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誕生以來廣普國際、惠于民生已成共識，但如何實現科學、合理治理，是一個大課題，需要匯集智慧、沉潛共識。互聯網治理的復雜性體現在，它不僅僅是一張無遠弗屆的物理網，互聯網本身以及基于互聯網信息傳輸技術革新所帶來的社會關系重置、領域重構、利益重組等，使得自“二戰”以來所奠定的國際秩序發生了重大轉變。因此，互聯網的國際治理已經成為多個領域共同的前沿課題。

中國自1994年接入國際互聯網迄今已歷22個春秋，兼顧互聯網治理的國內和國際兩大挑戰；中國基于互聯網發展和治理的過程，從國際傳播視角來看，是一個在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斷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的過程，是中國網絡信息化、信息現代化不斷拓展的過程，是一個助力國際傳媒和傳播新秩序平衡發展、發出中國乃至發展中國家聲音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國有關互聯網治理的經驗教訓同時指向定國與安邦，也將為互聯網國際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西強我弱”還是“一強普弱”？基于互聯網的國際傳播形勢變遷判斷

究竟互聯網的誕生給中國國內和國際傳播形勢帶來哪些沖擊？世界該如何認識國際強弱形勢的變遷，在此基礎上，各國應該如何調適各自的政策導向？

從中國國內來看，國際傳播格局的“西強我弱”局面判斷由來已久。這個“西”包括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我”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從19世紀美國報刊商業化、20世紀初期廣播誕生以及40年代電視誕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從傳統媒體時代就積累了豐富的信息傳播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傳播學和國際傳播理論，建構了基于傳媒寡頭和西方文化話語領導權的世界傳媒秩序和國際傳播格局，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

“二戰”以后，風起云涌的全球民族解放運動、反抗殖民主義運動以及新興國家的建構，使這個傳統媒體時代惠及整個西方世界而非全世界的傳播格局的實質逐漸被顯現。自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世界范圍內的文化運動飽含著對于這種國際格局的反思和批判；包括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對于來自美國文化產品和傳媒的質疑，被美國倡導的“西方盟友”政治想象力量所裹挾并臣服，改變了“二戰”以后對于世界傳媒秩序反思的理性軌道。法蘭克福學派對于文化工業以及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范圍內對于美國文化霸權批判的聲音，被“冷戰”所設計出來的意識形態魔咒所吞噬，并改變了世界傳播力量的格局。自20世紀70年代，從部分西方國家內部發起的、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基地的、反抗舊的世界傳媒秩序、建構新秩序的運動，因為“冷戰”過程中國際陣營聯盟的需要而被嚴重壓抑。隨著80年代美國帶頭、日本跟上，一些西方國家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舊世界傳媒和傳播秩序博弈幾乎以美國和西方盟友的完勝而告終。回頭來看，當時對于這樣的一種傳播形勢的任何不敏感或者誤判，都可能形成極為嚴重的后果——蘇聯的解體所帶來的國際震動延宕至今，而其中傳媒力量的博弈更是被提升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高度來審視，其重要性不可不察。

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的誕生和國際化帶來嶄新的傳播體驗，信息在物理網上無障礙的傳播，實踐層面對于“邊界”的跨越，修正了理論上“邊界”的概念。包括海關等一切國家權力的代表，在互聯網所代表的世界里日益符號化，國家的邊界被互聯網的力量所修改，文化的影響渠道也從頻道、頻率、版面等傳統領域抑止，而在個人指尖以及個性化的終端唱響——理論上來說，網絡空間足夠大，容得下所有力量遨游，只要你有足夠的資金、時間和人力。于是，各個國家投身網絡發展的海洋，爭先恐后地發展自己，被各自所能跨越的階段性勝利所迷惑。

但是，飛速跨越了荷爾蒙初期分泌的快速上升以后，網絡文化（文化網絡）烏托邦想象在權力的邊界擱淺——遽然發現各自想象的海洋都沒有超出美國設定的規則，大家不過是在某一個國家劃定的澡盆里“徜徉”。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成功，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文化上已經取代老歐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等，成功建構了美國主義、美國中心主義時代。美國實力的一家獨大不僅僅絕對性地拉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也通過在信息傳播領域的壟斷不斷拉大美國和其他西方盟友之間的差距。尤其是在互聯網領域，全球13臺互聯網控制的根服務器，10臺都在美國，控制了全球互聯網的開關。

如此，國際社會有必要以互聯網而非傳統媒體傳播為支點，對國際傳播形勢的變遷進行深入研判后重新出發。我們看到，此前基于傳統媒體優勢所建構起來的美國和西方盟友共享的世界傳媒和國際傳播舊秩序，在互聯網時代，已經變成美國一家獨大；并且，美國誓言不會放棄對于互聯網國際治理的專屬權力，把互聯網及其延伸均視為其專屬區域。如此，以往的“西強我弱”國際傳播格局演變成“一（美）強普弱”的局面。

“主權安全”還是“法外之地”？中國提出國際網絡治理的基本原則

當今世界，互聯網發展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必須認真應對。雖然互聯網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都是基于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和資源等綜合要素，是無法統一的。基于此，新興傳播技術所提供的便利在堅持普惠的原則下，也不能侵犯各個主權國家的信息主權權益。各國都有權維護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①

中國對于互聯網的安全性是比較重視的，也提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來認識，“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通過技術追趕、產業升級、媒體融合、資本介入等手段，積極推進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建設，“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努力打破受制于人的局面，建設網絡強國。并且，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部署是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步推進，向著網絡基礎設施基本普及、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信息經濟全面發展、網絡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標不斷前進”。

同時，信息傳播法治環境建設穩步推進。首先，中國的治網之道最根本的就是堅持依法治網，把互聯網從法律層面完善起來，整章建制，晴朗環境。其次，從原則上闡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草案）》是為了“保障網絡安全，維護網絡空間主權和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促進經濟社會信息化健康發展”；進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也重點強調了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原則，以及加強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加強網絡管理，防范犯罪的關切。第三，基于信息安全的關切再次提升到刑法層面，對于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進行具體處罰規定。這一切不斷強化這樣一個聲音，“中國是網絡安全的堅定維護者”，“（網絡）這塊‘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樣要講法治，同樣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開放共治”還是“單邊主義”？中國積極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推動改革國際傳播格局

網絡的誕生推動著傳統媒體和現代新興媒介的互聯互通，政治格局、人際交往、商業活動的無縫銜接，主流、精英和草根文化的同臺獻藝，國際、國內信息交流的往來無礙，通過信息供給側的創新更新了傳播生態，體現并呼喚著一種廣泛的、自由的、負責的互聯網治理精神。互聯網儼然已成為國際重器，亟需用一種國際大國合作精神進行合理規約。

60多年前，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國際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代表了第三世界國家、一個時代的心聲。此外，《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是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覆蓋國與國交往各個領域，其原則和精神奠基于“二戰”后基本的國與國的物理邊界和國際秩序，同理，也應該適用于網絡空間。但是，“一強普弱”的國際傳播格局下，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在承認和推動互聯網傳播無邊界的前提下，率先忽視乃至否認了聯合國秩序下國與國之間的物理邊界。互聯網上國家利益的博弈漸趨激烈，愈加需要一個適合賽博空間的國與國的行為原則。

能否充分信任美國單憑一己之力即可將世界互聯網信息的流動管理好？其他國家政府對此一直深感疑慮。在2003-2005年間的信息社會世界首腦會議上，反對的聲音初露端倪。及至2011年，當美國商務部就是否對既存域名系統的管理與分配方式做出調整而征詢民眾意見的時候，反美浪潮再次噴發。盡管包括思科、谷歌和威瑞信在內的互聯網公司支持美國繼續對域名實施單方面管控，但若干主權國家卻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主張徹底更換現有的“單邊全球主義”。例如，肯尼亞政府提出要從美國管控的模式中“切換”出來，轉而擁護信息社會世界首腦會議通過的“突尼斯宣言”；印度政府則聲稱，對域名系統資源的控制權應該“擴大，以使整個生態系統和人類社區能夠參與審閱工作”，等等。

換個角度來看國際傳播形勢，國際社會似乎能夠更好理解中國媒體出現在國際傳播空間里所肩負的平衡使命，中國也應該能夠找到更加普適性的話語來增強我們國際傳播的動力。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那些與互聯網同時誕生的新生代網民的成長，互聯網所提供的那種廣泛、自由、負責的精神也會轉化為一種社會化動力，加深人們對國際挑戰的共識，甚至形成某種“全球公眾輿論”力量，將“精神”“原則”與行動綜合體現在中國提出的新的四項原則中：對于網絡主權的尊重、對于和平安全的維護、對于開放合作的促進、對于良好秩序的構建。這四個方面是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朝向科學、合理變革的理性精神，是確保互聯網普惠、開放、共享精神落到實處的原則，也是確保互聯網發展以及基于互聯網所推動的資源重組、產業升級和新興實體領域可持續性發展的基本保障。秉承此精神和原則，建立“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的美好愿景或可期待。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傳播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注釋】

①《習近平：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人民網，2014年5月21日。

責編/宋睿宸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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