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文山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的亞太戰略將何處何從？他將延續奧巴馬政府以來的“亞洲再平衡”嗎？還是將改弦易轍？中國將如何應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新聞學院特聘教授賈文山及其研究團隊認為：

美國經營亞洲的歷史由來已久，可以追溯至兩個多世紀之前。其經營歷史可以分為冷戰前、冷戰時和20世紀末以來的三個階段。早在清朝末年美國就跟隨西方列強的腳步覬覦亞洲，通過《望廈條約》、《天津條約》，在中國攫取利益。美國和亞洲的交集是通過歷史事件一步步逐漸加深的：兼并夏威夷，占領關島、菲律賓，二戰中對日宣戰，使用原子彈，占領日本，在韓國駐軍，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等，這些都是美國經營亞洲的表現，其經營由淺入深，由點到面。隨著美國陷入朝鮮戰爭、越戰的泥潭，以及能源危機的爆發，美國戰略的中心轉向中東。但是在經歷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和敘利亞戰爭，以及隨著東亞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崛起，美國發現它主要的利益和主要競爭不在中東，而是在亞洲，這是美國奧巴馬政府高調重返亞洲的緣由。

隨著奧巴馬政府的謝幕，特朗普的上臺為美國的亞洲政策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但是重返亞洲的動機并沒有變。從表面上看，特朗普在競選中聲稱要放棄TPP，提出美國至上等口號，決心重返美國，似乎種種主張表明特朗普將會退出亞洲或減少在亞太的部署。但是也有不少學者指出，特朗普“亞太再平衡”不僅不會衰弱，而且其強度還會超過奧巴馬政府時期。已有學者預測不能排除特朗普在某個時候重啟TPP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在重啟TPP或構建新的合作框架的時候會要求其他成員國承擔維護雙邊或者多邊貿易平衡的義務。此外，這次特朗普組閣中在外交和防務上所依賴的團隊基本都是強硬的鷹派，比如素以反華言論而著稱的退役將軍弗林出任國家安全顧問，而多次強調對華動武的馬蒂斯擔任國防部長。通過這種內閣的組合，我們可以判斷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延續鷹派思維，甚至進一步強化對華的敵對思維。而在經濟上，特朗普內閣所依賴的團隊主要是企業家，他們務實的商人思維方式也將促使他們為了現實利益而靠近亞洲，因為東亞的崛起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他們不可能忽視亞洲，亞洲始終是美國最大利益的所在。

只不過，特朗普時代的“亞洲再平衡”戰略肯定會表現出與奧巴馬時代不一樣的特征，這主要表現在：（1）特朗普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其強度、力度會更大。（2）特朗普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將減少“意識形態”“政治正確”之類的計算，而更多會從美國現實利益出發，服務于美國國內的經濟，而不再是考慮維護區域與國際秩序的平衡。通過新的重返亞洲戰略為美國經濟振興、貿易發展保駕護航，特別是在為重振美國制造業、創造就業崗位上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3）將以經濟貿易為重，以軍事為次。在對外貿易上、在扭轉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上，在經濟投資上，在重振美國制造業上，預計針對亞洲會有更多、更有力的動作。特朗普可能會減少那些純粹的軍事對抗，而是以軍事來輔助經濟，為了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不惜采用軍事動作來迫使中國屈服。甚至我們可以預測，特朗普政府在未來針對中國所施加的壓力不再以領土安全、軍事威脅為主，更多的是對中國經濟的沖擊。（4）不再是美國一家唱獨角戲，特朗普將可能會要求美國在亞洲的伙伴承擔更多的義務，從而減輕美國的壓力。（5）不僅考慮現實利益，而且會更多考慮這種利益兌現的成本、時長。這不僅與特朗普個人的風格有關，也是美國民眾對他的迫切要求。他不能等待，可以想象他會更加專注于那些能夠迅速兌現美國利益的政策上。

總之，在這樣的預設下，雖然難以預測特朗普政府在未來針對“亞洲再平衡”可能出臺的具體政策，但是卻可以推測特朗普繼續對亞太地區實施再平衡戰略實施的可能進一步提高，也更加務實。

面對針對特朗普重返亞洲帶來的不確定性，賈文山教授在《論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亞太戰略走向及中國應對策略》中指出中國不能盲目悲觀，也不能盲目樂觀，更不能被動等待中美關系由特朗普政府塑造，應該高度關注特朗普政府的舉動，并積極主動并富有創造性地為中美關系發展設置議程，塑造和把控中美關系的質量和方向。

在這場較量中，如何獲取主動，以便有效地應對特朗普的亞洲戰略，中國引領并推動新型全球化是打開局面、贏得主動的前提和基石。其次要以中華文化的傳播來增進特朗普及其內閣對中國的理解。中國應該主動創造與特朗普及其內閣顧問廣泛深入的接觸，交流，溝通及談判的機會，早日促成習-川會，將穩定的中美關系變為未來幾年世界局勢的定海針。中國需要更多地傳遞中國的聲音，而且必須讓這種聲音直達美國高層政要。中國傳統文化向來追求和諧、有序、包容的發展方式，歷來主張“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與西方的對抗式文化不同，中國的文化基因是“以和為貴”。這種不同的文化心理也將導致不同的行為方式。如果能夠引導特朗普及其內閣政要能夠從中國的文化層面考慮問題，那么中美之間的合作就會更加順暢。

面對特朗普重返亞洲可能帶來的挑戰，中國應該更加團結、自信。在文化交流和媒體傳播上應該持續有力。不僅要整合國際傳播的力量，形成強大的傳播工具，在傳播的內容上也要真誠、可信。在具體交流策略上，應該找好突破口，避免面面俱到。此外，中國應利用美國民眾的厭戰反戰情緒以及美國精英階層的全球主義情節，向他們發起強有力的公共與經濟外交，力爭獲得這些美國民眾對中國引領新型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戰略深入而又持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