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的青春精神，或許是巴金的《家》打動一代青年讀者的重要因素。它無異于幾千年封建倫理天空中的一聲驚雷，打開了一個透出縷縷光明的世界。對于“80后”作家張悅然而言，《家》中的悲劇感則源自青春或生命的困境，表現出一種對“物化”產生警惕后的幻滅感。

【關鍵詞】巴金  張悅然   《家》   青春    【中圖分類號】I054    【文獻標識碼】A

巴金與張悅然小說青春主題的不同維度

“青春畢竟是美麗的東西”，1937年2月，巴金在《家》的后記中如是寫道。“青春是美麗的東西”，1953年3月4日，巴金在《家》后記中重復道。“青春是美麗的東西”，1957年6月，巴金在《和讀者談<家>》一文中，仍然毫不避諱詞窮之嫌，表達著他對青春的贊美。

“青春”是巴金前期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從早期的《滅亡》《新生》《我的太陽》，到《霧》《雨》《電》，再到“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主人公幾乎都是青年。青年是青春的象征，他們指向的不僅僅是一種生理年齡結構，更是一種精神結構，正如塞謬爾·厄爾曼所言：“青春不是年華，而是心境。青春氣貫長虹，勇銳蓋過怯懦，進取壓倒茍安。”以此來審視巴金的《家》，我們就會發現這一青年話語與主人公覺慧的“成長”歷程如此契合：“他進了中學，他的世界又改變了面目。書本和教員們的講解逐漸地培養了他的愛國主義的熱情和改良主義的信仰。他變成了梁任公的帶煽動性的文章的讀者。……可是五四運動突然地給他帶來了一個新的世界。在梁任公的主張被打得粉碎之后，他連忙帶著極大的熱誠去接受新的、而且更激進的學說。”①由此可見，覺慧的青春展現不是指向身體，而是指向他作為啟蒙客體，對新思潮不斷地接受和更新。

如果說巴金的《家》呈現的是反抗封建專制主義，以此構造一個具有啟蒙意義的現代個人主體，那么在“80后”作家張悅然的《家》中，同樣書寫的是“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的青春精神。很顯然，魯迅《傷逝》的困境——個性解放之后遭遇的物質危機和精神隔膜，在當下已經演變成更深層面的問題。而張悅然的《家》便是對這一青春困境的回應。張悅然的《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之“家”，有房有車，電動窗簾、咖啡、面包、紅酒、寵物貓等充滿小資氣息的物質充斥著主人公的生活。然而，相戀并同居六年的戀人卻在同一天不約而同地逃離了。這種逃離也讓我們想到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的《逃離》：女主人公因為不堪忍受家庭生活的平庸而選擇逃離，但最終半途而返，重回家庭。這種具有某種同構性的“反對一切規范性的東西”的“逃離”，其中隱含的是現實秩序與人性內在精神的緊張沖突。

“有形之物”和“無物之陣”

巴金筆下的“家”是封建專制禮教的代名詞，是囚禁正常人性生長的牢籠。“房里永遠是這樣單調，窗外永遠是這樣陰暗。……我不能這樣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的命令，我一定要出去。”②在文本的創作中，巴金需要為反抗行為設置具體的標靶，“政府”和“國家”太過宏大，而家庭是社會最小的單元結構。與“國家”和“政府”相比，“家”顯然更容易成為具體生動的文學形象。森嚴的等級結構、嚴密的倫理秩序，以及與個體之間緊張劇烈的矛盾沖突，還有什么比它更適合成為“反抗者”們批判的標靶呢？

家庭不再是傳統倫理中的溫情載體和安頓人心的場所，而是踐行吃人禮教的場所，這是巴金小說《家》的悲劇意義所在。換言之，“家”里面悲劇性的人物所面對的阻礙是“有形之物”，也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綱常倫理等思想。如果說巴金《家》中的悲劇源自那些“有形之物”，那么在張悅然的《家》中，“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之后，不再像巴金的《家》中面對“有形之物”那么簡單，而是陷入了一種虛無的“無物之陣”。張悅然《家》中的悲劇感源自一種對青春或生命的困境和幻滅感，這種幻滅感是五四作家們的時代訴求實現之后所產生的，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張悅然《家》對女主角裘洛的塑造，幾乎完成了五四時期作家們的理想，女主角有獨立的經濟和時間支配權、獨立的情感空間。這里的話語權既不像巴金的《家》那樣由男人操控，也沒有《傷逝》中子君的情感精神依附、停滯怠惰而造成的悲劇。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們陷入青春精神的困境呢？這主要來自于“物化”世界的侵蝕。格奧爾格·盧卡奇曾說過：“在資本主義制度里，商品形式已經成了‘普遍的結構原則’，物化‘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方面’，甚至是滲透到人類主體性之中。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在越來越高的經濟層次上不斷地生產，物化結構也就越來越深刻地滲入人的意識中。”③

張悅然在《家》中表現出的寫作野心遠超同時代的青春文學作家，因為對問題的追問還將繼續深入。她意識到，自我的主體性已經瀕臨“物化”的邊緣，若按照這個慣性生活下去，或許將淪為“單向度人”的境地。這時的她已經出現了警覺自省的跡象——憎惡過度“物化”的生活。張悅然塑造的主角，面臨的是一種對“物化”產生警惕之后的幻滅感，這種幻滅感投射的是一種深重的悲哀，必然使得具有獨立主體意識的個人陷入虛無的“無物之陣”。

一種“救贖”的可能：重建“共同體”

兩部《家》不僅書寫了青春的表現姿態、精神困境，而且都表現出強烈的使命意識。他們不滿足于書寫一部“問題小說”，而是試圖突圍救贖，提出可能的精神向度。就情感層面而言，巴金《家》中的愛情描寫是較為打動人心的。如覺新和梅那古典癡情又不無憾恨的愛、覺新和瑞玨琴瑟和諧之愛、覺民和琴充滿五四青春氣息而又熱烈的愛、覺慧對鳴鳳充滿人道主義的含混之愛、覺慧對琴的朦朧之愛。但愛情在這里并非勝過一切，換言之，無法依靠愛情達到某種救贖。

“不管覺新跟梅見了面，不管梅經過了幾年的風波以后又到這個公館來，都不曾帶來新的感覺。那個不斷地在空中飛翔的死的恐怖把一切別的感覺都趕走了。”這一段敘述背景是戰爭炮火來襲之時，歷經五年的光陰后，在“空中飛翔的死的恐怖”中，覺新和梅已無心互訴愁腸離情、悲嘆物是人非。“他更明白人生的意義并不是那么簡單，那個少女的一對眼睛跟廣大的世界比起來，卻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夠單單為著那一雙眼睛就放棄一切。”從中可管窺覺慧對愛情的一些體認：比起廣闊的世界，愛情何其渺小。如果人的精神成長僅僅仰賴愛情來承載，那么必定走向萎謝。而在張悅然的《家》中，女主角的生活不是靠情感在維系，而是靠一張刻板的時間表，與冰冷的“物”打交道。作者的敘述也是不動聲色而又冷漠的。

這兩部作品均選擇了“逃離”作為一種解決困境的方式，或許可以把這種“逃離”看作是一種奔向“救贖”之路的表現。受到《新青年》思想的影響，覺慧決然出走，奔赴外面的世界，試圖和那“幾個通過信而未見面的熱情的年輕人”重構“想象的共同體”：那是一個“民主、平等、自由、博愛”的人道主義世界。而張悅然筆下的救贖，則是主人公走向汶川大地震志愿者行動隊。這一看似“討巧”而又“世故”的結尾，卻隱藏著巨大的思考空間：如何逃脫作為“工業文明奴隸”的命運？如何在物質欲望充斥人心的災難里實現“一個小小的跳躍”？回歸“大我”的“共同體”，回歸到樸素的“被需要”中，是不是一種救贖的可能和青春精神向度的體現？

（作者為南昌大學科技學院講師、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注：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度項目“巴金與‘80后’作家關于青春書寫的比較研究”（項目編號：ZJW1413）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釋】

①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現代文學百家》，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第88頁。

②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0頁。

③巴金：《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56頁。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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