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文人以詩賦為主要形式進行自我展示以求得入仕機會已成為一種風氣。這種自我展示的方式與當今的新詞匯“自媒體”比較相似。受功名價值追求的驅(qū)使，唐代文人的覓舉活動表現(xiàn)出各種各樣的情態(tài)，大致而言，有陳子昂的激情、杜甫的悲情及王維的巧情等三種模式。

【關(guān)鍵詞】唐代科舉  覓舉  唐詩    【中圖分類號】K242    【文獻標識碼】A

唐人在科舉制度下的“覓舉”活動是一種功利性明顯的自我宣傳

科舉制度興于隋，盛于唐，一直延續(xù)至清末，是中國古代一項重要的選士制度。科舉制度自產(chǎn)生之始，就因為諸多弊端而受到指責，在唐代官員中，批評科舉取士制度的人就很多。唐高宗時諫官薛登有一篇《論選舉疏》，其中寫道：“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xiāng)議決于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或明制才出，試遣搜場，則驅(qū)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舉；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覓舉”一詞道出了唐代科舉制度實行之時舉子們應試的特殊情形。這段話中包含著三層意思。其一，魏晉時期重門閥鄉(xiāng)議而品士授官的制度消失了。這是科舉制度對九品官人制的一種革命性改變，因為在九品官人制時代，門閥世族控制鄉(xiāng)議、壓抑寒門士大夫，造成了政治上的極度不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舉制度是一種進步。其二，在科舉制度實行之初，朝中士大夫還有相當大的權(quán)力，以至于廣大舉子還須奔走于他們的門下，乞求得到他們的咳唾和提攜。其三，舉子們“覓舉”的手段是“陳詩”，即把自己的詩作呈給相關(guān)大臣。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主要原因是唐科舉除試詩賦之外，還有一種“公薦”制，這種制度一直延續(xù)到了宋代。據(jù)《續(xù)資治通鑒·宋太祖乾德元年》：“故事，每歲知貢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才藝者，號曰公薦。”唐時之判卷不采用糊名制，正是為了配合這種公薦，從實際錄取效果來說，公薦的影響力也許要大于考卷本身。所以唐代舉子們在科場之外“覓舉”的現(xiàn)象才那么興盛。應該說，在唐人取科舉的態(tài)度中，以詩取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釋放廣大有文才的士大夫的政治熱情，激發(fā)其入仕的欲望，又對誦經(jīng)習儒傳統(tǒng)形成了較大沖擊，所以，薛登等人才會如此反對，認為這種重詩輕儒的選士制度，助長了澆薄浮虛之風，據(jù)《舊唐書·列傳第五十一》載：“后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

薛登的批評其實也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唐代文人以詩賦為主要形式進行自我展示以求得入仕機會已成為一種風氣。這種自我展示的方式與當今的新詞匯“自媒體”比較相似，首先，它符合私人化、自主化的自媒體特征，用以覓舉的詩歌和賦是文人自我創(chuàng)作的；其次，它符合自媒體普泛化的特征，因為這是當時一種較普遍流行和能接受的傳播形式；再次，它符合自媒體所固有的那種宣傳展示和效益計設(sh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唐人在科舉制度下的“覓舉”活動，其實是一種功利性極明顯的自我宣傳活動。受功名價值追求的驅(qū)使，唐代文人的覓舉活動表現(xiàn)出各種各樣的情態(tài)，大致而言，有陳子昂的激情、杜甫悲情及王維的巧情等三種模式。

陳子昂在應舉中以文自薦，并且通過自薦文為走上仕途贏得了聲譽

陳子昂，字伯玉，出生于今四川射洪縣，為蜀中豪富之家。據(jù)《獨異志》載：陳子昂來京師長安，“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于眾，謂左右：‘輦千緡市之。’眾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并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眾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余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宴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升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nèi)，聲華溢都”。

這則故事頗有點虛構(gòu)，或許不是陳子昂生活的真實寫照，但卻符合陳子昂豪門公子的做派，而陳子昂到京中后，的確有過“歷史抵群公”的自薦活動，而且這種行為對他科考成功是有幫助的。值得注意的是，陳子昂的這種以文自薦的行為并不止于應舉，他中舉之后始授九品微官，而適逢武則天欲將高宗靈柩由洛陽移往長安，陳子昂不顧職卑，越職上《諫靈駕入京書》，雖非自薦詩文，但亦屬自薦政能，所以受到武則天的賞識，為他走上仕途贏得了聲譽。

杜甫長安十年求仕，詩文自薦屢受挫折，卻為其詩歌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打下基礎(chǔ)

杜甫，字子美，是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他35歲至45歲十年中，在長安也經(jīng)歷了艱苦的自薦求官活動，情形悲苦，讓人感慨。杜甫出身于重儒之家，祖父叫杜審言，是武則天時期著名的詩人，杜甫很自豪地說：“吾祖詩冠古。”他青少年時期便接受了詩文教育，對自己的詩才也很自負。公元745年，杜甫結(jié)束了自己在齊趙等地的漫游和放蕩，滿懷政治熱情來到京城長安求仕，讓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求仕生涯卻充滿了辛酸。他參加一次制科考試。所謂制科，是唐時科舉考試的一種，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一項考試，杜甫來到長安時，正是玄宗皇帝經(jīng)過近三十年執(zhí)政后，走向驕奢和昏潰的時候，他聲稱天下已太平無事，可以將守邊疆的事交給大將，將執(zhí)政之事交給宰相，自己則安享清平。那年開制舉以網(wǎng)羅天下賢才，他卻將這次制舉交給了李林甫主持。李林甫是唐朝的大奸相之一，嫉賢妒能，口蜜腹劍。他主持這次旨在舉賢才的制科考試，竟然一個也沒有錄取，而報給唐玄宗的理由是“野無遺賢”。杜甫參加了這次制科，也不幸成了李林甫的犧牲品。

制科考試落榜之后，杜甫便開始了詩文自薦的“自媒體”展示。首先他直接向皇帝獻賦。在杜甫心中，玄宗皇帝是十分重才的明君，他相信以自己的才華能打動皇帝，自取功名。所以，當唐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時，杜甫竭盡所能，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唐玄宗看后也很贊賞，讓他到集賢院去，命宰相再考試他的文章。杜甫非常興奮，他得意地寫道：“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可是唐玄宗讓杜甫待詔集賢院，其實也是裝模作樣，并未認真，所以他將杜甫打發(fā)到集賢院后，便沒有了下文，杜甫向皇帝獻賦也無果而終。其次，他又以詩文為手段，干謁王公大臣。杜甫在長安時期的生活比較艱苦，他自己陳述當時的處境是“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為擺脫困窘，杜甫選擇了干謁之路，屢屢向朝中王公大臣訴苦求薦，如“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之類的話語，在那些干謁詩中時常出現(xiàn)。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杜甫多年間還是一無所獲，處境越來越糟，他在詩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境況：“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這是怎樣的一種悲情啊，杜甫遠大的理想在艱難的現(xiàn)實面前成了泡影，他用悲辛給自己的人生染上了永遠的底色。

杜甫長安十年求仕嘗盡了艱辛，雖然沒有成就他的政治功名，但強化了他對現(xiàn)實人生的關(guān)注，也賦予了他的詩歌濃厚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所以，杜甫長安十年間，除了部分與官場權(quán)貴交往的唱和詩和干謁詩，還有許多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詩歌，這為他的詩史之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王維以詩自薦的“覓舉”行為收到了極好的效果

王維，字摩詰。他雖然生長于一個重佛的家庭，但像多數(shù)文人一樣，他對仕途也充滿了熱情。王維多才多藝，詩歌、音樂、繪畫都有極高的才華。青少年時期所寫的詩歌就在長安一帶流傳，有些甚至還傳到了宮中。他到長安應舉時，以音樂才能深受岐王的賞識，但音樂才能無法讓他贏得功名，所以岐王為王維設(shè)計了一個極巧妙的以詩自薦的辦法。據(jù)《集異記》載，那天，王維帶了自選的十幾首詩以及自度的琵琶曲，扮成樂師隨岐王一起見了當時影響力極大的玉真公主。王維先為公主彈奏琵琶，得到了贊揚。隨即又將所帶之詩呈上，公主讀到了一首早傳到宮中的詩，“公主既讀，驚駭曰：‘此皆兒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所為乎？’”于是非常高興地接受了舉薦王維應舉。據(jù)王維史傳，王維于次年中第，年僅十九歲。

如果《集異記》所載屬實，那么王維以詩自薦的“覓舉”行為應該是收到了極好的效果。登科后的王維，詩歌、音樂、繪畫才能得到了更大的發(fā)揮，成了唐代史詩上的詩佛，尤其將詩歌與音樂、繪畫結(jié)合在一起，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如《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被譜為“陽關(guān)三疊”，而詩畫一體的藝術(shù)更影響了千年的畫壇和詩壇。

唐人“覓舉”的重點是以詩文自薦，成就了一個時代獨特的文人群體

唐人的“覓舉”活動很頻繁，陳子昂的激情、杜甫的苦情、王維的巧情，實則代表了唐人在應舉求仕道路上以詩文自薦的幾種具有文人特色的形式。從中國文人的文化性格構(gòu)成來看，唐代文人的這種以“自媒體”方式自薦詩才的方式的確有些超乎傳統(tǒng)。“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君子品質(zhì)。所以，文人在入仕道路上通常有兩種常見形態(tài)，其一曰安貧樂道的自在；其二曰懷才不遇的悲嘆，而這種以激進的方式自薦其才，實屬露才揚己的非君子行為，所以中唐人楊綰在《條奏貢舉疏》中說：“投刺干謁，驅(qū)馳于要津；露才揚己，宣勝于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應該說，楊綰的觀點，其實代表著科舉制度實行之初，人才觀念和求仕觀念轉(zhuǎn)變時期的部分思想。唐代科舉制度實行之前的薦舉制，門閥世族控制著鄉(xiāng)議，擁有品議人物的特權(quán)，其實那種制度下的干謁也是存在的，只是依循著某種道德要求，合理有節(jié)，并且不以逞詩賦之才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而且由于出身的不平等，普通士人根本沒有機會和渠道展示其才。所以，在那種制度下，安貧樂道似乎才是懷才不遇者的心理安撫，亦或也是門閥世族眼中的君子本份。如陶淵明在其《感士不遇賦》中所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缊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作為詩才極高的詩人，陶淵明在門閥時也有著極強的不遇之感，但排遣不遇之悲的方式則“固窮”，“不累己”，以不“軒冕”為榮，也不以“缊袍”為恥。寧愿長受孤獨，決不自賣于“朝市”。所以，懷才不遇的隱者在古代也成為了一種士人風流。

不可否認，“覓舉”過程中的干謁總少不了個性的壓抑和人性扭曲。正因為如此，科舉制度發(fā)展到明清時期導致文人為求仕而干謁的丑態(tài)百出。唐人的熱衷于“覓舉”和對“覓舉”活動的嚴厲指責，都是科舉實行之始的實觀實際。作為人才選拔的轉(zhuǎn)折期，反對“覓舉”的人認為唐代科舉所產(chǎn)生的最大的弊端是“露才揚己”，而從中國士大夫心態(tài)發(fā)展的歷程來看，我們認為這恰恰是唐人進取精神和入世態(tài)度最可貴和可愛之處。因為與后世的干謁相比，唐人“覓舉”活動中的重點是以詩文自薦，以自媒體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才能和理想，與后世“干謁”中的那種嚴重的人性壓抑和人格扭曲有著根本的不同。特別是初盛唐時的詩人們，用詩文自薦，凸顯了個性，張揚了自我，成就了一個時代獨特的文人群體。唐人的魅力似乎正在于那種以詩文自負的“露才揚己”上。“覓舉”的自媒體行為雖然不是人人都有效，但卻能激發(fā)人們的進取熱情。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②[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