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外媒體有關中國中產階層的報道在國內引發了許多討論。一則報道是去年底瑞信（Credit Suisse）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度《全球財富報告》，聲稱中國的中產人數為全球之冠，高達1.09億人，比居于第二位的美國多1700萬，比居于第三位的日本多4700萬。雖然報告指出中國中產階層占總人口比例遠低于美國和日本，但中國是中產人數增長最快的國家。從2000年至今，中國中產階層的個人財富增長了6倍，人數增長了3850萬。另一則報道是今年7月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2.25億人踏入中產階級，讓中國執政者擔心》（國內媒體轉載報道題為《經濟學人：節節敗退的中國中產階級》），聲稱“中國的中產階級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中產階級對現狀是不甚滿意的，他們擔心養老；他們擔心因病返貧；他們擔心房產權得不到保證”。這兩則報道對于中國中產階層的發展狀況和生存境遇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說辭，前一個報道說的是中國中產階層欣欣向榮的發展狀況，后一個報道則說中國中產階層危機重重、“節節敗退”。表面來看，這兩則報道對中國中產階層現狀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說法，但實際上，兩種矛盾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中產階層真實現狀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產階層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是中產階層面臨多重壓力與挑戰。而這種矛盾狀況導致了中國中產階層的矛盾心態。

危機感與幸福感并存，理想與現實仍有差距

高速的經濟增長、劇烈的社會變遷、演變中的文化價值等，使迅速成長的中國中產階層在享受到物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時，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壓力、困惑和矛盾。近兩年，經濟增速放緩，市場競爭急劇激化，生活成本持續上升，股市、房市劇烈波動，以及未來的社會經濟風險凸顯，增加了中產階層的焦慮感。今年初，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房價的暴漲，中國人海外購房潮、海外移民潮不斷升溫，反映出部分中產階層上層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慌應對。而大量的中產階層中下層成員，雖無移民打算也不可能去海外購房，但他們時常抱怨未能享有歐美中產階層的社會保障和生活品質，對于空氣污染、食品安全、飲用水質量、醫療服務品質以及人身權益保障等問題憂心忡忡。年輕的中產階層成員或準中產青年群體中的焦慮感更為突出，他們急切渴望實現他們的“中產夢想”——有房有車、有體面職業和較高的穩定收入，然而實現夢想的過程似乎障礙重重，購房焦慮或房貸壓力普遍存在，就業機會和職業發展機會的激烈競爭導致身心疲憊，子女優質教育機會競爭更為耗錢耗力，還有許多中青年中產階層糾結于“逃離北上廣”還是“逃回北上廣”的矛盾之中。但與此同時，多數中產階層成員對于自身財富積累、收入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改進、個人事業發展還是相當有成就感和滿足感的，對個人和社會的未來發展前景還是抱有一定的信心。

中國中產階層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獲益者，經濟收入的穩步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以及對未來的良好預期，都使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現狀滿意度高于其他階層。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2013年度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中產階層對于個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有較高的滿意度。在對個人的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社交生活、家庭關系、家庭經濟狀況和休閑娛樂等方面進行評價時，中產階層的滿意度都明顯超過了中間值（5分），其中對家庭關系的滿意度最高（8.45分），其次對健康狀況和社交生活的評分也高達7.53和7.26，并且對于總的生活滿意度，中產階層的評分也高達7.3。近兩年經濟增速下滑對中產階層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也不大。2015年度全國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產階層對上述各項生活的滿意度并未下降。這意味著絕大多數中產階層對其個人生活狀態表示較為滿意。中產階層對于家庭關系的極高滿意度也體現出他們的家庭價值觀，多數中產階層成員有較強的家庭觀念，極為關注配偶和子女，重視家庭和睦，74%的中產階層把“家人健康、團聚，家庭幸福、和睦”認定為“個人的最大愿望”。

家庭關系的滿意度與個人幸福感緊密相關。上述調查還顯示出中國中產階層具有較高的幸福感。絕大多數（81.6%）中產階層聲稱“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其中8%“非常同意”這一說法，30%“同意”，43.6%“比較同意”。多數（64.5%）中產階層聲稱“我對我的生活感到滿意”，其中3.2%“非常同意”這一說法，22.2%“同意”，39.1%“比較同意”。另外，略超過半數（54.1%）的中產階層聲稱“我的生活狀況非常好”。

不過，盡管多數中產階層表示他們對個人生活現狀較為滿意，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已經滿足于現狀。在對“我已經得到了我在生活中想得到的重要東西”和“總的來說，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很接近”這兩個說法進行判斷時，表示贊同的比例明顯下降，略超過半數的中產階層表示了“不贊同”。52.8%的中產階層不認同“總的來說，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很接近”，50.3%的中產階層不認同“我已經得到了我在生活中想得到的重要東西”。

這種既沾沾自喜于已獲得的身份地位，又不滿足于現存狀態的心態，在中產階層成員中普遍存在。大多數中產階層已經過上了較富裕的生活，基本沒有經濟壓力，但他們又都覺得還未達到他們的理想狀態，他們還有許多想要追求的東西。其中物質欲望的追求十分強烈，比如：想要更大的房子、更高檔的汽車以及其他的物質享受；給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條件也是中產階層的一個極強烈的愿望；此外，獲得更好的公共服務、被人敬重對待也是中產階層所渴望的。

隱憂與壓力：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

強烈的物質追求欲望和不滿足的心態給中產階層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心理壓力。中產階層雖然擁有穩定的收入、相對寬裕的經濟生活條件，以及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但與此同時，中產階層群體中卻普遍存在壓力和焦慮情緒。他們的壓力和焦慮最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這些壓力在表面看來是一種經濟壓力，但實質上并非是單純的經濟壓力。中產階層要解決購房、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的基本需求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他們不滿足于基本需求。為了與中產階層身份相匹配或者達到中產階層的生活狀態，他們需要居住在寬敞舒適的房子里，他們的子女要上最好的學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他們不僅要有錢看病而且還要保持身體健康長壽，他們還希望退休以后能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要降低生活質量。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還較為薄弱，大多數中產階層認為要解決這些方面的壓力就必須多賺錢，只要有足夠多的金錢，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強烈的掙錢欲望以及暫時未能滿足的物質欲望又導致了心理焦慮。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5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四成（39.4%）的中產階層聲稱“生活負擔很重，壓力很大”，另有約六成（62.9%）的中產階層認為“社會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

2015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94.4%的中產階層擁有私人房產，而且34.4%的中產階層擁有2套或2套以上房產，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于自己的居住條件不夠滿意而希望購買更大的、條件更好的居所，少數沒有私人房產的中產階層——大多是青年人——則處于極度焦慮狀態。中產階層無私人房產的比例雖然很低，但卻持續上升。無私人房產的中產階層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絕大多數是中青年中產階層。從全國范圍來說，30歲以下青年中產階層無私人房產的比例為8.2%，但在特大城市，這一比例上升到16.6%。30歲以上各年齡段的中產階層，無私人房產比例很低，約為4%-5%之間。擁有房產的中產階層也有煩惱，接近四分之一的中產階層（24.2%）聲稱“自己的住房條件太差，買不起更好的房子”， 接近三分之一的中產階層（31.6%）感受到強烈的“房貸月供/購房費用”壓力。

在子女教育和醫療費用支出方面，中產階層的負擔明顯低于中下階層。大多數中產階層（80%）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20%，同時，大多數中產階層（80%）的醫療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10%。這也就是說，從客觀角度來看，子女教育和醫療費用對中產階層家庭不構成問題，但是在主觀上，卻有許多中產階層感覺到有壓力。超過四分之三的中產階層感受到子女教育支出的負擔——45.5%認為“比較有負擔”和31.8%認為“非常有負擔”。大約三分之一的中產階層感受到醫療支出的負擔——25.9%認為“比較有負擔”和7.6%認為“非常有負擔”。相對而言，中產階層對于養老問題的擔憂比較少，93.2%的中產階層有養老保險或退休金保障，92.6%有醫療保險或公費醫療，因此大多數中產階層的基本養老不成問題，但是為了日后著想，58.8%的中產階層目前選擇“盡量多儲蓄”以保障他們在退休后能過上較高質量的生活。

另外，近幾年物價上漲和生活成本上升，也給中產階層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2013年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 70.1%的中產階層感受到物價上漲對他們生活水平的影響。通常來說，中下階層成員會對物價上漲更為敏感，中產階層和上層階層對物價上漲感受不太強烈，然而近幾年的物價上漲幅度已經普遍影響到了中產階層的生活品質。

傳統安全有保障，但有新型安全感憂慮：食品安全、個人隱私、生態環境

中產階層的精神焦慮不僅來自于未能充分滿足的物質欲望，同時也來自于對生活環境不安全的憂慮。他們的不安全感并不是以往人們感受到的傳統意義上的不安全，比如：犯罪、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戰爭、恐怖襲擊等。在和平盛世中成長的中國中產階層對于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較有信心，并不是很擔心中國會爆發劇烈的社會動蕩；另外，他們大多工作和生活于治安狀況良好的城市區域，較少面臨犯罪行為侵害的風險；因此，絕大多數中產階層并不過分擔心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安全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2013年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對于“總體上的社會安全狀況”，71.3%的中產階層認為“比較安全”和“很安全”；87.8%的中產階層認為“人身安全”狀況“比較安全”和“很安全”；85.5%的中產階層認為“個人和家庭財產” “比較安全”和“很安全”。然而，與此同時，一種新的不安全感困擾著中產階層，那就是由于社會生態環境惡化帶來的不安全感。72.8%的中產階層認為“食品安全”沒有保障，54.6%認為缺乏“個人信息、隱私安全”，48.3%認為缺乏“生態環境安全”。

中產階層對其居住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感受強烈。大約只有十分之一的中產階層聲稱他們居住的地區不存在這些污染現象，而絕大多數中產階層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環境污染現象。12.3%的中產階層認為其居住地空氣污染“很嚴重”，29.4%認為“比較嚴重”，47.6%認為有這種污染但“不太嚴重”；12.3%的中產階層認為其居住地噪音污染“很嚴重”，24.2%認為“比較嚴重”，52.6%認為有這種污染但“不太嚴重”；10.5%的中產階層認為其居住地水質污染“很嚴重”，23.3%認為“比較嚴重”，46.5%認為有這種污染但“不太嚴重”。

居住于越大的城市，這種不安全感越強烈。一位居住于上海的小企業主的妻子，在談論2013年3月上海黃浦江漂浮死豬事件時，十分慶幸自己一家多年前就已經不喝當地的水了。她說：“我們家是不喝中國的水的，這涉及到家人健康的問題。我寧愿買得車差一些，不背名牌包也沒關系，但飲用水一定要安全。很多年前我們家就只喝進口的水，煮飯燒菜的水用超市買的中國產礦泉水。發生了黃浦江漂浮死豬事件之后，我們家刷牙的水都不用自來水，而是用超市買的純凈水。”她還說到：“市場上買的蔬菜也不安全，農藥太多。我是一定要拿蘇打水來洗蔬菜，先用蘇打水泡一下，然后再加點醋來洗，否則農藥洗不干凈。”

雖然并不是所有的中產階層都像這位中產主婦那樣過于謹慎地不喝中國的水和拿蘇打水洗菜，但對于食品和飲用水安全的憂慮在中產階層中十分普遍。2013年以來全國范圍的霧霾現象更讓中產階層產生了生態危機感，許多中產階層對于環境改善前景缺乏信心。一位企業白領與另一位政府公務人員談論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改進空氣質量的政策措施時，表達了一種絕望心態：“我并不是說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用，也不是說環境改善完全沒有希望，但改變也只可能是緩慢的改變，有可能我們這一輩子都看不到根本的改變。”那位上海小企業主妻子則是一種完全的放棄態度：“這種環境我簡直無法忍受，我絕不讓我的孩子在這種環境中生長。”她剛送她的女兒去私立的雙語幼兒園學英語，接著自己要去上一個成人英語培訓班。她說：“我們原打算等孩子大一點以后再移民國外，但現在不能等了，要盡快辦移民，給孩子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中產階層的壯大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中產階層在中國社會的興起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不論以哪一種標準來劃分中產階層，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中國中產階層在穩定地擴張而且還將繼續擴張。作為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受益者，中國中產階層對自身的生活現狀較為滿意。但中產階層也有一些煩惱和焦慮：高漲的房價雖使擁有多套房產者財產增值，但也阻礙了另一部分錯過房產最佳投資時機的中產階層生活品質的提升，特別是使年輕一代想要加入中產隊伍的路途障礙重重；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也是中產階層憂慮的問題。中國中產階層的煩惱是成長中的煩惱，是急于達到中產階層理想生活狀態，但暫時未能得到滿足而產生的焦慮心態。不過，大多數人相信他們最終能達到中產階層的生活目標，他們對于未來充滿信心。最困擾中產階層的問題是環境惡化和食品安全缺乏保障，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品質，但又不能通過他們的個人努力來加以改變。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未來社會經濟風險增強，會對中產階層生存狀況、發展機遇和未來信心帶來什么影響。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這說明，“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衡量是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性指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作為中等收入群體主體的中產階層應是社會主流人群。如何保持中產階層順利發展勢頭，幫助他們緩解壓力與困惑，提升其社會滿意度和對政府的信任度，充分發揮中產階層的社會穩定器作用，是政府決策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也是涉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敗的關鍵問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