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鍾書夫人楊絳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

如果說傅璇琮先生氣質近乎純然儒者，為了理想信念可以積極入世，弘道不止，百折不回；那么楊絳先生則近乎粹然道家，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詮釋著“不爭”二字，活得干凈灑脫，智慧透徹。

“不爭”，是楊先生全家都信奉和踐行的思想。楊先生《我們仨》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在“文革”中，他們與世無爭，為避免犯錯誤、惹是非，就離群索居，親近自然，甚至與頤和園后山的松樹交上了朋友。即使錢鍾書先生做社科院院長期間，他們也不要辦公室，不要秘書，深自斂抑，不爭出頭。《堂·吉訶德》的翻譯出版，為楊先生帶來了極高的社會聲譽，各種禮遇接踵而來，西班牙還授予她“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勛章”。對于這一切，她都淡然受之，然后復歸于零。錢先生去世后，楊先生更是返璞歸真，謝絕一切榮譽、地位、特殊權利等，心如止水，讀書自娛。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她榮譽學部委員，她沒有接受；英國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ExeterCollege）推選她為榮譽院士，她也婉拒了……她居住多年的北京三里河寓所，依然是水泥地、白石灰墻，沒有經過任何裝修，連陽臺也沒有封閉，有人問她原因，楊先生風趣地回答：“為了坐在屋里能夠看到一片藍天。”

不爭，不僅是一種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人生境界，還是一種洞達人生的清明智慧。楊先生夫婦興趣在讀書和學術，自然要力避一切可能的干擾。她曾說：“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

但是楊先生的不爭并非太上忘情，只要有人冒犯到錢先生，她馬上會變成獅子和斗士，決不忍讓和寬容半分。她曾經通過法律手段，緊急叫停過某拍賣公司對錢先生、錢瑗以及自己私人信件的拍賣，并最終勝訴。她當然不是為了獲得賠償，而是為了維護人們正當的隱私權，替“天下讀書人”掙一個面子；更是為了在有生之年，守護“我們仨”不被外界打擾和利用。雖然丈夫和女兒已經辭世，但楊先生仍然通過撰寫回憶錄和整理丈夫遺稿的方式與他們共同生活在一起。錢先生遺留的手稿數量之多，達到驚人的地步。據后來整理出版的分類，其中外文筆記共178冊筆記本，打字稿若干，共計34000多頁；中文筆記的數量與之相當；另還有一部分讀書心得類，共23冊，2000多頁。單看數字，便知篇幅之浩繁頗難應對，況且還有手書墨跡汗漫難識、內容磨損、編排散亂等問題。如果沒有對親人的摯愛，由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開啟此項工作，真是一件難以想象之事。如今，《錢鍾書手稿集》全部整理出版，楊先生與錢先生雖斯人已逝，但卻將長存于他們留下的文字中，長存于熱愛他們的讀者心中。

楊先生的不爭也并非忘卻這個世界，相反，她不斷叩問人生，關注社會。2007年，她以96歲高齡完成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這本書完全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樸素地回答了有關生與死的問題，表達出對物質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憂慮，以及對真善美信仰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現實關懷。她還將錢先生和自己著述的稿酬、版稅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幫助那些家境貧寒的“讀書種子”完成學業。楊先生雖然“萬人如海一身藏”，卻以特殊的方式悄悄影響和改變著這個世界。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曾撰文評價：“楊先生一輩子活得明明白白，走得也干干凈凈。她經歷了20世紀中國社會的全部動蕩，又經受了中西兩種文明的洗禮，早已修煉得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但她不肯曲隨阿世，虛擲光陰，更拒絕無聊的周旋與應酬。在近百歲高齡的時候，還不斷在叩問人生的本質，思考生命的意義，保持了一位智慧老人永不放棄的求索姿態，這使其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作家和學者的高度。現實中許多人懷著各種目的去接近她，楊先生對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戒備。她不愿拂別人的面子，但對過分的要求也絕不答應。不求名利，也不愿被人利用和欺騙。”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楊先生如是說。然而，中國先賢卻告訴我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正是楊先生的傳神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