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使得中產階層這一群體浮現并日益壯大。對于中產階層的稱謂，存在不同的表述，如中產階級、中間階級、中間階層、中等收入群體等。《2014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家庭財富總額全球排名第三，中國家庭資產為1萬至10萬美元的中產階層比2000年翻了一番，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綜合收入水平、職業身份認同、教育背景、社會聲望、消費水準等維度，考察當代中國的中產階層，他們正在形成“相近的自我評價、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心理特征”①，表現出一些獨特的意識形態特征，并以其消費能力和文化資本、價值觀導向，在現實社會中發揮作用。

媒體歷來是社會群體和個人生活方式、品味與文化形態表現的重要場域。網絡傳播的興起、個性化社交化媒體的普及使用，為中產階層構建自我、推廣文化品味和價值觀念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新空間。網絡所具有的即時、共享等特點，提升了中產階層話語主導地位，使其意識形態獲得了新的存在方式。網絡具有的開放性和包容力，可以容納中產階層多種文化形態、文化要素，增強其“宏大敘事”中所隱含旳“元話語”價值能量，并通過網絡互動進一步促進其嵌入更多人的意識之中，影響大眾感知、情感、認知和價值取向，塑造大眾社會理解。

當代中國的中產階層意識形態特點

在公眾的印象中，中產階層具有一些代表性身份標志：他們的職業高端、收入穩定；文化水平較高，城市人群一般都接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享有舒適安逸的生活條件，追求有品質的生活。媒體是中產階層形象的主要塑造者。一個典型中產階層的媒體視覺形象大概是：居住中高檔社區、裝修精致的房子，開著中高檔私人轎車、身著名牌服飾，形象光鮮亮麗、攜帶現代移動辦公設施，衣食無憂、擁有存款股票、定期度假休閑。比之于龐大的人口基數，當今中國中產階層規模還較小，且由于存在城鄉、貧富的差距，這一階層生活水平也有較大不同。但盡管如此，從消費意識、政治參與以及文化追求等方面考察，還是可以觸摸到這一階層具有的一致性意識形態特征。

一是生活方式前衛，具有獨特的消費意識，購買力活躍，是消費主力軍，也是社會時尚的引導者。他們的行為舉動、生活品味對于大眾的消費觀念起著示范、暗示的作用，能夠拉動消費市場，同時塑造著新的消費風尚。

二是求安求穩、行為務實。中產階層生活領域集中于城市，既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推動者，又是發展成果的分享者，與傳統工人和農民的思想意識相比，具有較強的現代性公民意識。他們多以冷靜、積極的方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自詡科學、理性，敢于對話權威，標榜捍衛現代民主和法治。

三是職業意識較強，有敬業精神，具備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個人素質，崇尚個性化，追求自我價值實現。在社會生活中，他們顯示出強烈的競爭精神、進取意識，看重成就、動機、職業、社會倫理。他們希求通過勤奮工作追求自我實現，尋求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滿足于傳統的文化定位和固定觀念，批判意識更明顯。這一特點，在很多大型互聯網企業的勵志語錄中可見一斑；在一些人不計主客觀條件，極端化強調“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教育觀念，以及魔鬼式的訓練行為中，也得到了近乎瘋狂的反面呈現。

中產階層意識形態的網絡聚像

數字化傳播的出現，使網絡成為中產階層表達訴求、傳達價值觀念、引領社會生活的新工具。網絡平臺所承載的信息觀念，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被復制、瀏覽、存儲、傳播和更新，維持和鞏固其原生態，并轉而延伸至線下，通過社區、朋友圈等方式深入熟人、共鳴群體，影響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認知、判斷甚或行為。網絡中，中產階層意識形態傳播表現出幾種特征：

第一，從話語表達上看，爭取利益、維護權益、設置公共議題引領輿論的意識強烈。以理性、客觀、中立為精神聚像的當下中產階層，更關注民生、法治、民主等公共議題，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批判氣質。中產階層中的不少人，有過較長的奮斗過程和豐富的人生經歷，其中一些人，也是傳統媒體“傳播者主導”和新媒體“網絡互動”二元傳播格局的經歷者，兩種傳播模式的沖突和矛盾，塑造了他們“反抗/接受”的行為模式。②他們所重視的話題，不同于網絡青年群體信息消費中的娛樂化、庸俗化以及惡搞內容，較少言語時尚感，卻能夠體現出強烈的現實關懷。中產階層往往直陳社會問題，更尖銳、更激烈，但言語或行文更重理性與邏輯。例如“華南虎事件”中，“挺虎派”和“打虎派”的沖突，雙方領軍的官員、知識分子均屬中產階層群體，他們的博弈從開始就避開了非理性的吵鬧喧囂，呈現出尊重科學、尊重證據的理性特征。

第二，從權力把控上看，中產階層憑借對信息觀念的敏感、技術工具的精通和利益走向的精判，樂于扮演網絡中的“意見領袖”，發揮群體動員的能力。在今年“雷洋事件”的曝光過程中，網絡輿論從對視頻缺失的質疑到對當事者行為的追問，再到對執法行為的問責，進而到有法律界人士力挺、力援當事人家屬發聲，提出“呼吁事件解決”的諸種要求。回顧事件的表達過程，論壇里、“朋友圈”中、“兩微一端”上，每每可以發現那些所謂中產階層“大V”的主導性言論。在“中菲南海事件”中，左、右派思潮呈現于網絡，其背后，個別“意見精英”通過制造網絡輿論，引發罵戰、圍攻、攔阻等非理性行為動員，也暴露出部分中產階層輿論主體對于話語權的激烈爭奪和把控。

第三，從心態建構上看，群體內部的異質導致中產階層社會心理和行為選擇具有差異性，其對大眾社會行為的干預也令人喜憂參半。從職業屬性的角度，有研究將中產階層分為“公共中產”和“市場中產”兩類，認為前者由于受到組織機構的約束，更易“采取理性和客觀取向”，而后者屬“自由市場”中打拼出來的中產階層成員，則更可能“采取感性和動員取向”。處于“夾心層”的中產階層，上升路徑比較狹窄，在現實中面臨著與低收入人群同爭住宅、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的焦慮，這埋下了他們在網絡公共空間“情緒化”爆發的隱患。因而，在網絡傳播中，中產階層的兩面性共存：一面是優雅溫和的文化精英；一面是焦慮感爆棚“憤怒的小鳥”，并以其自身的影響力造成對大眾觀念行為的干預。如2016年某中央級媒體著名主持人混淆經濟、文化、傳播功能差異，對互聯網發展提出的三條質疑，在網民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其濃烈感情色彩話語背后暴露出的非理性，遭到了知識界的理性反駁與斥責。

第四，從風尚引領上看，網絡中，中產階層的消費文化符號存在清晰的物化傾向，他們是大眾消費“神話”制造者，虛擬地滿足著大眾對財富和文化身份的向往。網絡視頻、圖像等信息像一部包含各色生活圖景的百科全書，美女美文、心靈雞湯，小資情調、中產口味，增加了“新富人生活”絢麗而又縹緲的神話色彩。那種衣冠楚楚、珠光寶氣、青春亮麗的形象裹挾著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生活圖景，構建了人們腦海中的盛況幻影，調整著大眾的生活狀態和消費心態，令人在炫目之下忘卻現實差別，或長久沉迷其中流連忘返，在物質世界的光彩奪目中取得消費文化認同的一致性。中產階層的消費符號，表達了其高雅、瑣碎而奢侈的時尚氣質，也反映出他們自我欣賞的自戀心態。正如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所說，這是一種“兩面招數”，一方面它“尊敬高雅文化的標準”，一方面，努力使其向大眾“融解并庸俗化”。③“新網紅”王思聰就這樣被青年網民稱為“國民老公”，視作追捧的偶像。在對中產階層消費文化時尚目標的追捧中，人們獲得了淺層面的情感消費樂趣，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現實社會的焦慮，但同時，也容易使人在麻醉、新奇、刺激中對物質欲望的泛濫無所察覺。

網絡中產階層意識形態的價值辨析及調整

有社會學研究表明，在發育較充分的“橄欖型”社會里，一定規模的中產階層能夠起到社會“穩定器”的作用。但現實中，這一作用的發揮是與這一階層思想意識的成熟和價值體系的完善相聯系的。當代中國的網絡傳播中，中產階層意識形態的表征有其積極的價值，也有著消極的一面，正確引導中產階層網絡表達，提升其觀念思想中合理性因素，消解不良影響，需要從更為宏觀和系統的層面做出現實思考。

首先，要重視中產階層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表達，加強主流意識形態與這一意識形態的對話互動，從而把握其走向，實現正向引導。網絡傳播中，中產階層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存在著三種互動關系：其一是對應重合關系，其二是交叉重合關系，其三是拒斥對立關系。因中產階層的利益表達往往宣稱以大眾的價值訴求和利益需要為出發點，其說辭、其傳播手段容易得到大眾的理解和關注，因而，當存在思想觀點上的沖突時，應力戒生硬對立所導致的沖突深化。要善于發揮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以真實、公正、理性的論辯，澄清真相，引導公眾深化認識，彰顯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價值體系的優越性，促進多元思想觀念的良性轉化和發展進步。

其次，要善于傾聽中產階層話語的網絡表達，重視“公共話題”的用戶參與，善用“網絡互動”，把脈中產階層“大V”群體思想狀態，聽取合理化建議，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提高引導實效。網絡媒體也是新的民主實踐運作形式，要充分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尊重網絡民意，要傾聽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和信息訴求。建設和完善網絡問政平臺，探索順應新媒體傳播規律，創新內容形式的新方法，借力于社交網站、共享視頻、互動彈幕、“兩微一端”等新傳播形態，及時向公眾發布政府權威信息，介紹相關政策執行情況，以及自然災害、公共衛生等社會突發事件的處置進展。貼近用戶需要，深化公眾信任，充分體現出以民為本、公平執政的價值理念，凝心聚力實現價值觀引領、促進社會和諧。

第三，加大監管力度，構建信息綜合安全管理體系。網絡傳播中，多元意識形態表達的復雜性、消極影響，會給主流意識形態帶來安全挑戰，依靠網絡自生機制來加以糾正，很難做到準確、及時、有力。為此，要加強“法律規范、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技術保障”四種方式相結合的監督管理，跟進創新技術手段，防范可能出現的危機苗頭。要建立完善的應急反應機制，及時有效地防止危機產生，阻止危機蔓延。中產階層的大多數人具有溫和、保守、理性的特征，監管實效的發揮也要注重其積極影響的延續。要探索將嚴格監管和積極疏導融為一體的監管方式，建立多層級、富有彈性的監管體系。

第四，提升網絡用戶的文明意識和媒介素養，強化中產階層的網絡社會責任感。要加強包括網民主體意識、國家意識、權利義務意識、民主法治意識和發展意識等內涵的網民文明建設。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教育方式、傳播方式，讓網民了解網絡世界的行為規范要求，明確現實主流意識形態規范在網絡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使他們在包括中產階層意識形態在內的多元思想面前，更具辨識力和行為把控力。同時，調動網民主體性，通過自我教育和互動教育，促進問題解決，增強社會信任。提升網民整體的責任意識，使主流意識形態取得最大程度的集體認同，優化網絡生態，建設具有自覺歸屬感和認同感的“網上精神家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網絡新媒體研究室主任）

【注釋】

①傅宏波：《正在崛起的中國中產階級》，《觀察與思考》，2004年第7期。

②孟威：《網絡互動：意義詮釋與規則探討》，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3頁。

③[美]丹尼爾·貝爾著，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91頁。

責編/周素麗 美編/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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