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社會敏感問題，媒體應當肩負起向民眾傳遞事件真相的社會責任，同時要拿捏好報道分寸，既要做到信息公開化、透明化，滿足民眾知情權，同時還要努力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營造健康、和諧的社會秩序。

【關鍵詞】媒體  社會敏感問題  兩難處境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特殊歷史時期，以往在高速發展掩蓋之下的一些社會敏感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媒體作為黨和人民的輿論“喉舌”，是溝通政府和民眾的橋梁和紐帶。客觀、真實地報道社會敏感問題，及時、準確地將社會敏感問題反映給政府，從而推動社會敏感問題的解決是媒體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然而，社會敏感問題容易引起群眾心理緊張，媒體若過分渲染，報道不當，很容易將社會敏感問題無限放大，加劇社會恐慌，甚至造成社會頹廢感彌漫，從而削弱社會凝聚力，并造成部分民眾喪失改革的信心和發展的動力。有鑒于此，媒體面對社會敏感問題時往往在及時、客觀報道的社會責任與保護民眾心理承受能力的權衡中陷入兩難境地。

媒體應對社會兩難問題的傳統機制

在計劃經濟時代，媒體在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管理模式下，是黨和政府的輿論喉舌和宣傳工具。政府作為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一元主體，主要憑借行政手段，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在這種機制下，政府作為全能政府，主導社會的一切事務。在政府主導、管理一切的時代，政府與媒體之間顯然是領導與被領導、管理與被管理的上下級關系。媒體本身就是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的輿論喉舌，僅能發出黨與政府的聲音。在當時，媒體與政府之間完全是一種使用和被使用的關系。在各級政府看來，既然媒體是黨和政府的輿論喉舌和宣傳工具，那么媒體在處理一些敏感社會問題時自然應當服從政府的報道指令，在報道時間、報道內容、報道選題和報道方式上完全服從于政府的媒體政策和宣傳計劃，而不得對社會敏感問題隨便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只能按照政府的要求發出政府需要的聲音，做到以正面報道為主，“幫忙不添亂”。

在民眾自我意識尚不夠強烈的年代，即便出現一些社會敏感問題，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也難以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從而使問題的敏感度相對降低了很多。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傳統媒體機制下，媒體一旦遇到關乎全局穩定的社會重大問題，只需要等待上級的宣傳政策乃至宣傳內容，而不需要代替政府發出自己的聲音，只要等待指令，發出政府想要發出的聲音就足夠了。

媒體在當前社會敏感問題應對中陷入兩難處境

社會敏感問題矛盾性強，涉及面廣，利益指向性非常明確，且在多種矛盾的交織下，問題尖銳而隱蔽，極易引起公眾的高度關注。因而，媒體在面對社會敏感問題時，往往難以把握傳播分寸，稍有不當，便容易造成社會恐慌乃至社會秩序動蕩。然而，如果媒體對此不予報道或歪曲報道，此類問題往往也會被國外媒體或網絡媒體披露出來，而且往往以謠言或扭曲的形式呈現，其造成的社會恐慌和社會壓力反而比客觀報道事實真相更嚴重。例如，2008年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發生后，我國政府最初選擇封鎖消息，本意是防止事態擴大以免外媒借機炒作。消息不暢導致民眾陷入恐慌，對事件的關注欲望反而更趨強烈。于是，像BBC這樣的一些外媒開始張冠李戴，肆意抹黑中國政府，極力渲染事件的暴力程度和恐怖程度，給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事實證明，媒體如果集體失語，會導致政府失去了澄清事實真相的最佳時機。可見，對于社會敏感問題，媒體一旦應對不當，其產生的社會危害很大。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階段，各種利益關系錯綜復雜。加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權利意識和自我意識不斷覺醒，往往會對那些關涉自身利益的社會問題給予高度關注，導致一些問題更容易卷入社會輿論的中心，并產生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當媒體面對社會敏感問題時，一方面要面對來自政府的壓力，因為社會敏感問題的實質在于政治敏感，即政府擔心此類問題遭曝光后，可能因其涉及面廣、矛盾性強、指向性明確而造成社會秩序失范、民眾恐慌乃至社會動蕩。對于此類事件或現象，政府往往要求媒體或諱莫如深，或謹慎報道。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媒介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以受眾為中心的發展趨勢要求媒體肩負更大的社會責任，及時、準確、客觀地將社會敏感問題公之于眾是媒體不可推卸的社會職責。因此，媒體一旦對社會敏感問題退避三舍，事后往往需要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和公眾質疑。于是，面對社會敏感問題，媒體往往在報道與不報道、政府壓力和民眾質疑、渲染過當和披露不足乃至自身利益與社會責任的艱難權衡中陷入兩難境地。

媒體面對兩難問題，推動問題解決才是妥善應對之道

面對著各種社會敏感問題，媒體應當肩負起向民眾傳遞事件真相的社會責任，同時要拿捏好報道分寸，以免因超越民眾的社會心理承受能力而導致社會恐慌和秩序紊亂，既要做到信息公開化、透明化，滿足民眾知情權，同時還要努力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改革開放營造健康、和諧的社會秩序。

第一，既要將社會敏感問題公開化、透明化，同時要適度把握報道力度。面對社會敏感問題，媒體應當堅持信息公開化和透明化的報道原則，切實保障民眾的知情權，以適應網絡時代和全球化時代特殊的媒體環境。同時，當面對某一具體社會敏感問題時，媒體還應該拿捏好信息公開的力度，把握好信息公開的時機，并對信息公開可能引起的社會反響作出事前評估。媒體面對社會敏感問題時，既要堅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報道原則，及時、客觀地澄清事實真相，同時還要避免過度關注和輿論渲染造成問題的輿論性放大，從而出現媒體事實大于客觀事實并造成民眾心理恐慌的誤導報道。

第二，既要關注國家政策大局，還要將其融入社會敏感問題的細節報道之中。媒體面對具體的社會敏感問題時，不要過分渲染和簡單歸因，要做有針對性、可讀性并能反映問題本質的報道，避免盲目追求轟動效應，浮光掠影，不問實際。此外，媒體報道還要講究技巧，不能聽到什么就說什么，一定要立足大局對問題信息進行篩選，剔除可能引起負面效應的事件信息。在遣詞造句上，都要萬般斟酌，切記因不當報道而造成社會頹廢感加劇，削弱社會凝聚力。

第三，既要端正報道目的，又要追求科學有效的報道效果。媒體在進行社會敏感問題報道時，應當明確其主要目的不是推倒一切或將事件指向者打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而是要通過媒體公開和輿論教育，促進其虛心接受政府、媒體和民眾的三方監督，從而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及時更正錯誤，解決問題。例如在“三鹿”奶粉事件的報道中，一些媒體堅持平衡報道和客觀報道，既起到了教育企業，鞭策其改正錯誤的社會效果，同時也盡可能降低了對企業造成的次生傷害。因此，企業面對社會敏感問題時，一定要號準事件脈象，恰當切入問題實質，把握政府和民眾關注的交集。同時，施藥要穩妥貼切，既要客觀真實，還要拿捏分寸，留出余地，以免將敏感問題關涉者逼入本不該有的絕境，不給其留出改過自新的機會。

總之，媒體面對社會敏感問題時，必須明確：批評問題和揭露問題不應是關注問題的本然動機；在顧全科學發展大局的同時，推動問題的解決才是妥善應對之道。在網絡媒體異常發達的現代輿論環境中，有許多媒體敢于正視社會敏感問題，然而，有智慧的媒體必然更加看重應該如何加以更好地解決社會敏感問題。因此對于社會敏感問題，批評、曝光絕對不是媒體社會責任的最終體現，如果不考慮事件的大局效應，不針對問題實質提出切實解決之道，這種批評和揭露除在一定時間內可能產生吸引公眾眼球的轟動效應外，完全無法體現出媒體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科學發展全局的社會責任。

（作者單位：三亞學院)

【注：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專項課題（項目編號：HNSZ2016—41）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①楊莉、任淑秋：《試談新聞宣傳與社會心理承受力》，《理論觀察》，2000年第1期。

責編/潘麗莉  宋睿宸（見習）

美編/宋揚  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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