間，形成了較為明顯的資本結構錯配格局。我國銀行的貸款更多的是短期性貸款，無法與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的科技研發創新等長期性資本投入活動形成有效匹配。銀行主要依靠存貸息差賺取利潤的發展模式，導致利率水平偏高，使企業將大部分成本和精力放在融資上面。

四是我國實體經濟的能源原材料成本過高。當前，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我國的電力體制改革相對滯后，電力價格無法充分反映我國市場供需的變化特征，也無法充分適應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同時，我國的汽油、柴油等終端能源產品的價格明顯高于歐美發達國家，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稅收。而導致稅收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功能界定不清晰，能源定價機制未能實現市場化，政府的監管機制不充分，同時，能源的國有壟斷地位也一直未能被打破。受制于能源價格機制不健全、政府監管機制不完善、國企壟斷經營的疊加效應，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成本遲遲得不到有效調整。

五是我國實體經濟的物流成本偏高。我國個別地方政府在GDP增長的利益驅使下，在產業布局引導方面往往不根據當地的資源要素稟賦進行安排，而是過度以經濟規模擴張為目標，通過一些有違市場公平競爭的“優惠”政策盲目招引大項目。在地方政府的這種盲目政績觀驅使下，各地物流產業的惡性競爭加劇，形成物流產業“小、散、弱”的發展格局。這樣客觀上造成了我國實體經濟與物流之間的銜接存在問題，物流市場自身存在分割現象，增加了實體經濟的物流成本。

六是我國用地成本偏高。我國地方特有的土地財政依賴機制，導致了我國用地成本偏高。在我國的財政分權體制和城市土地國有化的制度作用下，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抬高土地價格來獲取財政收入，從而形成了目前的土地財政依賴機制。在這種機制的催動下，不僅會直接抬高工業用地價格，也會抬高商業用地以及住宅用地的價格，從而間接增加了勞動者的生活居住成本，這對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分不利。

我國實體經濟實施“降成本”戰略的七大對策

第一，實施市場化改革，優化政府權力體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WTO規則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雙重壓力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巨大挑戰。中央政府推行以簡政放權和制定行政權力負面清單為主的制度性改革措施，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逐步降低我國實體經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時，科學劃分我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權力，取消下放不合理的行政權力事項，加強制度建設和優化法律體系。各級政府要積極貫徹落實中央政策，將簡政放權與制定行政權力負面清單等政策落到實處。

第二，推進稅制改革，改善實體經濟結構，降低企業稅負水平。目前，我國已逐步推行“營改增”政策，通過結構性減稅政策來降低企業稅負，減少重復性征稅現象，規范征稅項目標準。然而，“營改增”政策對制造業的減稅效應相對較小，為了強化結構性減稅力度，增強出口企業的優勢，應制定實施定向減稅政策。從長遠來看，構建與當前經濟發展相適宜的政策，實現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應以“大市場、小政府”為發展原則，減少政府行政支出規模，降低各級政府對稅收收入的依賴，從根本上降低企業稅負水平。

第三，調整社保政策，優化用人結構，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通過調整“五險一金”等社保制度，優化實體經濟的用工結構，降低用人成本，提高實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重塑我國勞動力成本的新優勢。從近期來看，階段性的“五險一金”調整加大了養老保險等費率，降低了工傷、生育等費率。從長遠來看，我國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策略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發揮了市場的靈活性，彌補了用人成本增加導致成本持續上漲的劣勢，最終能實現企業與勞動者的雙贏。

第四，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優化融資結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金融體制的改革，應將改革的重心落在消除銀行短期信貸傾向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長線投資之間的不匹配性。應以“中國制造2025”戰略為導向，加大對制造業的金融扶持力度，致力于構建與我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長線貸款需求相適應的新型金融體系，從更大程度上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要改變銀行業主要依靠存貸息差賺取利潤的發展模式，拓展銀行盈利渠道，使得金融資本真正服務于實體經濟。

第五，加速能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降低企業的能耗成本。進一步落實我國能源價格機制改革的政策，進一步明確能源價格的形成機制，推動能源價格與市場供求相符合，促進能源價格透明化。加大電力、石油等能源企業的改革，通過引入合理的市場競爭，逐步破除能源生產經營體系中的國企壟斷約束，讓“無形的手”充分調節能源價格。能源價格可根據動態的市場需求不斷調整，切實降低能源的生產和經營成本，從而使我國企業發展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也得到降低。

第六，破除地方物流產業的無序競爭機制，構建物流產業鏈跨區域跨行業整合，降低實體經濟的物流成本。要從根本上破除地方物流產業的無序競爭機制，就要扭轉地方政府的唯GDP政績觀，引導或倒逼地方政府嚴格按照地方產業集聚發展的客觀實際來布局物流產業。通過物流業態的有序布局，扭轉物流市場分割的局面，優化地方物流資源配置，加強物流企業與實體經濟部門的聯系，提升物流服務效率，從而降低物流成本。規范物流市場的補貼政策，杜絕物流產業中的惡性競爭與過度補貼現象。

第七，消除我國特有的土地財政依賴機制，著力削減用地成本。對于我國具有出口優勢但近年來發展不夠景氣的制造行業、亟需轉型的傳統行業，以及戰略性新興行業，我國一些地方政府應在工業用地方面給予更多、更有力的優惠政策，以緩解我國地方工業經濟發展的壓力。同時，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拓寬政府公共服務渠道和財政渠道，從本質上扭轉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機制，從而進一步破除地方政府在土地價格方面的誘推機制，消除土地價格上漲的內生性，切實降低企業成本。

（作者單位：華北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①張航燕：《實體經濟“降成本”的問題與對策研究》，《價格理論與實踐》，2016年第9期。

責編/溫祖俊 劉芋藝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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