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閩西北客家區位于現今的福建省三明、南平兩市境內。被譽為“閩學四賢”的宋代理學大師楊時、羅從彥、李侗和朱熹的理學思想都植根于該區域，他們的成長及其思想性格形成得益于閩西北客家文化的滋養和培育，其理學思想性格充分體現了閩西北客家文化的特征，也直接影響了該區域客家文化的發展。

【關鍵詞】閩學四賢  思想性格  客家文化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閩西北客家民系及其客家文化孕育于唐，成熟于宋，發展于明、清，與“閩學四賢”理學思想的傳習、創建及發展處于同一時期。“閩學四賢”都為客家人，他們植根于閩西北客家土壤，以自己家鄉作為理學思想主要傳習地，其理學思想對該區域客家民性中的思想構建、價值取向、性格塑造和行為方式的養成起重要作用，直接影響了客家文化的發展。

“閩學四賢”思想性格的形成得益于閩西北客家文化的滋養

閩西北是宋代理學大師的主要成長及活動地區，文化教育與理學傳播連為一體，共生繁榮；“閩學四賢”思想性格的形成與閩西北客家文化密切相關，得益于閩西北客家文化的滋養。

客家先民歷經大江南北的輾轉遷徙，依靠家族群體的團結合力戰勝磨難，歷盡艱辛而最終獲得新生、發展和繁衍，聚居閩粵贛連結區的客家先民漸次孕育形成為客家民系。在客家民系形成的過程中，客家先民和客家民系始終秉承中原儒家傳統，形成以傳統儒學為主要內核的客家文化，團結務實、刻苦勤儉、崇正守信、堅韌剛強、崇文重教、講究禮儀、慎終追遠、念祖思親、愛國愛家都是其具體體現。

作為漢民族思想理念核心的儒學，肇端于齊魯大地，以孔孟為其代表，經漢晉而變異，到宋代完成嶄新理論體系構建成為理學。被譽為“閩學四賢”的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為屬中原漢人移民，他們最終定居于閩西北客家區，他們的成長及其思想性格形成得益于閩西北客家文化的滋養和培育。

“閩學四賢”的思想性格體現了閩西北客家文化的特征

“閩學四賢”的思想性格充分體現了閩西北客家文化的特征。

一是崇文尚學、尊師重教、勤備刻苦。“閩學四賢”都具有深厚的家學淵源。身為“閩學四賢”之一的楊時4歲起學詩， 15歲起即潛心經史，游學邵武；20歲時開始著述，直至24歲進士及第。羅從彥的十二世祖羅周文就是沙縣縣尉，他秉承客家崇文重教的傳統，在棲云寺開辦書院，強調“廉以立身，勤以勵政，教民尚詩書禮義，抑浮華侈靡興利弊。”羅從彥正是在這樣一種家學傳統下成長的。李侗也是儒學世家的名門望族，其曾祖父李幹父子一門四進士（幹、繹、纁、緯）享譽鄉梓。李侗在祖、父輩傳統思想的熏陶下，初警悟、弱冠游鄉校有聲。朱熹從幼小年紀就得到其父教誨，7歲時便知曉五行八卦大意，14歲受學于武夷三先生劉勉之、胡憲、劉子翚，18歲秋舉建州鄉貢，19歲登進士，24歲師事李侗，承周程理學，逃禪歸儒，致力教化。

“閩學四賢”除家學淵源外，更是勤奮刻苦、尊師重教。楊時早在入仕之前即崇尚周程之學，于28歲時專程前往穎昌拜程顥為師，遂成程門四大弟子之一,有尊師重教“程門立雪”佳話。羅從彥自幼刻苦好學，先是從師吳儀，研習詩文；年近而立，他始與同鄉陳淵往見任職于徐州的楊時，并求教于門下，悉遵師教，潛心理學。李侗24歲始受學于同郡人羅從彥，盡得其所傳。朱熹集理學之大成，能承圣道者，皆得益于李侗教誨。朱熹一生勤于問學，遍注群經，字字珠璣，著書宏富，裨益后學。

二是崇正清廉、疾惡如仇、愛國恤民。“閩學四賢”所處時代，正是中原動蕩、內憂外患的年代，“閩學四賢”思想性格無不體現了閩西北客家文化崇正清廉、疾惡如仇、愛國恤民的特征。楊時一生主政均有廉聲善政，深得吏民擁戴。他愛民恤民，主張“施政以德、愛人節用”，曾提出“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民有常產，安居樂業”的思想。他為民請命，痛斥暴政。徽宗宣和六年，楊時年過七旬，連上兩疏，提出“嚴為守備”、“收人心為先”等方略，雖未被采納，錚錚鐵骨、愛國之心皆在此彰顯。羅從彥專注理學，無暇顧及舉業，不以科場失利為念，但鑒于其成就和影響，朝廷在他逾花甲之年，特授以特科進士，并出任惠州博羅縣主簿。在嶺南，他致力于教育，悉心培育學子。羅從彥從政雖短，但心憂黎元，時刻關注民眾疾苦，痛恨朝政腐敗。羅從彥在其《圣宋遵堯錄》八卷中，或闡明道義，或諷諫時政，充分體現了客家士人繼承儒學傳統，不論窮達，都憂國憂民的精神個性。李侗雖然一生不為官，潛心理學研究與傳播，但他仍然心系家國，曾多次鼓動朱熹上表朝廷，實行薄賦恤民政策。朱熹一生重名節，輕利祿，其志向不在為官。但他一旦為官，他便堅守先儒“得志則必澤加于民”的準則。同時，作為客家人的他，還兼具愛國愛鄉、除暴抗惡、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性格。

三是安貧樂道、重德修身、萬世楷模。楊時多年在朝廷為官，世受俸祿，且家有祖傳田戶，可謂全家衣食無憂。但他十分注意教育兒孫“儉以養德”，力戒貪圖安逸，玩物喪志。他去世時，身后蕭然，家徒壁立。羅從彥注重自身修養，強調結合自己的內心體察和品性修養錘煉相一致，“去心害”，“適正道”，用心體察“周孔之心”，明“周孔之道”，以防為旁門邪說所惑。為教育后代，他更將這一主張書于羅氏祠堂的壁上：“吾家自祖宗以來，一段清白之氣不可不培，蓋金帛雖多，積之數十年必散；田宇雖廣，遺之數十代亦亡。孰著殘書數卷，貽之吾子吾孫，世世可以習之不朽；又孰著靈心一點，傳之吾子吾孫，可以受用不盡。定斯堂者，各官猛省!”李侗一生屏居山田，謝絕世故，安貧樂道，教授鄉里，他躬耕食力，潔然高蹈，功力詣境極高，可視為田園哲人。朱熹一生重道德修養、安貧樂道，心憂黎元，終身保持著人格的高潔。作為思想家，他專致于理，不但無意仕途，而且連日用雜務也不顧。為不受打擾，他常常逃避外界，躲入荒僻。

“閩學四賢”理學思想影響了閩西北客家文化的發展

“閩學四賢”理學思想的廣泛傳播，對閩西北客家民眾影響甚深，其理學思想在該區域經千年積淀，對當地客家文化的形成、豐富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成為該區域客家文化的思想內核。閩西北客家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很大程度上受被作為當時時代精神的“閩學四賢”理學思想的影響。時至今日，閩西北客家民性中的思想構建、價值取向、性格塑造和行為方式等都蘊含有較深刻的理學態度。客家人為官則勤政為民，為民則務實專功，面對國家危亡，敢于挺身而出，為國抒難，抗敵舍身，他們以自己的風節為客家的精神個性添上了光彩的一筆。

“閩學四賢”思想批判地吸收了佛教哲學的思辨結構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論，將儒家倫理學說概括升華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其實質是把佛、道“養性”、“修身”引向儒家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對儒家的綱常道德給予哲學論證，使之神圣化、絕對化、普適化，以便深入人心，做到人人遵而行之。閩學否定佛教對超自然的神靈崇拜和信仰，也否定儒家傳統的“天命論”，但對佛教的“去欲”、“悔過”思想加以繼承，對道家的“道統萬物”進行發揮，強調儒家的三綱五常是不容置疑的“天理”，必須努力踐行，遷善改過，做到“知行合一”。因此，閩學又被哲學史家稱作“新儒學”。

閩西北地區的客家文化承繼了“閩學四賢”的理學思想，也承繼了傳統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源遠流長，且代代均有其表征。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學派又有其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張，在陳陳相因中體現出生生不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趨向。“閩學四賢”的理學思想（閩學）由傳統的儒學發展而來，是儒學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表現形式。

（作者單位：三明市社會科學研究所）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