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老了，靠什么養老？2015年，職工養老保險撫養比由2014年2.97:1降至2.87:1，意味著不到每3個勞動人口就要養1個老人。2016年，養老金待遇上調幅度從12年來的10%下降為6.5%，這意味著勞動者年老或喪失勞動能力后拿到手的養老金相對變少了。身邊不乏有人會討論：“老齡化趨勢這么嚴重，等我們老了政府有能力養嗎？”盡管國家在政策層面上作了不少努力，但養老問題的嚴重性迫使我們不得不開始提前考慮如何養老。

當下我國已經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各地養老金面臨壓力等消息在網絡上不斷引起強烈反響，為緩解養老金壓力陸續出臺的延遲退休政策又引發社會新一輪爭議……大眾普遍焦慮造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終究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因此，一方面，了解中國公眾對養老生活的預期及其可能采取的行動，可以為養老政策、退休政策或相關經濟政策提供參考；另一方面，了解公眾的危機感及其制度上的根源，能夠及時地把握社會心態和中國公眾的長期信心。

本次調查由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實施，從2016年9月開始至2016年10月截止，共回收有效問卷2811份，有效回收率為91.7%。調查問卷包括公眾對老年生活的預期、對未來養老方式的選擇意愿及對老年生活及其保障的認知、可能影響公眾老年生活預期的因素、當前行為選擇中的養老考慮、人口統計學變量等五個部分。

2016年公眾養老預期中等偏高，總體較為樂觀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主要遵循整體性、有效性、實用性、穩定性和動態性等基本原則，進一步優化了已開發的公眾養老預期量表。我們通過“公眾對老年生活的心理預期”以及“對未來養老方式的選擇意愿、對未來老年生活及保障所具有的認識”來評價公眾對養老的預期態度。對于公眾養老預期的影響因素，我們將通過引入多項觀念變量進行測量。

公眾對老年生活的心理預期包括“社會生活預期”以及“個體狀態預期”兩個維度。其中，“社會生活預期”主要涵蓋生活豐富充實度、人際關系、婚姻愛情關系、物質生活成本、被照顧程度等方面的預期；“個體狀態預期”主要涵蓋對自己的健康狀況、身體機能、相貌、生活動力、思想觀念的未來預期。

在確定了公眾養老預期的具體構成后，我們將公眾對老年生活的心理預期分值設定在20-100分之間，60分為臨界值，分數越高，代表公眾的養老預期越高，對其養老預期態度越樂觀。通過對調查結果的量化分析，本次調查的公眾養老預期平均值為70.8（百分制），高出臨界值，說明2016年公眾養老預期總體較為樂觀。

公眾養老預期各指標得分情況

結合兩個維度來看，個體狀態預期（71.0）比社會生活預期（70.6）得分高，公眾對于個體狀態預期較為樂觀。通過比較兩個維度的10個指標，我們可以看到，得分最高的前三個指標分別是婚姻愛情關系（71.8）、生活動力（71.8）和思想觀念（71.6）。得分最低的三個指標分別是相貌（70.4）、健康狀態（70.2）和生活豐富充實度（68.4）。

通過對不同群體養老預期差異的比較，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當前公眾養老預期狀況。結合調查結果的量化分析來看：

青年人比中年人更為樂觀。結合具體年齡段來看，老年人的養老預期最高（72.4），其次是青年人（71.0），這兩類群體養老預期均高于公眾養老預期平均值（70.8）。中年人養老預期較低（69.7），低于公眾養老預期的平均值。

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更為樂觀。結合婚姻狀態來看，已婚人士的養老預期最高（71.6），其次是未婚人士（69.2）和其他婚姻狀況（離婚/分居/喪偶）的受訪者（68.2），后兩類群體均低于公眾養老預期平均值（70.8）。

有子女的群體比無子女更為樂觀，生男孩的比生女孩的更為樂觀，子女數量越多越樂觀。結合子女構成來看，有子女的養老預期（71.7）比無子女的養老預期（69.1）高；有子女的群體中，如果只有一個孩子，生男孩的養老預期（71.0）比生女孩的養老預期（70.8）高；如果生育多個子女，子女數量越多則養老預期得分越高，以生一個孩子的養老預期得分（70.9）為標準，生兩個子女的得分是其1.03倍，生三個及以上子女的得分是其1.05倍。

非獨生子女比獨生子女更為樂觀。結合是否是獨生子女來看，非獨生子女的養老預期得分（71.7）比獨生子女的養老預期（69.8）高。

鄉鎮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為樂觀。結合日常居住地來看，鄉鎮村居民的養老預期得分（71.3）高于城市居民（70.8）。這可能與農村生活成本較低和農村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力度日益增強有關。

月收入越高總體來看更為樂觀。結合月收入狀況來看，盡管月收入5001-8000的群體養老預期得分（70.4）相比2001-5000的群體（71.2）要低，但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群體養老預期得分為69.8，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群體養老預期得分為71.7。從整體來看，還是呈現月收入越高、養老預期得分越高、養老預期越樂觀的分布趨勢。

多因素影響公眾的養老預期

在各種經濟社會環境的約束下，公眾的養老預期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受訪者對當前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出臺的養老政策滿意度等因素，都有可能對公眾的養老預期造成影響。通過將公眾養老預期得分情況與各項觀念變量進行關聯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公眾對經濟社會發展前景的樂觀程度與養老生活預期顯著正相關。受訪者對于我國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越有信心，其養老預期越偏向樂觀。進一步的分析顯示，經濟預期對個體生活狀態的預期有較大影響。顯然，在人們心中，老年生活是否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與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相關的個體物質生活水平決定的。

公眾對未來醫療制度和老年護理產業發展的樂觀程度與養老生活預期顯著正相關。分析發現，受訪者對未來老年人護理產業發展程度的預期，對養老預期有較大影響，甚至大于對于未來醫療制度發展程度的預期。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人口撫養比比較大。但目前我國養老機構與醫院銜接程度仍有待提高，管理和護理等專業人才缺乏，老年護理產業將迎來黃金發展期。未來對于老年人護理的關注度會高于對于醫療制度的關注度，在人口撫養比比較大的今天，公眾對于老年護理產業的需求將會逐漸加大。

公眾對老年娛樂產業發展的樂觀程度與養老生活預期顯著正相關。一方面，老年人娛樂產業的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集中體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眾對于經濟發展繁榮的預期；另一方面，在人們看來，生活樂趣逐漸成為老年人生活質量提升的重要方面。

養老福利公平性、對養老金的滿意度和延遲退休政策滿意度也與養老生活預期顯著正相關。結合不同職業群體的養老預期滿意度，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總體上呈現比較樂觀的傾向，但是對于養老預期非常樂觀的群體“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以及“軍人”，一般屬于工作穩定性較高、養老福利待遇較好、當期收入穩定并能為養老作出儲備的職業。除此之外的其他類型職業人群對于政策和福利公平性的追求不容忽視。

除了上述四個顯著的特點外，調查還發現，公眾對于新型養老概念以及養老模式的了解程度與養老預期顯著正相關。新型養老概念一般包括醫養結合、以房養老、異地養老、互助養老和智慧養老等；而新型養老模式則包括養老院、敬老院、福利院、老人公寓和護理養老機構等。公眾對自身養老預期態度越積極樂觀，就越愿意關注和了解新型養老概念和養老模式。同時，我們發現養老預期較低、態度較為消極的群體，在養老模式的選擇上會傾向于無論什么情況下都愿意獨自在家養老；而養老預期較高、態度較為積極的多選擇家庭贍養及居家養老，非常樂觀的群體才偏好于選擇機構養老。

行為選擇中的養老因素

我們曾設想，人們在就業、婚戀、移民等方面的選擇是否會考慮養老因素，可能與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評價有關。我們通過回歸分析進行了驗證。涉及到的因素包括公眾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養老保障制度、醫療制度、老年護理和老年娛樂產業的信心，以及對養老福利公平性、養老金額度、延遲退休政策的滿意度等。

首先，養老福利的公平性影響著人們在就業選擇中考慮養老問題的程度。在就業模型中，對養老福利不公平性的認同每增加一個單位，在就業時考慮養老因素的可能性就變為上一水平的1.432倍。這與我們的假設相符，因職業而獲取的養老福利、工作崗位的持久性等是影響老年生活預期的因素，這其中，尤以養老福利最為重要。當下養老福利方面的承諾能否在未來得到兌現落實，除了雇主的穩定性、持久性和可靠性之外，社會穩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突發事件、制度變遷等社會動蕩會妨礙雇主兌現對員工的養老福利承諾。因此，為保證自己老年生活的質量，人們往往在擇業時會考慮養老福利的公平性發展趨勢。

其次，對經濟發展、養老保障制度的信心及對養老金的滿意度會影響為養老而移民的傾向。通過分析發現，公眾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越有信心、對未來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完善越樂觀，為養老而移民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對經濟發展和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發展信心越低的人群，越有可能選擇移民養老。選擇其他國家定居并度過晚年，其吸引力主要來自于理想中國外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和完善的養老體系等因素。因此，對未來經濟發展水平和商業化老年護理產業信心不足的人，對移民養老展現出更大的傾向性。同時，在分析模型中，公眾對養老金不滿意的認同每增加一個單位，在移民時考慮養老因素的可能性就變為上一水平的1.756倍，即越容易為養老而移民。

此外，在婚戀和理財決策中，公眾也會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而考慮養老因素。比如，對經濟發展的信心程度會影響為養老而婚戀的傾向。在分析中，我們發現，公眾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越有信心，婚戀中考慮養老因素的可能性就越低；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越有信心，老年生活有保障將不再成為公眾擇偶時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另外，養老金不滿意度影響為養老而理財的傾向。對養老金越不滿意，越會為了老年生活更有保障而提前選擇做一些投資理財。

提升公眾養老預期的幾點建議

中國自2000年整體進入老齡化國家行列，民政部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就達到2.12億，占總人口15.5%。中國的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北京大學的曾毅教授曾預測，中國老齡人口峰值將在2025年出現，而這對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將產生巨大的沖擊。鑒于目前人口結構倒掛的壓力越來越大，空巢家庭比例迅速增加，家庭成員養護缺失，社會化的養老服務也未完全建立起來，養老悲劇時有發生，養老福利的不公平性仍然存在……每一個涉及養老問題的話題無不牽動著國人的心。這一方面反映了養老焦慮情緒在全社會蔓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民參與意識的不斷增強和對自身利益的高度關注。

完善社會保障，加大養老扶持力度。結合此次調查結果，一方面，考慮到目前居家養老、家庭贍養仍是處于不同健康狀態下中國公眾養老方式的首選，占比超七成，政府應當重點做好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要給予財政傾斜，加強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點建設，完善服務網絡，通過網點服務和上門服務等形式，提供文教娛樂、心理關愛、法律援助和安全保護等定制服務，實現服務項目增量、功能增效、范圍增大和主體多元，尤其需要重點做好失能、半失能老人養老服務。另一方面，考慮到老年護理產業、娛樂產業與公眾養老預期息息相關，政府需要繼續對養老產業加大扶持力度，積極支持以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補貼、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興辦養老服務業，鼓勵社會資金以獨資、合資、合作、聯營、參股等方式興辦養老服務業。與民間資本相結合，積極采取措施推動民間資本參與養老服務業發展。

注重社會公平，全民共享幸福晚年。一是注重代際公平。從養老“雙軌制”到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再到延遲退休年齡，國家養老保險制度不斷革新，但養老金制度長期未定型也是產生養老焦慮的主要因素。就延遲退休政策而言，從國家層面看，延遲退休增加了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供給；從社會層面說，為未來的養老增強了支付能力。但這一方案造成的代際之間不公平，使得不少公眾議論紛紛：為何要這一代人多付出，而之前的人享福？社保缺口即便在未來幾代通過延遲退休而緩和，未來是否需要再調整退休年齡，這對未來的年輕人公平嗎？

二是注重行業公平。養老福利的不公平性，特別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與普通職工在養老保障上的福利差別是當前社保體系受爭議的焦點。在本次調查中，對于“在我國，與其他人相比，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能享受更多的養老福利”的選項，回答“完全不同意”和“不大同意”的受訪者分別占4.5%和10.4%；回答“比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分別占35.4%和25.4%。可見，多數受訪者感到“雙軌制”的福利差別不公平。養老金的“并軌”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三是注重地域公平、城鄉公平。此次調查結果顯示，對于養老金的不滿程度存在城鄉差異，生活在地市級以下的居民表示非常不滿意的比例占到24.4%，高于大城市居民3.2個百分點。對于新型養老概念和養老模式的了解程度也存在城鄉差異和地域差異，而了解程度的高低和養老預期的樂觀程度又密切相關。為此，在加快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同時，我們需要重點關注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公眾需求，把養老服務對象從東部擴展到中西部，從城鎮擴展到農村，盡量采取措施減少地區和城鄉差距。

基于以上三點公平需求，我們意識到，一項公共政策，只有在設計的起點上就包含公平的理念，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否則難以達到政策制定者預先所期望的效果。不少專家指出，制定延遲退休政策不能“一刀切”，必須考慮到勞動人群的地區差異、壽命差異、收入差異、職業差異等因素，延遲退休政策應當是有彈性的。同樣，對于如何減小不同群體在養老福利上的不公平性，也應當考慮到群體之間的差異性而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建立公平有效的養老保險運行機制迫在眉睫。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趙紫燕；統稿：人民智庫研究員黃溪）

責編/賈娜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