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長期停滯主要表現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低實際利率、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和債務水平居高不下四個方面。在應對策略上，負利率幫助全球經濟走出困境的作用緩慢。走出長期停滯，要從根本上依靠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固定資產投資，從供給和需求等方面尋求走出困境的力量。

【關鍵詞】西方國家 長期停滯 陷阱 鑰匙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發達國家經濟長期停滯的透視

距離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經過去8年，但發達國家經濟依然沒有出現完全恢復的跡象，經濟發展進入了停滯期。為此，一些人把現階段命名為 “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時期，停滯和金融危機是相互反饋的。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關于“長期停滯”的演講語出驚人，他在2013年表示，長期停滯是指常規貨幣政策和市場自身力量無法在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速穩定的同時維持金融穩定。當前，這通常意味著與資本充分利用相匹配的實際利率為負值，并且將維持很長時間，持續低利率反過來助推資產價格泡沫、威脅金融體系穩定。從各方面來看，長期停滯假說重新為人們所重視的現象主要有，實際經濟增長率長期低于預期增長率、預期增長率不斷下調，以及實際利率的趨勢性下降。“長期停滯”成為發達經濟體的新常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長率下滑。1999-2007年，整個世界的經濟平均增速為3.89%，危機發生后，2008-2013年，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平均增速2.8%，下降了約1.1個百分點。同時，危機使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下滑更加嚴重，平均增速由危機前的2.63%下降到0.51%。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估算，自2007年，美國的潛在增長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導致2014年美國的GDP水平較2007年作出的預測值低出近5個百分點。歐洲的情況顯然比美國更糟糕。據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顯示，1992-2007年，歐元區GDP實際年均增長率為2.08%。2008和2009兩年，年均增速為-2.03%。在2010-2019年，歐元區經濟年均增速僅為1.12%，低速增長成為常態。日本經濟，由于安倍政府“三箭齊發”（出臺新經濟刺激計劃、通過新版《防衛白皮書》、再次改組內閣），其增長曾在2013年有所回頭。由于造成其增長頹勢的長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引鴆止渴的藥方，政府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局面將延續。

二是低實際利率。自2000年代中期起，全球經濟的均衡真實利率，即達到充分就業所需的實際利率就已經處于較大的負值區域，大約為-2%至-3%。美國實際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紀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代的2%，21世紀實際利率只有1%，從雷曼破產之后，美國實際利率水平只有大約-1%。歐洲地區的實際利率也從20世紀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21世紀初的負值。

三是全要素生產率（TFP）下降。雖然歐元區主要經濟體各自的全要素生產率狀況不盡相同，但都處于下降趨勢，并且歐元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明顯低于其它發達經濟體。1900-2012年，美國年均全要素生產率經歷了一個倒U型發展。在經歷了1930-1970年的快速增長階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產率一直處于下降階段。

四是債務水平居高不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據，在2007~2013年間，所有七國集團成員國的政府債務與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其中美國、歐元區、日本和發達經濟體整體的該項指標分別攀升了40、29、60和33個百分點，這也導致了在危機后，私人部門開始去杠桿的同時，經濟整體的杠桿率還在繼續上升。

西方國家經濟長期停滯的成因

重大技術創新停滯。研究表明，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在于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早在IT時代到來的幾十年前就已經出現停滯，更重要的是，GDP在每個歷史時期幾乎總是傾向于低估技術進步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有學者測算，美國全要素生產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歷史低位，歐洲、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自身的創新能力有限，而對美國的知識技術外溢依賴較高，也步美國后塵，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生產率增長減速。這一時期的主要科技創新成果，如互聯網和個人電子設備等對產出效率的提升作用，遠遠小于一個世紀前電力、內燃機和自來水系統的發明應用。

消費不足，日趨惡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與社會活力。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但取決于收入增長、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因素。實際上，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歷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續惡化。盡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中，這一局面曾暫時逆轉，但其長期惡化的趨勢并未得到改變。這樣的分配格局不僅會造成社會動蕩、階層固化，更嚴重挫傷市場的創新創業活力，阻礙人力資本積累，抑制消費需求，加重財政壓力。

對外直接投資大規模開展，加快發達經濟體產業空心化進程，產業競爭力急劇下降。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大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大公司爭先恐后地進行對外投資。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傳統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大公司在逐利動機的驅使下進行大規模產業轉移，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削弱母國的國內投資項目和生產部門的資金供給能力，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導致財政收入大幅度降低；引起產業空心化、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使東道國產品與母國的產品在東道國內和國際市場上展開競爭，甚至擠占母國產品的市場；通過直接投資渠道進行國際研發，導致母國創新體系的優勢弱化以及技術的流失。

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國家干預削弱，助推發達經濟體國家的衰落。從1970年代初開始，為了克服滯脹，西方主要國家放棄了崇尚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大力推行全盤私有化、完全市場化和極端自由化，大規模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歷史的發展表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并沒有給西方國家帶來福音，相反，削弱國家干預，過分相信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使工業資本主義迅速走上工業化道路，最終導致工業資本主義陷人危機，停滯成為常態。

美元霸權，導致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美元霸權體系使得美國可以放縱地基于國內經濟目標發行貨幣，而不必擔心其國際收支狀況和匯率水平；其他國家則需要承擔國際收支調整壓力，不得不主動維系美元匯率的穩定，無法維護本國的貨幣主權。美國濫用美元作為國際交易中主要交換媒介的壟斷地位，保持國內通貨膨脹率的居高不下，同時還可以促使美元對其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不斷貶值，以謀取更多的鑄幣稅收入。美國的金融霸權使發展中國家對“美元體制”產生了嚴重依附，使其為了維持外部均衡而不得不犧牲本國內部經濟的均衡，結果嚴重阻礙了自身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全球經濟失衡。

金融自由化、經濟的虛擬化，加速了財富創造能力急速衰竭。20世紀70年代后，金融資本徹底戰勝產業資本，產業資本淪為金融資本的附屬物。為了克服滯脹，西方國家政府紛紛推行金融自由化，為龐大的金融資本尋找謀利機會創造條件和提供便利。各國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原有的專業分工界限，綜合經營各種金融業務，金融市場相互開放，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發達國家經濟受到沉重打擊。

負利率幫助全球經濟走出困境的作用緩慢

進入2016年，實行負利率的國家和地區在擴大，負利率程度在增加，其覆蓋范圍從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進一步擴展到銀行間市場和國債市場，而且更多的國家還在醞釀減息、或者執行負利率政策的可能性。德國、日本、英國、美國國債的收益率都一度跌至了歷史的最低位，全球有14萬億美元的主權債券已經處在負收益率水平。

負利率能否幫助全球經濟走出困境？實際上，負利率具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負利率的積極作用表現在，中央銀行負利率政策的初衷當然是壓低借貸成本，鼓勵商業銀行盡可能地發放消費和投資貸款，以拉動實體經濟增長。從理論上說，負利率可以從多渠道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但負利率也可能帶來消極影響，例如使銀行盈利空間承壓，資本外流尋出路；貨幣競爭性貶值，過度投機催生泡沫；利率政策調整頻繁，加大各國貨幣政策的操作難度。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負利率可以用，但不應過于依賴。負利率政策對于降低家庭和企業的信貸成本，進而提振經濟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沒有負利率，現在的全球經濟可能面對更加悲慘的狀況，也有可能陷入快速衰退的困局。但是包含利率政策在內的貨幣政策不是萬能藥，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實體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所以不能過于依賴。此外，負利率起作用可能比較緩慢，成敗在于資金是否能進入實體經濟，經濟恢復增長還是要靠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所以各國中央銀行工作的重點應該是想辦法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刺激措施應該建立在切實增加內需的基礎之上。

西方國家如何走出長期停滯的困境

固定資本投資是從蕭條到復蘇的關鍵。理論研究表明，在危機后期，資本家進行的大規模固定資本更新帶來了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需求，這些需求促進了生產相關產品行業的恢復，提供了大量新崗位，減少了失業，從而拉動了對生活消費品的需求，進一步促進了生產消費品行業的復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由此進入危機復蘇階段。但是如果沒有革命性的技術進步，固定資本投資將在拉動經濟復蘇的同時，為下一次經濟危機創造物質前提。大規模固定資本更新推動了生產的快速擴張，如果社會生產的擴張速度超過了勞動者的收入增長速度，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由于購買力不足、生產過剩而再次陷入危機。因此，只有借助革命性技術進步的固定資產投資，才是走出停滯的根本性力量。

從供給和需求角度尋求走出困境的力量。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全球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現有收入分配下的總需求吸收不了總供給。從長期供給方面看，革命性技術進步推動的投資是根本力量，結構調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短期需求調節方面，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改善能從更深層次來刺激復蘇。在本次危機中，各國政府應對及時有力，但人口老齡化嚴峻、技術進步停滯、商業動態下降、收入分配惡化、新興經濟體存在結構和制度問題，使得復蘇前景不容樂觀。因此，各國應當繼續進行短期需求調節和長期供給增加。

結構調整和改革。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的變化等，涉及到資本和勞動力要素資源在不同產業以及城鄉之間的配置。在市場競爭中，由于存在企業破產或虧損，資本和勞動力資源會從某個企業流向其他企業，資源在不同企業間的這種流動便是商業動態。隨著商業動態的下降，資源流向高生產率企業的速度減慢，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將會變得緩慢。但有一種情況是例外的，那就是在某些行業，如服務業里，大的全國性乃至跨國企業相對于小企業而言，效率更高且更穩定，因此在由以小企業為主轉向以大企業為主的過程中，雖然商業動態下降了，但全要素生產率上升了。

多項政策的適當配合。在面臨通貨緊縮和結構調整時，財政政策通常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之所以許多國家寄望由其他國家肩負起財政擴張的重擔，是因為他們的政府債務負擔已經很沉重。這就需要在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進行權衡取舍。還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傳統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改善方式包括稅收制度、工會力量、福利國家等。在全球化以及現代商業模式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打破壟斷、提高競爭程度，促進機會公平，更有助于縮小行業間以及行業內部的收入差距。國家之間的收入分配可以通過相應的國際組織協調等方式進行改善。

創新和技術進步。從長期來看，走出長期停滯的困境要靠創新和技術進步。因此，經濟長期停滯常態化的發達經濟體也會尋找新的發展路徑，下大功夫推進改革和技術創新，使供需結構更加合理，經濟增長更具持續性。創新離不開各國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的就是科研領域的創新投入。

（作者分別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管學院教授；云南曲靖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責編/張寒 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