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其中尤以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為甚。恰巧兩輪黑天鵝事件發生時，筆者均在當地路演，見證了歷史時刻，也與當地投資者進行了深入交流，發現了一些不同的視角。特別是對待特朗普勝選后對華政策態度方面，筆者發現，海內外投資者的看法存在較大差異。

國內目前解讀樂觀者居多，認為特朗普不會挑起對中國的貿易戰爭，原因在于：

一是盡管其在競選之初特朗普曾抨擊人民幣匯率操縱并威脅增加中國進口關稅45%，但一般預期這只是競選時為獲得選民的表態，勝選后并不一定會付諸行動，以往總統的競選也均有上述戲碼；

二是人民幣當前本身有貶值壓力而非升值壓力，美國指控人民幣匯率操縱的基礎不被經濟學理論認可，進而加收進口關稅理由不充分；

三是對中國挑起貿易戰爭，勢必會引起中國的反擊，對美國也極為不利，畢竟，中美經貿關系非常密切。權衡利弊之下，美國也不會輕易采取行動，只是說說而已。

筆者認同上述邏輯的合理性。但與美國投資者交流下來，卻發現大部分人并沒有如此樂觀，反而警示中美貿易戰并非不可能，特朗普沖擊難以預見。原因在于：

第一，盡管從經濟上未必支持對華貿易戰，但特朗普勝選后，出于政治考慮，單方面宣布人民幣匯率操縱并強硬提高關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可以觀察到，特朗普勝選前后，黨內外地位已形成強烈反差，政治上的領導力大幅提升。很多早前競選中對特朗普強烈的批評者也不乏態度大轉彎，甚至有報道指曾直言特朗普是騙子的羅姆尼也有意出任國務卿。而筆者在紐約21CLUB用餐時，恰巧偶遇勝選后的特朗普，與競選前不受待見相比，此時特朗普所到之處警戒森嚴，會談緊密，政治控制力大大提升。

此外，從其新任命的多位具有鷹派、保守特征的內閣人員來看，落實競選口號看來也未必是說說而已。可以看到，邁克•蓬佩奧、邁克爾•弗林、杰夫•塞申斯、史蒂夫•班農等鷹派代表都被委以重任。而近日又有報道稱，宣揚“中國威脅論”的核心鷹派人士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被內定為下一屆白宮中國事務顧問，都對中國而言是個壓力。

第二，在反貿易政策的實施方面，總統也有很大的權限。特朗普團隊憑借“美國再次強大”以及“美國優先”政策贏得選民支持，在日后施政綱領中也會體現這樣的理念。由于其一直聲稱中美貿易關系傷害到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對中國高達3600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導致美國喪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甚至威脅退出WTO。預計上任后，特朗普反華貿易政策會有所體現。

而從操作層面看，總統權限很大。正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沃爾夫斯（Justin Wolfers）在文章“為何特朗普可以輕易發動貿易戰”中所提，美國總統在貿易方面擁有很大自由度：如最容易兌現的競選承諾是重新談判或干脆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為原則上美國總統只需要提前六個月通知有關國家就可以辦到；而在諸多法律中，總統發動貿易戰都可能找到依據，比如根據《貿易法》，總統可以以應對國際收支逆差為由，把關稅提高15%，為期150天；根據《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總統可以利用它限制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等等。

第三，黑天鵝頻發并非孤立，意味著全球化進程拐點出現，很多適應性對策應提前準備。

黑天鵝事件接二連三兌現需要引起重視，其背后或許意味著全球化進程已經接近一個拐點。實際上很多改變已經出現。例如，制造業方面，近一些美國企業相繼將海外生產線遷回美國本土，福特公司也將原本只在墨西哥生產的Fusion轎車、在西班牙工廠生產的2.0升EcoBoost引擎分別轉回美國本土生產；而在特朗普勝選后，福特公司更發表聲明表示“同意特朗普先生所說的，國家的團結非常重要，期待齊心協力來支持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

而稅收方面，由于當前美國企業所得稅35%在全球范圍內較高，大量企業外遷或者將利潤存留海外。特朗普政府預計實施的稅收改革法案，可能會出臺優惠稅率，屆時會促進海外企業利潤回流美國，甚至對美國企業布局國內形成吸引。

此外，不僅美國，英國脫歐，歐盟其他國家極端黨派憑借反全球化口號獲得支持，說明這樣的趨勢在全球范圍內有重啟之勢，而未來歐洲主要經濟體如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大選等都充滿不確定性，需要對整體的反全球化傾向給予重視。

從這個角度而言，特朗普正式上任后對華發動貿易戰應該值得警惕，即便未必如競選之初提的增加45%的關稅，對部分華輸美產品增加15%的關稅，或者大幅增加反傾銷調查也是有可能的，有必要提前對這一政策的潛在影響進行預判。

從中國的角度，考慮到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難免會受到很大的負面沖擊。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中國對美國的商品貿易出口達到4101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8%，占GDP總量的3.8%。

分類別來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不僅體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如中國生產的玩具、家具和紡織品有三分之一的份額出口到美國，而且體現在資金密集型產品如電機電氣設備和機器、機械器具產品。

從就業方面，一旦美國對中國采取貿易戰，難免會對中國就業產生直接影響。根據2012年商務部發布的《全球價值鏈與我國貿易增加值核算報告》，中國每1000美元貨物出口的增加值為621美元。同時，總出口對就業拉動明顯，每百萬美元貨物出口對我國就業的拉動為59人次，僅就2012年數據來看，出口貿易有望產生1.2億個就業崗位。基于此，筆者預計，對美出口可能涉及2000萬個就業崗位。

當然，貿易戰爭從來都不是單向的，如果美國單方面采取對中國的貿易戰爭，預計也會遭到中國相應的政策反應。比如從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來看，飛機、電機電氣設備和機器、機械器具產品比重較高，且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國，中國也有一定的回旋空間。但無論如何，兩國作為全球第一二大經濟體，經濟貿易投資方面聯系緊密，貿易戰可能會波及更廣泛的層面，最終對雙方都不利。

綜上，筆者認為，特朗普勝選為美國經濟前景和中美貿易帶來了不確定性。盡管對中國有利好的一面，比如放棄TPP，意味著中國在引領開放方面會承當更重要的角色，涵蓋中國在內的RECP有望成為區域貿易領頭羊，得到更好的發展。

但是，與海外投資者交流下來，筆者發現，當前國內對美國對中國可能采取貿易戰的可能性估計有所欠缺。鑒于特朗普鷹派政策有望實施，未雨綢繆，越是提前做好政策儲備，貿易戰的可能性越小。可以預見，今后幾年，中美或許會在更大程度上的斡旋與談判，為雙方爭取可以接受的權益抑或妥協，似乎更可能發生。

（作者沈建光，瑞穗證劵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文章轉自微信公眾號“沈建光博士宏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