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晉時期，人們對于俊美儀容的追求不僅有現實層面的影響，而且還有精神層面的深刻意義。一個人儀容的俊美往往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并且與功名、聲望、社會地位等方面有著緊密關聯。魏晉士人通過對美好儀容的追求，也直接打通了通往精神世界的橋梁，表達了一種自我意識和對精神自由的向往。

【關鍵詞】魏晉士族  魏晉風流  儀容   【中圖分類號】K235   【文獻標識碼】A

對美好儀容的喜好和欣賞，是人類自我意識的重要體現，不同時代的人們都把儀容作為展示自我和社會交往的重要渠道。追溯歷史不難發現，其實各個歷史時期的人對于儀容風尚的講究，往往賦予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寄托。魏晉士族對美好儀容的追求，就尤能體現出當時的社會風尚，具有典型意義。

魏晉時期人們對儀容的重視，已經與功名、仕宦、聲望產生了密切聯系

魏晉之前，人們對儀容的講究，特別是儒家對儀容制定的標準，是在一定的道德禮法范圍之內的。一旦超出規定界限，就往往會被認為是一種大逆不道之舉，這是儒家美感的倫理性體現。然而到了東漢時期，隨著人物品評活動的廣泛興起，容貌是否英偉俊朗，逐漸成為評論士大夫的一個重要標準。在《后漢書》中，有很多關于名士美好容貌的記載。如郭泰“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荀悅“性沉靜，美儀容”；趙壹“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肩，望之甚偉”；馬融“為人美辭貌，有俊才”。

從《后漢書》的相關記載可以看出，魏晉時期人物的風貌和氣質，以及對容貌的重視，已經與功名和仕宦產生了密切聯系，儀容的實用作用越來越明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曹操會見匈奴使節的故事：“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這段歷史也被載入《世說新語·容止》中。面對匈奴使節，曹操認為自己的容貌丑陋，不足以產生震懾作用，因此讓崔琰（季珪）代替自己接見匈奴使節。然而匈奴使節卻看破了曹操的把戲，最終遭到曹操的追殺。曹操把儀容視作一種政治爭斗的重要手段，盡管他對自己形象的信心有所不足，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對美好儀容的追求和努力。在《與皇甫隆令》中，曹操說道：“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由此可見，曹操對皇甫隆的和顏悅色、耳聰目明十分羨慕，所以向他討教方法。

魏晉士族對于儀容的追求不僅有現實層面的影響，而且還有精神層面的深刻意義。至晉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品評早已沒有了禮法的約束，一個人儀容的俊美往往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據《世說新語·惑溺》記載，荀彧之子荀粲就曾公然宣稱，“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在魏晉士人眼中，“德”與“容”是一種互不相干的關系。所以在《世說新語》中，以《容止》一門與孔門四科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并駕齊驅。在《容止》中，有不少描寫人物容貌俊美的精彩片段。如人們贊嘆裴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見到衛玠，人們則不免會產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的感覺；見到王恭，又感嘆其“濯濯如春月柳，軒軒如朝霞舉”。

當人們一旦擺脫道德與禮法附加的桎梏，用一種純粹的眼光來評價、審視那些俊美秀麗的容貌時，便如同發現了珍貴的寶藏，且徜徉其中，如癡如醉。魏晉時期有許多有趣的故事皆與此相關。例如我們熟知的西晉著名美男子潘岳，“妙有儀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從中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而與之同時期的左思，非常羨慕潘岳，希望也能像他一樣獲得人們的青睞和認可。左思雖然很有才華，文學成就頗高，但由于他相貌丑陋，所以一直難以得到像潘岳那樣的認可和優越待遇。即便他像潘岳一樣走到大街上，也只能收獲姑娘們憤怒而鄙夷的唾沫，處境十分狼狽。魏晉時期，沒有男女大防之設，也沒有虛偽的禮儀，只有儀容審美的愉悅。從反面來看，左思在當時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能從側面反映出人們對儀容俊美的崇尚。但追求俊美的儀容也不是不需要付出代價，例如那位被世人贊為“珠玉”的衛玠，因忍受不了那潮水般涌來競相觀看其俊美儀容的瘋狂人群，最終竟被“看殺”而死。當然，這樣的故事不免有一些夸張的成分，但衛玠之死，未嘗不是其儀容俊美實現之后付出的慘痛代價，更是一種社會現象的真實反映。

俊朗美好的外在儀容能夠在當時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恐怕是大大超出人們主觀預料之外的。但不管如何，美好的儀容能夠帶來令人仰慕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能夠受到更優越的待遇，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容止》中記載的虞統避難之事即為一例：“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又如當蘇峻作亂時，朝廷一片混亂。溫嶠和庾亮一起投奔陶侃。但陶侃卻將蘇峻作亂歸結為庾氏兄弟支持慫恿的結果，認為即便殺了庾家兄弟也不足以謝天下。當時庾亮正在溫嶠船后，聽到這個消息后，內心十分惶恐。過了幾天，溫嶠勸庾亮親自去拜見陶侃，正在庾亮猶豫不決之時，溫嶠卻十分鎮定地說，“放心吧，你只管去見他，肯定沒事”。果然，當陶侃見到庾亮的風姿神貌后，立刻改變了看法，竟然整天陪著庾亮喝酒吃飯、談笑風生，禮遇有加。

從中可見，即便在政治上有再多的分歧和敵對情緒，都可以被俊美的儀容所征服、融化，虞亮與陶侃的這段故事頗有傳奇色彩，但若對于一個國家以及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而言，這似乎是難以想象的情形。魏晉士人對儀容的追求，已經達到了唯美主義的高度。在他們看來，美是無價的，甚至是具有征服力的。可以說，美對魏晉士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乃至由此促成了一種社會共識和堅定信念的形成。

魏晉士人通過修飾儀容而達到一種超越現實生命的愉快精神體驗

秦漢時期，帝王曾有尋求丹藥、以求長生不老的行為。為了改變社會地位，當時的方士不斷地向帝王獻上丹藥，進而邀寵獻媚于帝王。這樣一來，求仙問藥逐漸成為了一種帝王獨有的特權。然而，隨著帝王修道成仙希望的破滅，士人與帝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破裂。從而也促使士人對“道統”與“勢統”二者的關系進行了重新審視。葛洪在《抱樸子·論仙》中通過對“至道”“仙法”與秦皇、漢武遠離仙道的鮮明對比已經說明：帝王在求仙問藥領域的特權正在逐步消失，而漢代以后以知識階層為主體的士人群體則取而代之，漸漸成為這一特權的享有者，并且在魏晉時期漸漸發展繁榮起來。

如果說秦漢以來，帝王和術士的關注重點僅僅是長生不老以及儀容上的俊美，那么到了魏晉時期，這種對面容俊美的追求便與精神境界的修為緊密聯系在了一起。為了講究儀容之美，魏晉時期的人們往往會通過服食丹藥來達到面色紅潤、神明開朗的效果。在他們看來，丹藥是否可以達到長壽的目的，這要由將來去證明；而從現時看，丹藥確實可以使人看起來顯得更加青春煥發，這也是一種長壽的象征。于是，在玄學大師何晏的帶領下，一場如火如荼的服用丹藥之風就在魏晉士族中掀起來了。

即便是在今天，何晏也應該算得上是“顏值”極高的男子了。盡管如此，他還是要想盡各種辦法來維護和加強自己的俊美形象。據《世說新語·容止》記載，何晏姿儀俊美，皮膚細膩。魏明帝先是懷疑何晏的白是因為臉上擦了粉，于是便在一個酷暑難當的中午把何晏喊來喝滾燙的熱湯餅。一碗熱湯下肚，何晏臉上大汗淋漓，于是便用紅色的衣袖擦拭汗水，然而臉上依然非常白凈。以何晏為代表的魏晉士人們對面容的修飾，也為其贏來了頗高的評價和聲譽。如當時世人皆稱贊王羲之有“飄如游云，矯若驚龍”之態；而王羲之見了杜弘治，也不由贊嘆他“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不過，儀容帶給人的美感和享受只是表面，真正與其相關的，是魏晉士族通過修飾儀容而達到的對于現實生命的超越和精神愉悅。魏晉士族文人注重精神世界的建設，與當時哲學文化思潮中注重形而上對形而下的超越、無限境界對有限境界的超越這一思想主流有關。譬如何晏本人就是正始玄學的開山大師，開創了“貴無”的思想。與儀容的修飾相承，何晏也自覺地對人格理想進行了思考與塑造，不僅將“神明”之境作為一種人格理想，也將其付諸于實踐。魏晉士族的這種對于精神層面盡善盡美的追求，也恰到好處地表現出當時士族階層的典型特征。

士族文人所繼承的，正是這種拋開帝王特權的屬于士人階層的長生愿望。再以王羲之為例，據《晉書·王羲之傳》中記載，他不僅服食丹藥，還“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王羲之對“樂”這一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他看來，“樂”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了死亡，“樂”不僅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他所終生向往的人生境界。王羲之的這種觀念在當時很有代表性，換言之，在魏晉士人眼中，精神上的安樂、愉悅遠比生命本身的存在更為重要。這種注重自身精神修養的潮流，是魏晉士人的基本精神取向。于是乎，美容、長生、快樂，這幾個本不相關的領域被魏晉士人奇妙地結合到了一起。

包括儀容評價在內的魏晉人物品藻，是歷史上人類對自身的一次比較充分和徹底的認識、分析和反省，也是一次拋開封建桎梏的自由行為。東漢的人物品藻本來已經在與宦官的政治斗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并且已經隱含了個性與自由的因素，但因為他們最終沒有擺脫社會功利的誘惑，才使這種很有希望的努力半途而廢。當然，門閥大族經濟、政治實力的不斷積累和強盛，也是其中的重要決定因素。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會中，沒有經濟、政治上的實力，沒有與封建“勢統”控馭的徹底決裂，就沒有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真正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

（作者為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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