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No.11- No.30

11.韓慶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黨的核心地位是水到渠成、實至名歸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黨的核心地位是自然形成的，有其歷史依據、實踐根基和理論基礎，是水到渠成、實至名歸。首先，習近平總書記在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五個偉大”實踐中發揮著不可取代的核心作用，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歷史貢獻。其次，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中具有敢于擔當的氣概與豐富的經驗和智慧。再次，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中顯示出一種大國領袖的偉人風范和親民情懷。最后，“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個核心領導層，要形成一個大家公認的、人民滿意的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成為黨中央核心、全黨的核心，也有其政治基礎。——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人民論壇》，2016年11月六中全會特刊）

12.王偉光：只要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對于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我們要常存敬畏，常懷憂患，常保警醒。只要始終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到建黨100周年時，我們一定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向著第二個百年目標闊步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人民日報》，2016年6月28日）

13.李君如：政治生態好，人心就順，正氣就足

黨內政治生活的健全與否，關系到黨能不能夠保持自己的性質，能不能夠為人民長期執好政、掌好權，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而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導致的一個很嚴重的后果，就是政治生態的惡化。把良好政治生態營造起來，把被惡化的生態凈化。這個局面一旦形成，我們黨歷史上的那些受人民群眾特別歡迎的形象就會重新展現在人民群眾面前。——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北京日報》，2016年8月8日）

14.貝淡寧（Daniel A·Bell）：中國的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提倡賢能政治并非反對民主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制以完善賢能政治。應采取一種民主在基層，賢能選拔在高層的垂直模式。賢能政治應該兼含基層政府民主選舉、非選舉形式的政治參與協商等方式，創造民眾參與政治的機會，但并不包含高層領導人的競爭性選舉。在具體的實踐上，完全可以在不同地區展開實驗。對實驗結果的判斷不應該過分政治化，需要由獨立的學者決定。——清華大學哲學系與蘇世民書院教授（鳳凰網，2016年11月8日）

15.謝志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應進一步提升、拓展

在推進和完善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應當從五位一體進一步提升、拓展為六位一體，即在原來五大建設的基礎上，增加國際環境建設，形成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國際環境建設六大方面，它們是一個系統中的六大要素，缺一不可，彼此相互作用，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只有具備六大建設或六大要素的總體布局才是完整、系統、現代和科學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理論動態》，2016年9月10日）

16.褚松燕：“走自己的路”是政治發展硬道理

當下，關于中國政治發展的共識點首先在于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其次在于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引導力量。中國的政治發展需要立足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并結合全球范圍內政治發展的圖景和新趨勢，抓住權力和參與這兩個核心要素，有步驟地形成以包容性價值體系為支撐的權力能力、權力制約與公眾參與的制度體系，逐步實現中國的政治發展目標。——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博導（人民網，2016年7月28日）

17.俞可平：政府創新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政府沒有創新動力，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就沒有活力。首先，要合理地劃定上級政府的權力邊界，增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為各級政府的治理創新提供一個基本的制度環境。其次，制定有效的考核獎勵政策，積極鼓勵創新行為，給創新者以人力、物力、財力、信息和政策的保證，形成足夠強大的激勵力量，激發人們的創新積極性。第三，是建立容錯機制。改革和創新一定會有風險，要降低人們為創新所承擔的風險，支持敢冒風險的創新者。——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財新網，2016年6月26日）

18.楊宏山：支持學習能力強的地方政府進行實踐創新，對于落實創制性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創制性政策的決策權集中于中央黨政機關，大多數領域的政策執行都由地方政府負責落實。如果決策者要加快實施創制性政策，一條可行的路徑是提供選擇性激勵，支持學習能力強的地方政府開展政策試驗。通過總結地方性試驗的經驗教訓，創制性政策就會逐漸走向完善。可見，識別學習能力強的地方政府，給予必要的政治和經濟激勵，支持其進行實踐創新，對于落實創制性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地方政府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國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4期）

19.馬懷德：突破法治政府建設“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的困境，關鍵在黨委政府領導

從我們的評估結果看，但凡領導重視、組織推進工作抓得緊的城市，法治政府各個指標都比較靠前。相反，組織領導不力的城市，其他指標也不理想。這說明，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僅靠“喊口號”“發文件”是建設不成法治政府的。有效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必須依靠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身體力行。——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學習時報》，2016年11月24日）

20.李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真正形成之日，就是我們的法律能夠真正實現良法善治之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真正形成之日，就是我們的法律能夠真正實現良法善治之時。那時，我們紙面上的法律規定能夠真正落實到每一個環節、每一項事業、每一個行為上，并落實到每一個公民的身上，我們的權利和利益能夠得到依法、有效地保障，整個社會會更加和諧有序，整個國家將從法律大國走向法治強國，從而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所長（光明網，2016年8月26日）

21.許耀桐：黨規國法既非對立，也不可混淆

在當代中國，為了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需要依規治黨；為了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依法治國。但是，“兩依”并不是獨行獨處、彼此毫不交集，而是有著內在密切的、根本一致的關系。“兩依”體現領導力量的一致，體現黨規、國法的一致，體現治黨、治國的一致。“兩依”既有一致的關系，也有明顯的區別。“兩依”中黨規、國法的制定主體、適用范圍、功能作用、要求標準不同。對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進行協調，是基于“兩依”的一致性和區別性。換言之，由于一致性和區別性的存在，需要進行疏通銜接，使“兩依”之間保持張力和協調性。——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解放日報》，2016年10月25日）

22.閻學通：嚴防極左思潮，保證國內不出現顛覆性的危機

從1949年到現在，左傾、右傾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強大、中國的進步都有影響，但極左的負面影響是最大的，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對中國發展、進步和強大產生的負面作用超過極左思潮。嚴防極左思潮，保證國內不出現顛覆性的危機，不使整個民族崛起、民族復興出現顛覆性的后退。——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鳳凰國際智庫網，2016年4月26日）

23.金民卿：愛國主義決不能丟，也決不能被異化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發展動力，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掉愛國主義這面旗幟。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愛國主義也具有特定的主題和內容，我們必須適應發展著的時代要求和愛國主義的主題轉換，正確地而不是錯誤地、理性地而不是盲目地弘揚和實踐愛國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導（《人民論壇》，2016年8月上)

24.李永忠：監察體制改革不只是為反腐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絕不僅僅是為了整合辦案的力量，整合監督的資源，或者說這只是表層的，深層的、最重要目的是把過去監督權隸屬于行政權的權力結構分解，使監察成為獨立于行政之外的一種權力。這將是一個了不起的變革，把同體監督變成異體監督，國家公職人員就能受到獨立的監察機關的嚴格監督。——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鳳凰網，2016年11月12日）

25.葉小文：大國自有大氣象，要心系天下，要善解難題

大國，自有大氣象。這是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并仍將快速發展、持續發展、和平發展的一個內生邏輯和重要理由。大氣象，就要心系天下。大國的大氣象，來自于對人類前途命運和時代發展趨勢的深刻洞察。大氣象，就要善解難題。大國的大氣象，來自對中美兩個大國關系戰略走向的準確把握，以及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堅定不移。大國自有大氣象，用磅礴大氣，應對小肚雞腸；善登高望遠，一覽眾山小；能放開眼界，盡收遠方美景。大國自有大氣象，大氣象必有大作為。——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顧問（《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6月8日）

26.燕繼榮：中國的政治學者正在經歷“研究轉型”，從簡單的“概念套用”轉向“理論再造”

學者的使命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對現實政治，而在于本著“問題意識”，說明“問題”的性質，揭示“問題”存在的真實原因。今天，中國政治學者面臨諸多問題。其中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去闡發那些被現代國家的人們所認可的政治價值，并將之轉化為可行的制度和政策改進方案。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中國學者已經或者正在經歷“研究轉型”，即從理想目標的討論轉向現實路徑的思考；從簡單的“概念套用”轉向“理論再造”。——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北京日報》，2016年3月14日）

27.高德步：當代資本主義正經歷從合理性危機到合法性危機的轉化

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性基礎上。然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是有限的，并且在一定條件下必然向相反方向轉化，出現合理性危機。晚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干預是這種轉化的樞紐，導致資本主義合理性危機轉變為合法性危機。而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加深，合理性危機和合法性危機交織并存，必然加速資本主義的衰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學術前沿》，2016年10月下）

28.蘇浩：西方文明開始陷入了一種目標模糊混亂和行為無所適從的困境之中

西方文明的局限已普遍顯現出來，并開始陷入了一種目標模糊混亂和行為無所適從的困境之中。西方以“民主自由”自居，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進程”，不僅造成了國家間的對立，也讓西方文明體本身顯現出民主政治的極端化傾向和福利社會導致的金融危機，使西方文明陷入一種困頓。人類社會需要從非西方文明中尋找發展演進的新路徑，而具有深厚歷史積淀和豐富文化內涵的東方文明將發揮重要作用。具有東方色彩的“黃色文明”和具有西方色彩的“藍色文明”將逐步消除相互競爭的關系，在對話與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交流與融合，從而使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得到整體提升，生成一種新型的、為全球共享的“綠色文明”。——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博導（《人民論壇》，11月上）

29.龐中英：人們對待全球化的態度經歷了從“趨之若鶩”到“燙手山芋”的轉變

顯然，全球化進程正處于一個新的轉折階段，全球化面臨新的不確定性。人們對待全球化的態度也經歷了從“趨之若鶩”到“燙手山芋”的轉變，起初認為全球化之勢不可當，過分夸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到了今天反而認為全球化已經逆轉，變得過分強調國家的作用。但是，盡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確實正在出現民族主義、本土主義興起的苗頭，抗拒不受約束的全球化運動對民族國家主權和政策議程的主導，但截至目前為止，似乎還很難將之簡單地說逆全球化已成單一趨勢。即使是今日的困難局面，全球化仍然在繼續，只不過是新的全球化取代了舊的全球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光明網，2016年12月23日）

30.王逸舟：特朗普上臺不會撼動中美關系的根基

長期來看，中美關系不會因個人意志、黨派執政的調整發生根本性變化。兩國之間曾經有誤解、有對抗，但是當雙方“打開大門”開始交往之后，兩國關系發展迅速，勢頭良好。現在中美兩國之間一年有五六千億美元的貿易額，在各個領域如全球氣候變化、地區海洋問題、反恐問題、朝核問題、知識產權、消除貿易壁壘等領域均有合作，中國離不開美國，美國也離不開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新華網，2016年12月20日）

經濟類No.31- No.45

31.厲以寧：中國正在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動下，改革紅利不斷地涌現出來。中國正在悄悄地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就是明顯的例證。這場人力資本的革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廣大農村正在掀起學習知識、學習技術和創新創業的浪潮。現在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城歸。另一方面，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也無論是在校還是剛畢業的學生，不少人都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所吸引，走上創意、創新、創業之路。他們的成長是中國未來的希望。那些說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枯竭了的人，他不了解中國，沒有看到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光明日報》，2016年12月21日）

32.吳敬璉：保護好產權才能讓中等收入群體有恒心

目前我國經濟存在一個棘手的問題，是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對自己的財產財富缺乏安全感，對企業前途沒有穩定的預期，因而投資興業的意愿低落。企業家存在這種擔憂，原因是多重的，其中的關鍵是我國產權保護制度存在的問題亟待解決。財產權是中等收入群體對社會信心的主要來源，保護好產權，保障財富安全，才能讓他們安心、有恒心，才能穩定他們的預期。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和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加強產權保護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民日報》，2016年11月29日）

33.劉偉：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依賴重大制度創新

從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入手，一個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條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創新，要深入推動市場化進程，要明確企業和勞動者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在政治體制上，一定要加快民主法治建設，特別是法治化的進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要推動市場化的進程，規范政府公權，尊重私權，維護市場主體正當的競爭權利，這是供給側結構性調整改革要求的兩個最基本的制度條件。一個是經濟制度市場化，一個是政府制度法治化。如果這兩方面滯后的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經濟參考報》，2016年5月27日）

34.錢穎一：結構性改革不等于結構調整，而是深層次的改革

未來十年很關鍵，中國經濟必然會轉型，消費會提升，服務業比重將擴大，制造業要升級。經濟轉型的關鍵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種流行觀點把結構性改革等同于結構調整，其實不然。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通過改革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矯正市場扭曲，促進創新；結構變化只是結構性改革后市場發展的結果。所以，結構性改革不等于結構調整，而是深層次的改革。——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網，2016年4月27日）

35.夏斌：中國經濟調整轉型的邏輯沒有改變

對中國目前宏觀經濟的判斷，最基本的就是中國經濟調整轉型的邏輯沒有改變。之所以說當前最基本的判斷是調整邏輯未變，首先是市場出清是一個耗時較長的艱難的過程，也就是說資產負債處理完，一些債權債務處理清楚，至少需要兩三年，特別是目前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債務問題凸顯。其次，PPI由負轉正才剛剛開始，能否企穩還需要時間觀察。另外，目前民間投資遠遠沒有恢復到正常水平，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對市場經濟非常重要。最后，目前貨幣供應也沒有回歸到常態。——國務院參事（《證券時報》，2016年11月21日）

36.張卓元：實現經濟轉型，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而不是傳統服務業

實現經濟轉型，追求質量和效率，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五大發展理念里的創新驅動發展。為此，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不要光發展傳統服務業。傳統服務業發展再多，也解決不了經濟轉型問題。很多拉美國家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60%，仍沒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創新驅動，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的服務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參考報》，2016年6月22日）

37.劉世錦：未來保持中速增長首先需要解決壟斷問題

中國經濟目前是接近底部，這和真正觸底不是一回事，如果宏觀政策比較得當，供給側改革能有實質性進展，那么在今后一兩年的時間內經濟觸底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下一步經濟觸底以后，中國經濟能夠5-10年穩定在中速增長的平臺上。要保持中速增長，新增長動能相當重要。這其中，首先應該解決要素市場扭曲導致的低效率領域的開放和競爭，也就是行政性壟斷問題比較突出的基礎產業領域的改革開放和競爭，同時應該注意解決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產業分化，現代服務業問題和新技術、前沿性創新等問題。特別是，對農村集體土地制度的改革應該有所突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央廣網，2016年12月4日）

38.劉尚希：社會因素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

現在影響經濟增長的，或者說影響穩增長的恐怕不僅僅是經濟因素，還有社會因素。社會因素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在現階段越來越大。我們說的戶籍制度，背后就是一種社會身份，這種社會身份帶來很多排斥性的問題，比如說就業、創業機會不同，同工不同酬，這是社會排斥。沒有身份的社會化改革，勞動力自由的流動就很難實現，而且會導致整個經濟運行成本上升。——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北京日報》，2016年11月7日）

39.左曉蕾：淡化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關注

追求高增長速度不是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關鍵。根據經濟規律，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潛在增長率即要素達到充分優化配置時的增長速度，會受資源約束而遞減。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應該能達到11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6.5%的增長所產生的增長量就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規模。較大規模的經濟體過高的增長會占用更多的資源，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失衡。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全球經濟平衡發展了，我國經濟也才能平穩發展。——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上海證券報》，2016年12月14日）

40.周天勇：國有經濟要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動

國有企業的體制成本很高，適宜于大規模、大資本、大生產的工業化階段生存和發展。傳統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的結束，使其失去了能夠生存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整個國民經濟中，國有經濟下一步一個重要任務，是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動，削減鋼鐵、有色冶金、煤炭、建材等各方面的產能，并且市場可能要清除現在和未來越來越多的僵尸企業，要消化它們形成的不良債務，還要分流和安置它們形成的結構性失業職工，并且其資產要進行破產清算、兼并重組等處理。——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鳳凰財經網，2016年8月9日）

41.許成鋼：減稅可以改善中國經濟長期內需不足的問題

中國的增長速度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的原因是全體國民個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過低。從基本面上看，決定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決定性原因是內需不足，這個問題不解決，增速是沒有可能恢復起來的。怎么解決？減稅是核心。中國之所以個人總收入占GDP比例這么低，因為各種名目的稅收太多。——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長江商學院教授（《經濟觀察報》，2016年12月12日）

42.樊綱：債轉股要有選擇，不能行政分配

中國的債轉股可以由經營較好、規模較大的企業牽頭，根據未來的盈利預期選擇兼并哪些產能和哪些企業，被兼并的企業可成為新公司的股東之一。而且，要有選擇地將企業的部分債務納入債轉股的范疇，不能行政分配，更不能將所有的債務都納入債轉股。債轉股后，金融機構在一定時間內持有這些股份，以后伺機出售，進一步實現產權多樣化。——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人民日報》，2016年11月22日）

43.趙昌文：要減少政府對資金價格的管制

從過去幾年的情況看，我國金融改革速度還是比較快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對于利率市場化，該放開的在形式上確實已經放開了。需要強調的是，利率市場化本質上是資金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核心是要減少政府對資金價格的管制。但是，放開價格并不意味著利率市場化的全部完成，還涉及到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就是金融資源配置問題。我們現在只是把二級市場價格放開了，還缺乏一個基于市場的、合理的、均衡的債券市場收益率曲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金融時報》，2016年6月18日）

44.吳曉求：傳統金融和互聯網金融的監管規則不能通用

分享經濟有兩個特點，一是人人參與，人人都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推動者，都可以分享資源、信息和財富；二是門檻低、起點快、周期短。普惠金融就具有這樣的特點。所有的金融活動都要有監管，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監管、用怎樣的規則監管。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兩者之間的規則不能通用。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不能慣性沿用以前的方式，否則只能既限制了新的發展，又沒有監管到想監管的點上。——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彭拜新聞網，2016年11月24日）

45.曹鳳岐：我國股市對小額投資者的保護不夠

股權收益實際上是由內外兩種收益構成，歐洲(股民)主要靠內部收益(固定分紅)，而國內在這方面沒有明確規定，這就導致公司董事會可以隨意決定分紅，甚至不分紅。現在有些企業長期不分紅、很少分紅或者象征性分紅，造成小額投資者很難從企業內部獲得收益。另外在當前股市的中簽制下，普通股民買到新股比彩票中獎還難，一級市場股票買不到，二級市場購買的股票已經是相對高價，在此情況下去高拋低吸很容易被套住。在此影響下，小額投資者會受到極大傷害。——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網，2016年9月26日）

社會類No.46- No.60

46.辜勝阻：中國城鎮體系的最大短板是有關小城市的建設

在規模結構方面，小城市是中國城鎮體系的最大短板。小城市嚴重不足，特大城市瘋長，城市群中間也存在嚴重失衡。中國要從“以地為本”的城鎮化，轉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要把城市群作為主平臺，特別是在城市群中間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協調發展。要以城市群為主平臺，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在城市群中間要以大帶小，大力提升城鎮化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積極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最重要的問題是要大力發展五線城市，同時在中西部要做大縣城，疏解特大城市人口，推進城鄉一體化。——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一財經日報》，2016年10月17日）

47.李培林：逆城鎮化、城鄉一體化、鄉村生活的重新復興，是今后新型城鎮化的一種大趨勢

從目前城鎮化發展的新趨勢來看，鄉村人口大規模向城鎮集中的階段已經過去。城鎮化的速度今后可能會放緩，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增長已經大力減弱。逆城鎮化、城鄉一體化、鄉村生活的重新復興，是今后新型城鎮化的一種大趨勢，新型城鎮化并不意味著把農民都遷到城鎮居住，也意味著把鄉村建設得更加美好，讓生活在鄉村的人也能達到城鎮的生活品質，同時還能體會到鄉間的綠色、休閑和泥土的清香。——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新聞網，2016年12月21日）

48.李強：到2050年，中國將完成橄欖型社會的建設

到2040年，中國白領勞動者肯定將超過藍領勞動者。到2050年，也就是大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白領勞動者比重將占到全體從業者的大約60%，中國社會將進入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完成橄欖型社會的建設。——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教授（《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8期）

49.趙振華：我國收入差距是相對差距而非絕對差距，未出現兩極分化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絕對差距，即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另一部分人收入降低了，而是相對差距，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差別。近年來，不斷有國內外學者和研究機構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作出兩極分化的判斷，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兩極分化既有量的判斷標準，也有質的判斷標準。從量上來看，一般認為基尼系數要超過0.5，而我國2015年的基尼系數為0.46。從質上來判斷，所謂兩極分化，是指全社會形成了明顯對立的兩極，社會矛盾激化，顯然我國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原院長（《光明日報》，2016年3月23日）

50.李春玲：中等收入標準需要精準界定

目前國際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方法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絕對標準模式，另一種是相對標準模式。絕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成長型社會，相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改進型社會。在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之下，中等收入群體并不是同一群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一政策目標的重點，應該放在哪個群體，或者如何使兩者達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民日報》，2016年12月7日）

51.吳忠民：真正的社會公正不能僅強調改善弱勢群體處境，而是對社會的各個群體都有利

一個社會固然要不斷地扶貧濟困，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處境，不斷提升全體人民基本生存和尊嚴的底線，同時也要不斷拓展社會各個群體自由發展的空間，激發社會各個群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如果只是強調改善弱勢群體是社會公正的主要內容，那么，便是以偏概全。重要的是，這種片面導向的持續進行，便會不可避免地催生平均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現象的出現，損害其他群體的合理利益，造成不公現象，從而給社會帶來始料不及的嚴重危害。——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光明日報》，2016年3月2日）

52.朱力：多元化矛盾化解機制需要容納社會化解機制 

法律規則無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線，但司法化解不能解決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較高、效率較低。行政化解易產生強制性，不適宜復雜的矛盾。社會化解機制與社區化解機制有著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心理習慣和公眾認同的強大的文化氛圍，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機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機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機制與行政機制以外，能夠接受、容納社會化解機制與社區化解機制。——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學術前沿》，2016年6月下）

53.任劍濤：中國人需要化解仇富心理

中國古代真正看重的是物質財富所寄載的精神價值，“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是中國古代真正的財富觀。近30年來，中國人又創造了積累財富的現代奇跡，但仇富心理與日劇增。盡管富人遠不是民族典范，但他們身上承載的一個民族的斂財能力是民族榮耀感的物質基礎，是值得致敬的。然而，貧富分化帶來的社會分裂一旦無法有效彌合，引發社會中下層的普遍嫉妒心，積累財富的人被當作人民公敵而不是效仿對象，就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富而返貧”抑或“社會動蕩”。——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騰訊網，2016年11月20日）

54.李迎生：社會政策應與脫貧攻堅有效銜接

社會政策的理念強調公平、發展、自助、責任，精準扶貧方案強調共享、效率、自我發展，它們可以很好地銜接，但怎么銜接需要考慮。在設計層面，我們提出要系統設計，偏重社會政策。在實施層面，我們強調需求導向，因戶因人施策。這里涉及開發性扶貧與社會救助結合的機制、銜接的機制、生活扶助與文化扶貧結合的機制、物質扶貧與服務扶貧結合的機制、民主參與機制、多元合作機制。在評估環節，要實施第三方評估，同時注意動態調整。現有的精準扶貧方案、開發性扶貧不能解決問題的，可以社保兜底，通過社保兜底脫貧了，可以再進入開發扶貧，是一個相互的過程，不是單向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工作》，2016年5月18日）

55.李佐軍：生態扶貧是精準扶貧的重要路徑

生態扶貧是生態與扶貧的有機結合，關鍵是將生態補償作為扶貧的重要途徑。只有承認并界定生態環境好的貧困地區的生態產品價值，由生態受益地區或中央政府進行生態價值補償，最好是進行超值補償，才是真正的生態扶貧。必須強調的是，生態扶貧并非施舍，而是合理補償，是歸還和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權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光明網，2016年10月10日）

56.江必新：對環境違法行為可要求賠償精神損失

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環境資源法治建設中必須要解決的非常重要的問題。發現環境污染問題以后要從嚴制裁，加大制裁力度。不僅要追究損害賠償責任，而且要追究環境修復責任；不僅要追究財產賠償責任，還要在符合條件時賠償精神損失；不僅讓他承擔民事責任，而且讓他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不僅承擔有形的責任，還承擔無形的責任，如可以考慮建立黑名單制度。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國新聞網，2016年6月2日）

57.呂忠梅：我們要讓生態理性催生環境法，構建“人—自然—人”的新型法律關系

現階段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往往遵循著“企業排污，環境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這樣一種規律。對此，我們要讓生態理性催生環境法，將人類的、長遠的、整體的利益納入法律的考量并堅持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構建“人—自然—人”的新型法律關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博導（《南方日報》，2016年5月21日）

58.錢念孫：應鼓勵官員和知識分子“告老還鄉”

繼承中國傳統的鄉賢文化，讓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還鄉”，可以實現寶貴人才資源從鄉村流出到返回鄉村的良性循環，對解決當下農村“空心化”積弊，對緩解大城市過于擁擠、不堪重負等“城市病”，具有重要意義。——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新安晚報》，2016年3月12日）

59.賀雪峰：讓鄉村為農民提供保底與退路

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這是理想和未來的長遠目標，顯然還不是現實。現實則是，國家要對鄉村進行建設，以讓鄉村可以獲得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從而為農民提供保底與退路。正是農村的保底與退路，使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中國也才避免了一般發展中國家幾乎必然會出現的發展中的社會失序和政治不穩定。——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日報》，2016年10月31日）

60.席酉民：大學去行政化并非弱化管理

大學行政級別只是大學行政化的一個表象，真正的大學行政化是大學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擠壓和對學術自由的干預。所以，“去行政化”絕非只是削弱大學運行中的行政管理、取消行政級別那么簡單，而是要根據大學特征，改變行政權力跨界介入或干預學術活動，讓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并行互動，大學便會有高效的行政體系而無“行政化”。——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英國利物浦大學副校長，管理學教授（《光明日報》，2016年1月12日）

文化類No.61- No.70

61.范玉剛：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藝家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藝家，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有著時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只有同國家和民族緊密維系、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在英雄輩出的大時代，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創作出與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這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國家相匹配的文藝精品，就要不斷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讓自己的目光再廣大一些、再深遠一些，并仰望星空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同時腳踏實地直面當下中國人民的生存現實，講好中國故事，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展現特殊的詩情和意境。——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文匯報》，2016年12月2日）

62.郭齊勇：國學不等于背書，更不能脫離現代社會與現代教育

我們一直在推動兒童誦讀經典，但是發現目前有的國學培訓機構或書院只是讓孩子們、青少年背誦經典，也大有問題。背誦不能無度。有人把背誦作為學習國學的唯一形式，讓孩子乃至青年越學越蠢。只強調背經典，完全在誤人子弟。背那多有什么用？沒有必要。根本上我們要寓教于樂，要有一些辦法讓青少年去樂學。同時學國學不是背書就夠了，是要讓青少年通過接觸經典，學會分析與思考問題，提升理解能力與理性能力，特別是要做一個好人，做有良知有道德的人。而且一定要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學習西方文明，不能脫離現代社會與現代教育，要全面打好數理化的基礎，不能偏廢。——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導（原載臺灣《國文天地》，2016年2月第31卷第9期，澎湃新聞網獲作者授權刊發）

63.成中英：中國文化中的剛健進取之德與包含融合之道是人類追求的共同價值

中西對照下，中國文化并不排除自由與人權，只是要求兩者體現在和諧與正義之中或兩者的基礎之上。而西方文化則往往為了自由與人權，侵犯更多人的自由與人權，形成了霸權與自私的貪婪。在當代世界，中國發展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西方卻是強調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或個人主義。在中西交往中，中國文化更顯示深沉廣博的厚德載物精神，也更能體現剛健自強的創造精神，而中國文化中所包含的此種剛健進取之德與包含融合之道，既是人類原有的共同價值，也是人類可以發揮的共通價值，更是人類必須追求的理想價值。——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大公網，2016年11月14日）

64.余世存：重塑知行合一的文化范式

傳統的讀書人把知識當作能夠滋養人生的東西，這既包括生命，也包括身體。過去人講富潤屋、德潤身，知識就是德，所以我們要靠這些價值來建立起我們和周圍世界的關系。讀書不是工具，而是一種存在方式。比如王陽明的修身工夫，再到蘇東坡、白居易，這種文化人的修身，包括后來的顧炎武、錢穆，他們都是知行合一的。首先自己要知行合一，才能在社會上知行合一，要建立起跟自己、跟周圍的關聯，這才是知識本身承載的偉大價值。——當代中國著名思想家、學者、自由作家（鳳凰網，2016年5月30日）

65.樓宇烈：網絡時代應強調人的主體性

我們今天要傳播我們中國的文化、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從根本上來看，就是要讓我們認識到中國文化這樣一些最根本的精神特征。我們今天不能做網絡的奴隸，我們要主動地運用這個網絡，不是讓網絡牽著我們走，失去我們人的主體性。用網絡來傳播中國文化，在今天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真的來尊重我們的傳統文化，對我們傳統文化有一種自信心，自尊心。——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光明日報》，2016年6月2日）

66.董學文：警惕文藝上的歷史虛無主義

目前我國文藝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是以集中否定、消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革命的、進步的、面向人民的優秀作家和作品為其特征的。文藝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為什么能夠盛行？原因固然很多，有客觀環境方面的，有主觀認識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于創作主體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現了問題，以致其轉變了立足點或創作立場。文藝家失去了理想信念，靈魂就會淪陷，創作的作品就會“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這五個“去”，實際上，就是對一些文藝作品通過臆想和獨斷對“五四”以來的進步歷史、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和社會主義的輝煌進程加以回避、稀釋，加以扭曲、否定和妖魔化現象的凝練概括與表述。——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紅旗文稿》，2016年03期）

67.杜維明：現代年輕人正在體現儒家最基本的價值

年輕人掌握的技術越多，他們掌握的資源就越豐富、動力就越大。年輕人的視野比較寬廣，和全世界連在一起，他們自己之間也發展成為一種非常強烈的認同感。越年輕越對于全世界的一些事情感覺到興趣，比如對于環保比較敏感、對國際秩序以及將來如何發展越關懷。因為有互聯網的關系，年輕人之間的溝通也非常多。儒家的基本精神叫做溝通與理性，通過溝通來建立社會的和諧和創造它的價值，所以儒家最基本的一些價值其實都是現代年輕人能夠體現、應該體現的，而且正在體現的。——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鳳凰網，2016年5月19日）

68.張頤武：西方文化優勢已成社會拖累

文藝青年在中國語境中的話語權和自信都很強，否定中產普通生活，追求詩意浪漫，這些都超越了原來中國語境中對左右的傳統定位。傳統左右在這些話語面前都顯得相對老派，往往難以回應這些新話語的沖擊，于是新話語幾乎無往而不利。在這套話語中，這些西方傳統中產沒得到好處，反而經濟地位下降，生活受到沖擊。而西方在中東等地做大事，反而遭遇大的難民潮，這就是“反噬”。西方那一套文化優勢變成經濟社會的拖累，內部的社會基礎不答應了，就用選票說話。原來視為西方“軟實力”最強大的多種族、少數話語、高調環保、流動自由、財富的浪漫化等60年代以來自由派的所謂“白左”、“圣母”等觀念被逐步逆轉。——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環球時報》，2016年11月17日）

69.金元浦：文化與科技的交融，是“文化+”最重要的內容

文化+科技，或科技+文化，二者的高度融合，將成為文化科技整個產業鏈未來發展持久的動力源。這個產業鏈為：原創為王（創意創新）——內容為王（科技文化一體創作的新內容）——傳播與渠道為王（新渠道、新方式、新形態）——營銷交易為王（電商、無線、移動營銷、物聯、車聯）——體驗消費為王（新感覺、新體驗、新消費方式、新消費群體、新消費習慣）。——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光明日報》，2016年3月24日）

70.樂黛云：中國文化“走出去”不能急功近利

中國文化“走出去”，千萬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覺得外國人喜歡什么，我們就做什么。比如他們喜歡昆曲，我們就拼命地把昆曲弄出去，其實昆曲弄出去并不一定都有好評的，因為很多人沒有基本的欣賞能力，所以不能這樣做，要從根本上讓他們了解中國文化的底細是什么。接受一種文化，當然首先是從感性著手。一開始就對高深的東西感興趣，這不太可能，都是從比較感性、細微的方面入手去了解、接觸。可是現在從國際形勢來看，外國人最感興趣的還是中國文化是怎樣崛起的，能對世界下一步的發展起到怎樣一種作用。——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博導（鳳凰網，2016年3月26日）

（人民論壇編輯部楊鵬峰、譚峰、賈娜、王妍卓、宋睿宸、孫娜、肖晗題搜集整理）

責編/溫祖俊 張寒 美編/于珊

參與評審的專家名單（排名不分先后）

嚴書翰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導

范玉剛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賈慶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

鄒東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李希光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趙 豐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教授

龔 云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宇文利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熊光清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王春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趙朝鋒 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丁元竹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李良棟 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

李怡宗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許耀桐 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博導

韓振峰 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程惠哲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毛壽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桑玉成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張成福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劉 強 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執行所長

孔祥宇 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燕繼榮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蘇加毅 解放軍后勤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教授

顏曉峰 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教授、博導

封麗霞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法理學室主任、教授、博導

謝志強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主任、教授

林建華 北京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楊 奎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金民卿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

主要參考媒體

《人民日報》、《人民論壇》、《學術前沿》、《國家治理》周刊、人民網、《北京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南風窗》、《新京報》、《學術前沿》、《學習時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環球時報》、《瞭望》、《鳳凰周刊》、新華網、中國新聞網、央視網、中國改革論壇網、鳳凰網、觀察者網、愛思想網、光明網、財新網、搜狐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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