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盡管西方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但并不是“普世價值”。鼓吹“普世價值”，對非西方國家進行思想文化滲透，進而發動“顏色革命”，已成為冷戰之后西方國家實施的一種全新戰略。

【關鍵詞】西方 普世價值 文化思潮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隨著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的不斷傳入，以往作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之基礎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被重新包裝后，并被賦予“普世價值”的神話，以至于人們錯誤地認為，如果中國要實現現代化而不對其加以承認，便是離開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人間正道，這其實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是不是“普世價值”？在今天的文化交往和交鋒中，為什么有人會杜撰出“普世價值”的神話？我們可以從當今世界的特征及文明沖突等話題中看出它的虛幻性。

“普世價值”何以成為假象

作為一種人文主義思潮，自由民主價值觀在反對封建主義和神權政治的斗爭中確實起過很大的作用。其最大的功績就是破除了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系和神對人的精神統治，實現了人的自我解放和覺醒。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認為，法國啟蒙思想家“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提出的各種原則都是“現代社會主義”理論形式的來源。

思想總是打上時代的烙印。這點，啟蒙思想家也不例外。從所體現的階級意志來說，啟蒙思想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利益的反映。因此，所謂的“理性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平等”“人權”等都是幻象。盡管理想和辭藻很美好，而歷史的現實結果卻并不美妙。啟蒙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為什么能被說成“普世價值”呢？資產階級在反封建的斗爭中，除了自身同封建貴族之間存在對立，還存在與其他各種階級和階層的對立。在階級斗爭中，與其他階級和階層相比較，資產階級是領導者，進行自我標榜，說自己不是只代表資產階級，也代表其他各個勞動階級和貧苦大眾。相應地，啟蒙思想家倡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就成了“永恒真理”和“永恒正義”的化身，帶有了“普世價值”的假象。

自資產階級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隨著無產階級的存在。所以，在以往每一次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現代無產階級的先驅者不僅參與其中，而且還形成獨立的階級運動，并提出超越資產階級運動的新口號。這樣一來，就歷史地超越了“永恒真理”“永恒正義”和“普世價值”。以“平等”而論，就不能只是提出政治權利平等的要求，最根本的還是要消滅階級差別本身。

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是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盡管它在歷史上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隨著無產階級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成為更普遍的階級利益的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適應時代的需要，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及其價值觀。這樣，啟蒙思想家宣傳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就喪失了普遍意義，也談不上具有“普遍價值”。

“普世價值”神話的出現與冷戰以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有關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他認為，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表明社會主義運動的終結，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了人類歷史的終點。這個“終點”有兩層意思：第一，在意識形態方面，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第二，在政治制度方面，自由民主成為“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這兩點構成“歷史的終結”。如此一來，國際上開始流行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的說法，國內少數人之所以也信奉“普世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了福山“歷史終結”論的影響。

其實，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是一種不太成熟的理論。他本人就一直在不斷修正自己的“歷史終結”論。在2007年的《國家構建》中，他就強調一種所謂“強國家”的作用，意識到“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認為如果沒有“國家能力”，國家的民主也難以保障。在2012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又提出了“制度多元化的發展脈絡”思想。此外，福山也注意到，美國民主政治未來最關鍵的問題，取決于美國民主能不能自我糾錯。如果不能夠自我糾錯，則前景黯淡。可見，福山本人對他的論斷也是充滿疑惑的。

不僅如此，世界形勢的客觀發展也反駁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冷戰結束后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并不太平，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屢次發生都反復證明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真理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社會基本矛盾。所以，同之前的其他生產方式一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階段，而絕不是歷史的終結。

“文明沖突論”是一種西方世界制造的主導性文化戰略

一些人受到“普世價值觀”的影響，與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也有關。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提出了“文明沖突論”。該書雖然承認當今世界是一個多文明的世界，但其根本著眼點仍是把多元文明的世界劃分為“西方與非西方”。盡管他在書中看到西方世界及其文明存在著諸多問題和困境，但其內心還是堅持認為，西方文明代表了一種“普世主義”。

亨廷頓認為，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存在重大分裂與不可調和的嚴重沖突。亨廷頓同福山一樣，也認為蘇東劇變是社會主義的“崩潰”。由于民主自由主義思想在全球占得優勢，因此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認為，他們有義務讓非西方國家認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并讓他們的體制也貫徹這些價值觀念。從西方世界本身的利益來看，作為美國政府曾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安全計劃顧問，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可以說是較早地對冷戰結束前后的國際形勢和發展態勢做出了正確預判。盡管亨廷頓的預測與判斷不少都得到了印證，但他畢竟代表西方世界的利益。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其實是要為西方世界制造出一種主導性的文化戰略，他所使出的利劍，就是啟蒙學者提出的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

美國政府正是直接遵循了“文明沖突論”的制勝戰略，其具體表現就是推進民主戰略實踐，宣傳“普世價值觀”，引發各國民眾對現存政權的不滿，進而策劃“顏色革命”，推翻現存政權，最終實現以西方“普世價值”的標準改造和熔鑄非西方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和利比亞這兩個伊斯蘭國家。薩達姆和卡扎菲的政權被推翻后，人民沒有看到“普世價值”的實現，看到的是戰爭和內亂不已。戰爭和動亂造成的難民潮，給世界帶來了很大的危害。伊斯蘭文明在回應西方基督教文明及“普世價值”時，又產生了一種極端的原教旨主義思潮，并逐漸演變為恐怖主義，給世界帶來了不應有的動蕩和亂象，其危害迄今難以消除。

西方世界自詡其“普世價值觀”，并借助經濟、科技、軍事等優勢，將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傳播。這樣的做法必然引起其他文明的批評、反對和抵制。維護自身文明的傳統，發展和創新自身的文明，是每個文明共同體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每個文明共同體應有的權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導，馬克思主義原理部副主任）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③[美]弗蘭西斯·福山著，黃勝強等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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