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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三大風險

核心提示: 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并改進市場效率來緩解短期的需求不足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同時應當鼓勵教育和培訓、研發、人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創新發展,推進經濟結構升級和生產方式改造,實現經濟長期的穩定增長。

【摘要】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并改進市場效率來緩解短期的需求不足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同時應當鼓勵教育和培訓、研發、人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創新發展,推進經濟結構升級和生產方式改造,實現經濟長期的穩定增長。

【關鍵詞】宏觀經濟 歷史 風險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從現代經濟產生以來,在世界范圍內的長期經濟趨勢就一直受到以市場因素為支配力量的周期性波動,盡管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在熨平經濟周期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長期的增長和衰退的交替并沒有改變。經濟衰退不僅會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形成沖擊,甚至會對國家的相對經濟實力造成長期影響。一方面,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增長過程中的周期性波動和衰退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衰退的壓力也常常為經濟結構的升級和技術革新提供了機遇。

中國經濟當前恰好處于30多年快速增長之后的衰退期,經濟學理論中對于經濟周期成因有著各種解釋,無論我們是否完全找到了造成經濟下行的原因并采取相應的政策對策,經濟增速在短期內的下滑似乎不可避免,即進入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經濟的下行也必然會造成短期風險、壓力和長期結構升級的機遇。經濟的實際增長主要是由供給方要素驅動的,在長期,經濟增長依賴于產出供給的上升和技術狀態的提高;圍繞長期趨勢的增長波動則是由總需求沖擊引發的。這是宏觀經濟學家達成的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目前我國所采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種長期供給驅動和短期需求管理相結合,并且更注重長期發展的策略。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并改進市場效率來緩解短期的需求不足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同時鼓勵教育和培訓、研發、人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創新發展,推進經濟結構升級和生產方式改造,實現長期的穩定增長。

通貨膨脹風險:不必過度關注資產泡沫

我國的M2/GDP值在1985年為0.577,1994年為0.974,2007年為1.518,目前這一比值已經達到了2的高值,這比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了很多,因此很多學者和官員擔心央行的貨幣投放量太多,進而引發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事實上,我國M2/GDP高值并非簡單貨幣投放過度的問題。一方面,由于M2/GDP是一個金融深度指標,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貨幣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是由我國金融結構所決定的。在我國目前的金融總規模中,大約70%是由銀行業及相關的金融機構所構成,證券和金融市場所占的份額不足30%。銀行與經濟的信貸關系為間接融資,其信貸和各類存款都構成了準貨幣供給量M2。而在美國、英國等更為市場化的國家,銀行和金融市場在金融總規模中的構成與我國恰好相反,直接融資的金融市場在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從而其M2/GDP值自然較低。因此,盡管我國的M2相對于GDP更為快速的增長,但CPI指數卻保持了相對平穩。筆者認為或許不應過度關注所謂“流通性陷阱”問題,而更應該重視通過銀行體系來配置金融資源所造成的效率下降。

當前貨幣市場的主要風險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國際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歐日等國相繼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QE),資產價格不斷高漲、貨幣價格則進入負利率時代,各國都面臨著輸入性通貨膨脹的風險。其最佳策略只能是采取“囚徒困境”式的跟隨策略,以保持本國貨幣市場的相對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和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困擾全球經濟的重要問題,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常常懷念1870-1913年間的金本位制所帶來的國際貨幣的穩定,偶爾還能聽到回歸金本位的呼聲。隨著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SDR特別提款權,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大大加速,但面臨的國際貨幣競爭和國際貨幣市場不穩定沖擊的風險也正在提升。

債務風險:關鍵不是債務規模,而是債務結構和市場效率

負債數量和債務風險是兩個具有一定聯系,但并不完全一樣的概念。當前我國債務風險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關鍵不是債務規模,而是債務結構和市場效率。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1720年英國的債務量就達到了該年政府財政收入的9倍,1790年進一步增至財政收入的15倍。英國的債務從1720年以來一直處于不斷上漲的趨勢,在1780年突破1億英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超過70億英鎊,第二次世界大戰超出100億英鎊,1980年后增加至1000億英鎊以上,2005年的債務余額為4730億英鎊。英國債務在GDP中的比重,最低時為1910年的28%,最高時為1950年的177%,相當于近兩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歷史上英國債務在GDP中始終占有一個較高的比例,其債務總量時常超過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美國的債務增長趨勢與英國相同,其債務量急劇增加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1870年以前的債務量一直沒有超過1億美元,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基本上在20億美元之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超過2000億美元,2005年的余額則高達46010億美元。美國債務在GDP中的比重低于英國,以1950年的74%為最高,之后逐步下降,目前其債務在GDP中的比重大約為30%-40%。債務規模、債務風險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與政府公共信用和金融市場規模、效率密切相關。歷史上,英美國家的債務量沒有對其經濟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主要得益于其高負債時期恰好與金融市場高速發展和市場效率提高相伴隨。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欠債歷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歷代統治者所追求的“盛世”首先表現為國庫貯存錢糧的充裕,這種思想也一度使得政府更偏好于稅收而非公債。目前,中央政府所發行的各類債券的規模不大,地方政府的債務主要來自于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借貸。而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本身就有政府部門的屬性,因此很多貸款都是政策性的金融資源配置,缺乏有效的風險評估和監管,一旦違約首當其沖也是銀行體系。為應對這一風險,目前的改革措施是將地方債務從傳統融資平臺置換為省級政府債券,這一方向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其順利實施和長期發展必須改進金融市場效率、提高債券市場的規模。

房地產風險: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是解決的最佳途徑

房地產是我國目前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去庫存”政策很大程度是應對因房地產所造成的風險積累。但去庫存畢竟只是短期政策,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風險必須通過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來實現。正如在工業革命初期,由于土地固定,而勞動供給在不斷增長,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預計地主將會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并對經濟長期發展造成巨大負面影響。然而,實際的發展卻大大超出了李嘉圖的預期,土地的實際回報率在工業革命早期略微上升后就開始下降了,最終土地和其他資源在工業化過程中都變得無足輕重。當前,房地產業仍然具有通過“地租”而獲取收益的性質,如果經濟結構不改變,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收入分配而抑制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而通過快速的“擠泡沫”又會造成短期經濟下滑和風險。因此,只有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才是解決房地產風險的最佳途徑。只有當房地產在經濟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小,其風險也就自然化解了。

總之,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正處于下行周期,國際環境也日趨復雜多變,存在一定的短期風險。但從長期的歷史和整體上來觀察,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和效率改善具有非常大的空間,長期的發展機遇將大于短期的挑戰。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注釋】

①文中數據根據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計算。

責編/張寒 美編/ 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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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肖晗題]
標簽: 中國經濟   風險   增長   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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