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互聯網時代，政商關系不能簡單地看成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之間的私人關系。所謂“清”，是使政商關系能夠讓大家看清；所謂“親”，就是讓政商關系能夠有較多的合作。所謂“清”和“親”，就是意味著政商雙方在互聯網公共空間里能夠很好地合作，同時這種合作是可監督、可公開的，而不是私下的、隱秘的交往關系。

【關鍵詞】政商關系  政府官員  企業家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政治家、官員和企業家各司其職，是理想狀態的政商關系

在原始的秩序中，人們生活在小規模的村落或者社區。在那里，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是一體化的。有政治、經濟、知識和情感沖動能力的人，也很可能是一體化的。所以在村落里，一個能人，很可能在政治、經濟、知識和情感方面都是能人，他往往被村民和社區里的人尊重為核心人物，也即大人物。當然，在那里也就不存在政商關系，因為政商關系往往是一體化的，也沒有明顯的政商關系問題。

但在擴展的秩序里，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往往是分離的，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時代更是如此。政治家掌握政治權力確保政治穩定，給市場經濟提供和平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官員掌握行政管理權力，配置公共資源；執法人員執行國家法律，確保市場的法律基礎，同時通過提升自己的政治級別和行政級別，獲得社會地位，獲得體面的收入；企業家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創造和創新產品，尋找投資機會，發展經濟，獲得利潤，同時承擔市場風險。政治家、官員和企業家，在各自的擴展秩序里，根據法律和規則行事，各司其職。他們的關系，是基于各自領域的分工關系，也是基于各自領域的擴展的合作關系。這樣一種關系，是基于擴展的政治秩序、理性化官僚秩序和市場秩序的關系。這是一種理想狀態的政商關系，同時也是法治和市場經濟時代的政商關系。這種政商關系，是基于規則的擴展秩序的關系，而不是基于親情的原始秩序的關系。

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商關系的幾個演變階段

從事實來看，中國政商關系的情況比較復雜。在計劃經濟時代，因為沒有市場經濟，企業家基本上不存在。經濟是國家經濟，也是政府經濟，所以政治家和官員就是企業家，管理全國的生產和銷售，管理全國的資源配置，管理進出口貿易，當然也管理勞動力資源的配置。

改革開放后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企業家開始在商品領域出現，這些企業家基本上都是在政策的夾縫里生長出來的，政府給他們空間，但他們也需要政治家和官員給予足夠的幫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國家允許私人經濟發展，于是開始有大量的私人企業和股份制上市公司出現，真正的企業家也大量涌現。在這個時候私人企業家開始進入政界，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本世紀頭一個十年因為加入世貿組織，也由于城市化和房地產開發、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發展，中國開始涌現了房地產商、出口商和承包工程的建筑商。在這一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企業家開拓了發展的空間，而政府則提供了政策空間。

總的來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物價改革，農村和城市的承包制改革，給消費市場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股份制改革和允許企業股權上市催生了股票市場。房地產私有化改革和加入世貿組織催生了大企業的發展。這些年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有賴于國家金融改革和“互聯網＋”的政策。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和政府的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在相應地發展，從而不斷適應政商關系的變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企業家雖然可以自由從事商業貿易，但投機倒把罪一直籠罩著企業家，而價格雙軌制也的確讓一些企業家能夠投機倒把，和一些不法官員結合起來從事“官倒”。上世紀九十年代價格徹底放開，取消雙軌制，投機倒把沒了，但很多企業家以集體企業的名義發展私人企業，雖然后來這些企業都變成了真正的私人企業，但其中一部分企業家卻被說成侵吞集體資產而鋃鐺入獄，更有一些企業家因為多雇了一些人而變成了資本家，也因此遭到法律的懲罰。進入地產時代之后，侵吞集體資產的說法銷聲匿跡，私人企業唯恐不大，很多地產商開始發展起來，但在土地指標、征地拆遷、建設規劃以及金融杠桿等領域，依然有很多法律的灰色地帶，當然也存在很大的腐敗空間，這使得很多“能干”的官員和“能干”的企業家鋃鐺入獄。在進出口領域，由于嚴格的關稅和不規范的政府管理流程，使得一段時間曾經走私泛濫，這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國對外開放，但也使得很多海關官員和企業家步入班房。

可以說，改革開放的過程，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大有作為的時代，也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很容易鋃鐺入獄的時代。在這一過程中，很多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法律和制度問題，要給企業家更多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給政府官員更多的行動空間。但很多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觸及法律的底線，改革開放給了他們空間，卻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保護，令人扼腕長嘆。在這個意義上，挽救官員、挽救企業家，能夠在制度上、在治理結構上和治理能力上解決官員和企業家的制度風險，把權力放進制度的籠子里，把企業家的經濟自由和權利放到廣闊天地里，給市場經濟良好的規則和法治的基礎，應該是公共治理研究和實踐的核心課題。

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四種類型

從政府官員的角度來說，良好的公共治理結構是可遇易、渴求難的事情。因為在公共治理結構還沒有建設好之前，他們必須行動，而公共治理結構的建設往往是長期的任務。所以，在特定的環境中做特定的事情，先讓經濟快速發展，回過頭來再針對性地解決特定的問題，應該是比較現實的選擇。在這個時候，政府官員需要企業家來發展經濟。期間大體會碰到四類企業家：第一類是嚴格保守的企業家。這類企業家見到紅燈停、見到黃燈就剎車，什么事情都循規蹈矩，違法的事情堅決不做，灰色區域的事情也絕對不做，只做法律和政策明顯允許的事情。如果在法治非常完善、市場經濟充分發達的國家，這都是非常好的企業家。但這類嚴格保守的企業家顯然不適合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

第二類企業家是安全型的。見到紅燈停，見到黃燈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會闖，見到綠燈安全開車。也就是說保守的事情堅決做，但灰色的事情需要確保安全之后才能做，違法亂紀的事情，再好也不能做。這類企業家需要政府官員做好服務，給他提供適當的保護傘。這對于具有很強的市場經濟頭腦和改革開放魄力的政府官員來說，是很匹配的。但是，政府官員在中國推動改革開放，自身也需要相關的運作才能有更強的政治力量。這個時候如果政府官員政治力量強，這個企業家就會比較安全，活動空間也比較大。但是如果政府官員政治力量比較弱，這類企業家的活動空間就比較小。

第三類企業家是偏好風險型的。這類企業家見到紅燈會停，沒有攝像頭也會闖，并且見到黃燈也會闖，綠燈的時候有利可圖也會闖勁十足。也就是說只要有擦邊球，他就會闖勁十足，但心中還是有一些規矩感，不敢明目張膽地違法亂紀。這類企業家比較適合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適合在用足政策的情況下大幅度地推進改革開放。他們的大膽運作，在很多法律和法規空白的區域走出了很多新的路子，同時也在荒郊野外設置了很多紅綠燈。對于這樣的企業家，政府官員只要稍稍給予空間，他們就會闖出一片新天地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依靠這樣的企業家的闖勁以及規則感，才獲得了高速發展的成果，也因此開拓了市場化的廣度和深度。

第四類企業家是愛好風險型的。這類企業家見到紅燈會設法讓紅燈滅了，或者干脆搞一個套牌或特權牌照，或者干脆直接闖紅燈，事后再去交罰款。在他們眼里，信號燈是給別人設置的，他自己就是信號燈，就是交通警察。這樣的人不會研究法律和政策，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去闖。在二十世紀80年代他們敢于投機倒把、坑蒙拐騙；在90年代他們敢于直接制假賣假，敢于利用各種機會瘋狂走私；在本世紀00年代敢于用各種手段去拿地；在互聯網經濟時代敢于冒險去非法集中巨資，做瘋狂的金融杠桿。這類企業家很容易做大，但一旦做大了就很容易鋃鐺入獄。這類企業家的存在，從積極角度來說，可以讓一些項目飛速發展起來，為發展爭取時間；從消極角度來說他們也可能通過觸碰法律底線而很快暴露出法律和政策本身的問題，從而為修改法律和政策提供事實的依據。但因此而產生的腐敗問題，以及環境污染和市場失序，卻讓政府監管部門感到非常頭疼。

從企業家的角度來說，官員其實也分四種。一種是敢于無法無天的；一種是敢于觸碰法律和政策底線的；一種是安全型的；一種是嚴格保守型的。碰到了嚴格保守型的官員，他們無論如何都是嚴格保守的，因為嚴格保守對他們有利，這時企業家的活動空間都下降到零；如果碰到了安全型的官員，那么企業家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如果碰到了風險偏好型的官員，企業家算是碰到了貴人；當然，如果碰到了無法無天的官員，就要看運氣，一方面企業家會碰到野蠻發展的機會，但另一方面也會碰到大災大難。

不同類型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如何交往

從擴展秩序的角度來看，政商關系實際上并不是那么理想，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法治不太健全，而發展的迫切性又很強的情況下，尤其如此。當然，政府官員的四種類型和企業家的四種類型，都是理論上的事后總結，在現實過程中，無論企業家還是政府官員，都不可能事先知道某個時間某個地點是什么樣的企業家、什么樣的政府官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都會自然而然地試探對方，通過私下的交往，建立特定的熟悉關系，把擴展秩序中的政商關系轉變成原始結構的政商關系。也就是說，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通過吃吃喝喝，玩玩樂樂，先有一些原始的信用關系，然后再了解對方的想法，以及對方的行動類型。

對有策略能力的政府官員來說，這四類企業家都非常有用，都可以交朋友。無法無天型的企業家，可以用來當“炮灰”開拓陣地，獲得短期野蠻生長發展。風險偏好型的企業家，可以用來探測道路的邊界，知道哪里有地雷，哪里是安全的，并有利于做好排雷工作。安全型的企業家和絕對保守的企業家，可以用來穩步發展。當然，這樣的政府官員顯然要有策略能力，但所導致的很多問題，也是他自己所不能控制的。這樣的政商關系，是政府官員利用企業家的關系，很有用，但顯然不是合理的政商關系。如果政府官員利用企業家把自己的權力變現，將公共利益通過市場經濟放大然后轉變成自己的私利，雖然也促進了經濟發展，但畢竟是違法亂紀的腐敗行為。

對企業家來說，這四類官員也很有用。企業家可以讓無法無天的官員為自己開拓發展新天地，可以讓風險偏好型的官員去探索道路的邊緣，可以讓安全和保守的官員為自己保駕護航。企業家可以利用官員，但這樣做也是有代價的。因為官員是流動的，尤其是官員無法左右形勢。在專項整治的時候，在暗訪檢查的時候，再重要的官員，再能干的官員，都無法抵制大大小小的監督力量。這個時候，企業的違法行為一旦被曝光，就遇到了自己的“災難”。顯然，企業家利用政府官員的政商關系和政府官員利用企業家的政商關系，都不是正常的政商關系。

互聯網時代，政商關系更加公開化，“親”“清”邊界如何把握

互聯網時代是大數據的時代。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關系，在過去很少有記錄，是一種隱秘的關系，而現在到處存在的攝像頭，到處存在的自媒體，還有無處不在的足跡、手跡和影跡紀錄，使得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關系越來越公共化。所以，在過去每隔一段時間往往會專項治理整頓政商關系，但等風頭過去，依然恢復原樣。2013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互聯網全面發展的時代。就這一年開始，新一屆中央政府開始從嚴治吏，對政府官員有嚴格的八項規定，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政商關系要“親”“清”。然而，政商關系開始越來越“清”的同時，“親”卻開始出現了問題。很多企業家開始抱怨，官員雖然不收禮，不吃請了，但和企業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事情越來越難辦。很多企業家甚至越來越懷念過去“親”而不“清”的時代。

顯然，政商關系要“親”，這是對政商關系原始秩序的要求。這個要求其實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政商關系本質上是擴展的政治秩序、政府管理秩序和擴展的市場秩序之間的關系，要形成“親”的關系，顯然需要做很多原始秩序意義上的事情，比如禮尚往來、平時沒有任何目的的交往。如果政商關系是平等的關系，這樣的交往也會是平等的，但中國的政商關系是不平等的關系，任何原始意義上的交往，都是企業家給政府官員送禮物，也都是企業家給政府官員買單，而政府官員能夠給企業家的就是權力的照顧，這種交往一不小心就會越過一般的禮物關系，而變成權錢交易的關系。

在互聯網時代，政商關系要“清”，這是擴展的政治秩序、政府管理秩序和擴展的市場秩序的自然要求。但要做到這個也很不容易。因為如果是簡單的“清”，即政商關系相互有壁壘，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也就是政府官員不理企業家，而企業家也少跟政府官員交往。但這樣做，對經濟發展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需要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合作，通過兩者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渡過難關，在經濟下行時期確保中國經濟穩健發展。

在互聯網時代，政商關系不能簡單地看成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之間的私人關系。所謂“清”和“親”，意味著政商之間能夠很好地合作，同時這種合作是可監督、可公開的，而不是私下的、隱秘的交往關系。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之間更重要的是各司其職，相互關心和幫助。企業是投資家的平臺，政府不能插手企業的事務，但企業家和企業在公共領域的行為需要嚴格監管；而政府還可以進行服務性監管，讓企業家和企業更加符合外在的公共領域的要求。企業家也可以通過公共平臺，參與到政府的管理中。企業家可以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花點時間研究法律和政策，包括法律和政策的執行，推進政府改革，促進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改進和執行的改善。只有這樣，政商關系才能真正走出不理想的境地，進入互聯網時代真正的多元主體合作治理的時代。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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