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仕政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吳太白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球輿論普遍認為是一場黑天鵝事件。對于這場事件的發生，有人歸因于特朗普的奸巧或神勇，有人歸因于選舉人團等體制特點。這些觀點揭示了部分真相，但沒有看到造成這一事件背后更具有決定性的歷史大勢。須知，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特朗普的個人特質以及體制弱點才會引致如此重要的后果。
在這次大選中，特朗普公然挑戰種族和性別等以往出于“政治正確”不敢觸碰的禁忌話題。許多分析據此認為，特朗普當選是美國種族矛盾不斷發酵，進而誘發保守主義回潮的結果。但數據顯示，相對于上一次大選，特朗普為共和黨贏得的選票中，白人增幅最小，反倒是黑人、華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增幅更大。這表明，在本次大選中，保守主義的回潮具有種族矛盾之外的原因。
從社會歷史角度來看，特朗普當選事實上是新自由主義和身份政治泛濫的必然結果。冷戰結束后，以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的西方右翼勢力失去外部制衡，他們攜全球化之勢在世界各地推行新自由主義，鼓勵自由市場、反對國家干預。由此，大資本擺脫了政治限制，興奮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努力攫取最大利潤。資本外流所造成的產業流失，再加上新興的信息化和自動化趨勢，使美國喪失大量的工作機會，形成結構性失業，社會不平等急劇擴大。近年來，美國基尼系數一直在0.4以上，貧富差距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值。
另一面，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左翼勢力自詡為普通人的守護神，但實際上卻與資本媾和，兩黨合謀削弱工會勢力，為自由貿易鋪路。在放棄階級話題后，民主黨又浪漫主義地將政治焦點放在移民、性別、少數族群所謂“身份政治”的問題上。身份政治本身擁有維護少數群體利益的良好初衷。但在操作中，政治家卻難以避免地將公民劃分為不同群體，并將群體認同置于公民的整體認同之前，由此引發了群體間的零和博弈式的利益斗爭。華人對美國大學錄取中的“歧視性政策”充滿怨憤即為典型的例子。
雙重夾擊之下，不僅勞工階層利益受損，中產階層和身份政治中的對立群體也受到來自經濟或政治的擠壓。這些人群并不是最窮的，但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他們卻產生了嚴重的相對剝奪感，認為社會不公，對建制和希拉里等政治精英充滿不信任。利用這種“求變”心理，特朗普以反建制斗士的面目出現，把自己打扮成上述階層無私無畏的代言人，自然容易贏得民眾芳心。
要言之，特朗普當選是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在全球化過程中急劇擴大卻又在國內政治中被嚴重忽視的結果，是那些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政策中受損的階層在沉默中的爆發。在這一事件的發生過程中，經濟不平等是決定性的力量。
從后果來說，特朗普的當選意味著極端保守主義勢力的崛起。這股勢力利用人們對當前的不滿、對未來的絕望，以及因此而來的懷舊心理，通過鼓吹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極端保守的價值觀而在政治上呼風喚雨。要看到，把特朗普送上大位的社會力量不只存在于美國，其“群眾基礎”仍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大。在這股力量的沖擊下，世界格局正在朝危險的方向發展。
此時此刻，對中國來說，首要問題是如何應對國內外極右勢力的崛起。國外極右勢力不管從“國家利益”還是從意識形態上都延續冷戰思維，試圖把中國樹立為最大的敵人。國內極右勢力也在同一種思維模式中以牙還牙，鼓吹敵對和戰爭。然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后，極右勢力在今天很難收買人心，普通民眾擁有強烈的反戰情緒，極右勢力并不具備道德優勢。特朗普上臺后的一系列外交舉動已經遭到美國民間的大力批判。因此，如何有效區分不同話語，鼓勵反對派的聲音，對極右勢力加以限制，這是中國應當著力之處。
其次，要全面認識全球化的效應。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在擴大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擴大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化，影響社會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更好地發揮國家政策的調節作用，著力扭轉分配不公和維護社會平等，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沒有增長，就沒有可持續發展；光有增長，也不會有可持續發展。
第三，高度重視社會預期管理，避免經濟上的挫折感蔓延、上升為政治上的挫折感。在現代社會中，由于信息傳播手段的極大豐富，社會秩序受社會心理和預期的影響越來越大。沒有任何經濟能夠永久增長，也沒有任何社會不存在分化。這樣，如何給予社會以穩定的、溫暖的預期，避免經濟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就很重要。
第四，建立健全相關制度，保護和強大中產階層。中國正在從貧困社會向豐裕社會轉變，并催生出一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隨著中產階層的壯大，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也越來越大。而中產階層作為有產者，天然渴求穩定繁榮。因此他們對產權穩定、財富安全、社會公平等問題非常敏感。通過建立健全相關制度，提振中產階層的信心，是保證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總而言之，目前世界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期，對世界所有國家都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能夠平穩度過這個大變局的國家，將引領世界秩序，成為新世紀的領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