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社會治理過程，既要立足于中國傳統，吸收傳統文化精髓，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體系；又要具備國際視野，合理借鑒西方現代文明成果，體現時代特點。為此，一個可行的路徑是，將中國傳統行政倫理與西方現代治理理論相融合。

【關鍵詞】行政倫理   社會治理   契約精神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部人的心靈的探究史和開化史，其注重人倫，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精神信念資源和安身立命之所。現代中國社會是以傳統社會作為前提和基礎的，是傳統社會的繼承與延續，基于傳統社會產生的倫理思想在現代治理中具有重要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因此，中國現代社會治理必須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基之上，體現民族特點，同時借鑒西方現代文明成果，將中國傳統行政倫理與西方現代治理理論相融合，打造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理論及體系。

中國傳統行政倫理中包含哪些積極的社會治理思想

中國傳統行政倫理包含有仁政、德治、民本、誠信、社會和諧等豐富的社會治理思想，這些在現代社會治理中仍呈現勃勃生機。

一是仁政思想。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是一種德性倫理，強調品格塑造與美德培養。“修齊治平”就是強調通過完善美德、提升境界來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因此在傳統思想中，認為道德境界與社會治理相比具有優先性。孔子強調“為政以德”，“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則道出了具體措施，“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

二是民本理念。“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古人認識到，民心向背是政之興衰的決定力量。《尚書》云，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孟子將《尚書》中的這些思想概括為“民貴君輕”，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統治者要贏得人民擁戴，就必須“保民”，使民“有恒產”，下層人民富裕了才能使國家強盛，“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現代社會治理也必須重視人民大眾的呼聲，著力提高社會成員物質生活條件及幸福感。

三是誠信原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是把“誠”與“信”作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真實無妄曰誠”，“誠”即言行相符、真實無偽。“信”是判定一個社會成員是否合格的基本標準，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論語》還說“君子信以成之”“朋友有信”，此謂“信”是判定是否君子的基本指標。荀子說：“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大亂。”說明“信”還是國家存亡之關鍵。從微觀上講，誠信是為人、為學、為商之道；從宏觀上看，誠信是為政、為國、安邦之本。

四是恥感文化。歐陽修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恥”是指人所具有的為行動設立底線的“羞惡之心”。孔子認為，社會治理的理想境界是使民“有恥且格”，士應該“行己有恥”。孟子認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無恥”，“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良好的恥感文化能使行政人員遠離低級趣味，不貪財貨，使他們的行為更加自律。

五是社會和諧。禮俗文化乃中國幾千年哲學智慧與民眾日常生活的有機結合，古代以禮治天下，維系著大眾的道德生活，使社會成序。傳統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儒家文化中“禮”的核心就是讓個體遵守行為規范。只有每個人遵守規范，才能獲得最大利益，社會也因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傳統行政倫理認為，社會成員間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目標，正所謂“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周王朝之后諸王朝往往以“禮樂之治”為手段促進社會和諧。“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理想的和諧社會的構建起點是個人，每個人都重視修身，方可齊家，方能治國、平天下。中國傳統行政倫理也重視實現社會和諧的實踐方式，如重義輕利、以理制欲、公正無私、群己統一等。其中既體現出對于社會利益和他人權益的尊重，也體現出對于自己私欲的克制。

傳統行政倫理與現代治理理論的對接：以誠信倫理融合契約精神

傳統倫理重視宗法秩序，強調“君臣之義”，要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格局。亂了這一格局，會導致“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漢代董仲舒之后，“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思想進一步強化了等級觀念和“官本位”思想。相應地，傳統社會治理貫穿的是人治，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取得民眾認同、得民心的目的，是為了使政權穩定，維護統治者統治。傳統倫理的“仁政”“德治”“內圣外王”，重視內在的道德完善教化，缺乏外在的制度約束規范，缺失民主、法治等政治理念，因此也缺乏有效的實踐途徑。而且，傳統倫理產生于熟人社會，不能適應現代主要由陌生人構成的社會的要求。

傳統行政倫理要在當前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尋求與現代社會治理理論的結合點。倫理化、人格化治理方式應轉化為制度化、法治化治理方式，傳統等級觀念及“官本位”思想需有效克服，形成一條“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治理方略。在此過程中，核心是要實行民主與法治。民主是現代治理的重要邏輯起點，它可以有效約束公權力，克服政府的有限理性，擴大決策的信息范圍，提升決策理性。法治能保障民主制度得以長期運行，兩者聯姻，使公權力運作透明化、程序化，使政府更為廉潔、高效、守法，并取得權威，增強其合理性。

中國傳統倫理重視誠信，西方政治理論強調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共同點，就是做人、做事、為政都要真誠、不虛妄、不欺詐，遵循規則。制度經濟學還從交易成本角度揭示了 “誠”與“信”的價值，認為“誠”與“信”能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合作順利開展。但中國傳統誠信觀主要依靠道德與情感來建立，往往是基于親緣關系、朋友友誼及熟人之間的信任，一旦超出親屬圈、熟人圈、朋友圈，信任感和規則意識便很淡漠。而現代社會更多地是由陌生人構成，傳統誠信觀“軟肋”顯現，很難適應現代社會要求。

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發展基礎之一就是契約精神，“社會契約論”也是較為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學理論。西方契約精神中也包含著誠信，以誠實守約保證各方利益實現。說話算數、尊重規則，其信任不僅限于熟人、朋友之間，而是擴展到了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它以嚴格的法律體系和制度形式來確定對規則的信任和遵守，以保障共同利益的實現。

按照這種契約思想，政府和公眾之間并非管理與被管理關系，而是契約關系。社會個體將部分私權讓渡出來形成了公權力，將它交給一個大家信任的機構（政府）來行使，讓渡權利的公眾和公權力代表政府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其中隱含的含義是：如果政府行使公權不當，公眾可以收回自己的權利。政府作為公權力代表，必須設法讓人民相信它、擁戴它，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作者單位：長安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注：本文為長安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編號：2014G611503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牟宗三：《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責編/楊鵬峰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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