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首先，發軔于上個世紀7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是在結束“文革十年浩劫”后處于十字路口的中國的一次重大歷史性選擇。而能夠做出這樣的選擇，現在看來至少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機遇，二是決心、膽略。很顯然，粉粹四人幫后的歷史無疑給了中國一個難得的機遇。問題是在百廢待舉的困難環境下，最高領導層有沒有這樣的決心和膽略，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開拓創新，把中國引入一條新的發展軌道。很顯然，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果斷選擇了后者，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把中國納入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其次，改革開放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進步，增強了國力，從根本上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落后挨打的局面，為加速現代化進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有資料顯示，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非洲最窮國家的三分之一，37年后的201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7600美元，中國整體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二，經濟連續保持30多年的高增長，外匯儲存、貨物貿易等多項指標均處于世界第一。這為中國由大變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近代以來落后挨打的局面。

第三，中國在拋棄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后，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確立什么樣的發展理念，選擇什么樣的經濟形式，進行了獨創性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功。而這一成功，不僅體現在體制機制層面，也體現在人的觀念、思想層面。特別是經過“真理標準討論”、鄧小平“1992年南巡”等多次思想解放，中國人的觀念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這對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進程，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全面深化改革要體現解放思想、發展社會生產力和釋放社會活力的精神氣質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如何準確把握“全面”的科學內涵和核心要義，是順利推進這一改革的前提。事實上，黨中央之所以在黨的十八大后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是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改革進入深水區、要啃硬骨頭之時，再靠單打獨斗式的改革已經很難奏效，必須強調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全局性，以及改革實施的協調性。這與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所體現出的“三整思維”框架有直接聯系：即不零敲碎打、不修修補補，而是整體思考中國的問題，整體謀劃中國的未來，用整體戰略推進中國問題的解決。比如，黨的十八大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分別制定的三大規劃戰略，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與此相聯系，就要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要求、重點等作有系統的謀劃和設計。比如，全面改革的總目標定位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等于亮出了兩面旗幟：這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有根基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而是中國特色主義制度基礎上的現代化，其核心要義躍然紙上。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進程中是第一次，也把中共高層所要秉持的現代化治理理念和價值追求彰顯無疑。

同樣，三個“進一步解放”，在某種意義上為通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保障。這就是“堅持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由此可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實施過程中，不管哪個領域、哪個地區的改革，不管上層還是基層的改革，也不管是體制還是機制層面的改革，都要體現解放思想、發展社會生產力和釋放社會活力的精神氣質和內在要求，否則全面深化改革就可能空洞無物，甚至變為一種喧囂一時的口號。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依然是經濟體制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依然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這是與我國目前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整體戰略息息相關。當然，全面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并不意味著經濟體制改革可以孤軍深入。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方面改革的協調性尤為重要。因此，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把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生態文明體制的整體推進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是保證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其核心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判斷，是我國從1992年選擇市場經濟體制后的20多年實踐中，獲得的最重要的認知。政府只有在遵循這一原則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因此，重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就成為保證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的政府改革，無疑成為經濟體制這一改革重點的自然延伸，也可以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早在“十二五”期間，中央就曾提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可見從那個時候起，以政府改革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已經上升到幾乎和經濟體制改革同等重要的地位，后來的改革實踐也證實了這一點。

改革發展成果不能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將意味著改革的失敗

社會公平正義缺失，社會不公現象的大量存在，是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重要源頭。正是總結了以往改革的這些教訓，黨的十八大后，首先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根本目的，并從多個方面予以保障。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把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這是我們黨的宗旨，必須一以貫之。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貴在落實，拿出具體舉措。我們注意到，黨的十八大后的諸多改革舉措幾乎都是圍繞這一核心目標展開的。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限制國企高管的工資待遇，加大對民生的投入，解決民眾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就業服務、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方面存在的制度性及機制性障礙等。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十八大后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兩點論”，無疑是最大的亮點之一。

在實踐中要防止改革“空轉”

全面深化改革無疑是一場深刻的歷史性變革。但是當這一變革進入深水區、要啃硬骨頭時，其改革的難度、風險、阻力也驟然上升，因此要防止改革“空轉”，就要十分重視改革策略的選擇。按照中央的要求，改革要處理好諸多關系，注重把握時機和節奏，如思想解放與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全局和局部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以及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等。但在筆者看來，除了遵循上述改革整體推進策略外，還有兩個關鍵性問題需要解決：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

就排除改革的阻力來看，主要要排除兩方面阻力：首先是既得利益群體的干擾。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并指出既得利益群體相互輸送利益，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山頭主義。這說明既得利益群體已經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啟動的反腐打虎運動，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在排除既得利益這一依附在中國社會上的毒瘤。其次，要防止政府自身對改革的隱形阻力。如官員的陳舊觀念、對行政審批改革阻撓、部門利益的保護等。如果這些顯性或隱性的阻力不能被排除、化解，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難真正推進。

就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而言，最主要的莫過于要防止意識形態領域左禍再起，擊退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的全面否定改革開放道路的極左思潮。只有堅定不移地走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之路，全面深化改革才具有不可逆轉性。

（作者為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