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表性不足、霸權思維，加之內部分裂使得G7在全球影響日漸式微，經濟領導力和政治領導力均不足，無法繼續承擔全球新秩序引領者的重擔。G20杭州峰會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面對全球領導力真空不斷擴大的現實，嘗試為強化全球領導力、完善全球治理機制、促進世界經濟長期均衡增長出力獻計，為世界矚目。

【關鍵詞】領導力  經濟秩序  杭州峰會    【中圖分類號】F116    【文獻標識碼】A

G7時代已逝：全球影響日漸式微

規則由強者書寫，合作應危機而生。上世紀70年代，東西方的冷戰，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和日本、歐洲的迅速崛起極大地沖擊了二戰后建立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G7（七國集團首腦會議，簡稱G7，是七個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磋商會晤的機制）的產生，可以說是當時世界的動蕩局勢和國際體系結構變革共同作用的結果。它為西方國家加強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提供了平臺和機制，并且憑借雄厚的經濟能量和政治能量無可爭議的成為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者和經濟秩序領導者。然而時移世易，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的相繼爆發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G7機制的弊端和不足也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

弊端之一在于包容和代表性不足。曾經的“富人俱樂部”不再富有，G7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從1992年的68%下降至2015年的47%，其對于世界經濟增長貢獻逐步減弱。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已經成為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極。新興經濟體的缺席，使得G7峰會更像是一場“小矮人”的懷舊聚會。

弊端之二在于霸權思維濃厚。長期居于全球秩序執掌者的地位并沒有培養出G7成員更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反而助長了其不知所畏的傲慢和霸道。“有錢任性”的G7無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對全球利益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分配，對俄羅斯的打壓，對南海問題的指手畫腳等都說明它正脫離經濟合作主題，逐步轉向地緣政治。G7的強權做法激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強烈不滿。毫無疑問，它已經成為建立公平、公道、包容的國際新秩序的絆腳石。

弊端之三在于內部分裂。為了應對共同的危機，G7成員協同合作，順利度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危機和石油危機，并且保持了成員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然而，隨著危機的解除，成員國集體行動的意愿減弱，由危機時的“同舟共濟”轉為危機后的“同舟共擠”。在今年5月剛剛結束的G7峰會上，美日未能就匯率問題達成一致，日德也沒有就新一輪更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形成共識。相互競爭的價值觀帶來了相互競爭的利益，成員國把自己的利益作為優先考慮，很難達成統一共識。自2008年之后，幾乎歷屆G7峰會皆成果寥寥，草草收場。代表性不足、霸權思維加之內部分裂使得G7在全球影響日漸式微，經濟領導力和政治領導力均不足，無法繼續承擔全球新秩序引領者的重擔。

G0時代：全球領導力真空擴大

鑒于G7及其壟斷的國際組織（IMF、WB等）無力承擔全球秩序的引領者重擔，不少人開始幻想能否重塑一個世界級領袖，靠其用財富和力量維持世界和平與發展，恰如二戰之后的美國。然而事實是，在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地緣政治凸顯的背景下，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執掌全球新秩序。全球領導力的真空狀態將持續，“群龍無首”將成為國際經濟秩序中的新常態。一切跡象皆表明G0時代已然來臨。沒有哪一國擁有全球領導力，盡管有一些國家實力可能大到足以阻止或單方面發起國際性行動，但卻沒有一個國家有意愿并且有能力給世界帶來積極的變化，為人類謀福祉。

G0時代最大的特征在于動蕩。為了緩解政治困境和經濟動蕩帶來的痛苦，越來越多的國家尋求區域性解決方案，“圈子”文化開始流行起來。成員國對“圈子”內部成員承諾貿易與投資自由，對圈外成員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實事求是地看，新的更具前瞻性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比如TPP或TTIP，為將來全球秩序談判提供了新的標準，并將推動現有框架下如WTO依照此類標準向更高水平發起新一輪的談判，這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對于參與其中的國家（地區）而言也是有利的；然而對于被屏蔽在外的非成員國而言則不是那么美妙，甚至這類協議（或組織）還有可能被作為政治工具，達到打壓或排擠某些非成員國的政治目的。并且不同協定之間關于類似問題的條款越多，“面條碗效應”就越顯著，剪不斷，理還亂，與初衷背道而馳。G0時代預示世界秩序碎片化特質凸顯。以美國為主導的TPP，美歐聯手的TTIP，俄羅斯提出的“亞歐發展帶”等都可視作更多的碎片在醞釀。在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中，有效的國際合作與協調越來越艱難。

G20：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主導力量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可以斷言，在一個缺乏明確領導力的世界中，單方面行動或區域式行動無助于全球經濟秩序的塑造與改革，也無益于各國難題的解決。世界經濟需要有效的、包容性的協調合作，世界經濟秩序需要維護者，即使是在G0環境下。G20在2009年匹茲堡峰會就被確定為全球經濟合作的最重要平臺，然而其主旋律一直被G7主導，它自身并沒有明確地、獨立地展現對于世界經濟的領導能力。但是，不可否認，在面對G0困境，G7日漸式微背景下，只有G20才是最合適的全球經濟秩序的維護者。原因之一在于其廣泛的代表性。與G7不同，G20構成兼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人口占全球的2/3，國土面積占全球的60%，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90%，貿易額占全球的80%，最廣泛地代表了世界各地的發展狀況。原因之二在于其平等協商的原則。G20采用協商一致的原則運作，這讓新興市場國家同發達國家能夠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就國際經濟金融事務交換看法，杜絕了霸權思維和強權做法。原因之三在于其嚴謹的運作機制。 G20機制已形成以峰會為引領、協調人和財金渠道“雙軌機制”為支撐、部長級會議和工作組為輔助的架構。議題、決議和執行科學合理，基本杜絕了G7式的“有錢任性”。原因之四在于務實和專注。G20一貫圍繞現實問題設置議程，聚焦經濟發展，竭力避免政治因素對于G20運作的干擾。

中國首次以主席國身份參加G20峰會，在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的杭州峰會上，向全球貢獻“中國智慧”，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從現有成果看，杭州峰會必將成為G20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全球治理體系重塑過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G20也將為中國提供向世界宣示自己主張，展示自己能力的舞臺，充分利用寶貴的“中國時刻”對提高中國形象、增強世界意識、傳播中國經驗、履行中國責任等方面都會大有裨益。

G7代表過去，G0代表現在，G20代表未來。也許本次杭州峰會的目標不能短期內全部實現，但是行勝于言，只要我們放眼長遠，協同合作，秉承“同舟共濟”的扶助精神，努力塑造各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世界經濟共同體，堅定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秩序，G20峰會的活力和能力必將得到充分體現，中國的努力與智慧也必將為世界銘記。

杭州峰會，是寶貴的G20時刻，也是寶貴的中國時刻。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發展中國家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李霞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張琳：《G20與中國：兼論2016杭州峰會目標》，《中國市場》，2016年第26期。

責編/潘麗莉 宋睿宸（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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