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理解戰略互疑：美方觀點
對中國的戰略不信任并不是美國政府決策者當前的主流觀點。相反，他們一致認為北京和華盛頓有可能實施一些促成兩國關系長期發展的政策，而這正是人們對這兩個基本還算合作的大國的期待。到本世紀20年代，理想的中美兩國關系應該包括：努力減少可能發生的沖突，轉而進行合作或者至少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開展平行協作，提供地區性和全球性公共物品，比如海上安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最大化雙邊利益。
這并不意味著兩國之間沒有摩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產生沖突，每個國家的文化、體制和近代歷史都不盡相同，這意味著它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必然會出現分歧。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會在可能的領域中尋求雙贏結果，如果無法實現，就盡量減少危害。
因此，美國目前的態度是，美國與崛起的中國建立一種基本的建設性長期關系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崛起能促成很多積極的發展。但最重要的是，強大繁榮的中國自身要成長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尊重國際法規和協議，要相信兩國可以同時在亞洲的關鍵領域扮演重要角色，鼓勵中美兩國在主要國際問題上進行合作。目前美國官方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在地區和全球范圍內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不斷壯大的實力不會專門針對削弱或損害美國的利益。
不過，美國政府決策者同時也認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上文提到的美方態度是建立在一系列相對比較樂觀的假設基礎上的，他們也意識到在現實中，這些假設有可能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因此，美國政策的一個目的是確保這一系列相對比較樂觀的結果成為現實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們也很清楚，一旦事與愿違，他們也必須具備處理相應狀況的能力。
因此，盡管現階段美國的目標基本上是很積極的，但對中國可能出現的各種發展狀況的擔憂也是存在的，同時還在進行辯論，爭辯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最有效地促成中國按照他們所希望的方式行事。這些擔憂目前尚不足以讓美國的國家政策制定者得出結論，認為中美關系本質上成為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之所失）將是不可避免的。
潛在的擔憂及其產生的原因如下：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與形形色色的美國學者和權威專家不同，美國領導人不會從霸權轉移的一些大理論、文明沖突理論或其他有關全球政治的整體結構性解釋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他們關注的是更具體的問題，即使在思考如何運用全球性準則和方法處理重大問題的時候也是如此。
這種思維方法往往不重視某些結果必將出現的論調，而讓機敏應對的外交和偶然性因素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和排名在最近幾年中快速提升，而美國卻在經歷嚴重的國內困境。這一事實本身產生了特殊的敏感性，并導致了不確定性。
在美國領導人對北京的戰略信任程度方面，這一敏感性和不確定性包含四個基本部分：
● 美國領導人看到了大量的證據，證明中國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第二，并且假想作為世界老大的美國必然會試圖阻止中國的崛起。這種態度在中國媒體中隨處可見，在許多其他信息來源中也有清晰體現。這種觀點讓美國最高層既擔心中國會試圖取代美國的地位，又擔心中國從根本上把中美關系看成一種零和博弈。從中國現在和將來都將繼續持有這種觀點的程度來看，有些官員提出美國應該始終抱有這樣的假設才是審慎的，即中國把削弱美國視為自己利益之所在，美國應該從這個角度去詮釋并對中國的行動做出反應。
● 中國軍隊正在不斷增加軍費以增強其在西太平洋的戰力投射能力，其目的可能是要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增強全球影響。目前，美國軍方與解放軍之間的互動太少，導致美方無法確信這些事態發展在將來不會危害美國的利益，這些美國利益包括維護其地區聯盟，保護在該地區更廣闊的外交和商業利益。解放軍方面發表的一些文章堅稱決心限制他國軍隊在臨近海域（“近海”）的活動，更加增加了這種擔憂。美國軍事規劃部門把解放軍的這種決心以及獲得特殊軍事能力的做法，解釋為最終目的是要拒絕美國軍隊進入中國領海之外的水域以及不讓美軍獲得在該海域自由航行的能力。但這種進入和行動自由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以上種種導致的結果，是美國方面制訂應急計劃并確定采購項目，以此來確保中國無法成功實施其反介入和區域拒止戰略，這一戰略旨在一旦出現沖突能將美國軍隊阻擋在遠離中國邊界的區域。
● 包括領導人在內的美國人，都對國際金融危機感到震驚。在試圖讓國家重新回到正常軌道的過程中，他們特別擔心自己的體制出現運轉失靈。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其他國家可能企圖利用美國目前的困難來減少美國復蘇機會的意圖會更加敏感。中國的許多活動，特別是經貿領域的活動，被視為至少部分是以此為初衷的。正如下文相關部分將要詳述的，這種努力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被視為旨在降低美國在主要產業領域競爭優勢的重商主義政策，以及被認為限制美國向不斷擴大的中國國內市場出口產品的貨幣政策等。
● 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能力的增強，亞洲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調整外交政策。中國的言行讓亞洲其他國家對未來美國繼續在本地區存在和發揮作用的信心逐漸減少，從而引發嚴重關切。
總之，中國在迅速崛起的同時，美國陷入了嚴重困境，這一事實使美國對中國的觀點、行動及其公之于世的愿望變得非常敏感，進而以不同的方式導致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不信任。
政治和價值體系
由于對中國政治體制是如何真正運作的了解甚少，美國人容易認為中國的決策是戰略性的、經過協調的，而且是統一指揮的。
把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考慮在內的話，在中國和其他國家境內發生的被美國認為是違反人權的行為，使得美國政府在政治上很難采取行動與這些國家首先建立互信。這一因素比過去更為微妙，但是仍然是信任方程式中的一個因素。
外交
如前所述，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根本態度是：一個更加富裕的、能夠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是受歡迎的，其前提條件是中國要尋求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扮演相對更具建設性的角色。再詳細一點來說，美國領導人認為中國在地區和全球經濟中發揮著如此舉足輕重的作用，以至于美國不可能特別限制中國的發展，而且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認為限制中國是可取的。
實際上，從總體來說，他們覺得一個更加富庶、在全球事務中參與更多的中國，對美國是大有裨益的。同時，美國總體上不再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考慮到中國的GDP總量和雄厚的外匯儲備。所以，美國領導人希望中國能夠在諸如防止核武器擴散這樣的事件上強化全球規范和機制，并且能夠越來越多地承擔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為全球體系和地區體系提供各種公共產品。他們擔心中國未來的表現，因為他們認為北京目前對于承擔更廣泛的責任做得太少。
出于各種原因，盡管中國不斷地重復保證它不會尋求將美國排擠出亞洲，但是美國領導人仍然很擔憂中國可能會試圖控制該地區，并且這種控制是以犧牲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和利益為重大代價的。2010年期間，中國在地區外交中的很多做法都加深了美方在這方面的基本擔憂。比如，中國強烈反對美韓在黃海地區進行海軍演習，中國反對的原因是認為美國航母進入黃海的國際水域暗含威脅中國安全的意味。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ARF）會議上嚴厲指責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干涉與美國無關的事情，因為她在會上評論了南海問題。
由于美國認為亞洲是對其長期利益最重要的地區，美國對中國在亞洲所采取的行動潛在的長期影響特別敏感。
經濟和貿易
中國在全球性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始終保持很高的年增長率，加之美國認為中國政策越來越傾向于重商主義，美國開始擔心中國為追求維持快速增長是否會直接侵害美國利益。在這方面，有一些具體問題尤其會引起美國對中國意圖的質疑：
知識產權。
貨幣政策。美國認為，中國控制人民幣的價值，使其保持在低于市場定價的水平，這一做法被認為是在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進行廣泛的補貼，并對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征稅。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集中在制造業部門和出口部門創造就業的時候，這種貨幣政策至少被認為是對美國的極重要利益表現出的漠不關心。
限制直接投資。雖然中國抱怨美國對出口到中國的一些技術橫加限制，但是北京也會定期出版一項非常重要的列表，列出不允許或限制外商投資的部門。這些限制中有很多影響了美國公司極具競爭力的部門，比如說金融服務領域。這一事實增加了美國對中國的擔憂，認為中國準備以美國方面直接的、不公平的損失為代價發展本國經濟。
稀土金屬。中國成為全球90%的稀土供應來源之后，嚴格限制稀土出口，這一舉措引發了對中國貿易戰略方針的特別關注。稀土對許多軍事產品和民用產品至關重要，尤其是在電子產品和綠色能源領域。盡管中國解釋說它采取限制措施是出于保護環境的考慮，但是造成的形勢是，如果有公司在2011年希望獲得足夠的稀土金屬，那么只能將其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
以上所有問題增加了美國領導人的擔憂，他們覺得，盡管很多公開言論與此相反，但是中國很可能從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待中國與美國的未來。在一定程度上，同那些只參與到中美經濟關系中的官員相比，美國高級政治領導人可能更為強烈地感受到從經貿領域的擔心引出的關于中國意圖的消極結論。
制度化的不信任
戰略不信任在美國體制中已經被部分制度化了。每一個機構實際上都很龐大且多樣化，把某一種觀點歸咎于任何一個特定的主要機構都是不對的。不過，確實有一些重要官員的某些觀點只是與他們所在機構相關的。下面將重點說明此類問題。
軍事
與其他國家軍隊一樣，美國軍隊受命做最壞的打算，并在此基礎上建設軍力，對保護國家及其重要利益進行規劃。中國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并且其軍事能力增長的速度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快。美國方面認為，解放軍很顯然在優先發展那些專門針對美國軍事平臺——比如航空母艦和衛星——的能力，同時，美方認為，解放軍對其能力、在今后面臨主要的戰略威脅時將采用什么新力量和原則，都沒有按照國際標準實現透明化。
當一個國家的長期規劃得到理解，并且該國采取的行動大體上與這些規劃相一致時，信任才會產生。美方認為，就中國而言，它沒有清晰地呈現其主要領域的軍事規劃。比如，軍方發表的《白皮書》中沒有地域分區，沒有顯示出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何在。同時，解放軍正在世界范圍內建設基于空間技術的情報、通訊和航行體系，并且開始建造航空母艦和兩棲登陸艇。
考慮到美方認為的中國將目標特設在美國主要軍事平臺以及中國武器計劃缺乏透明度，美軍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對解放軍獲得的最新裝備感到震驚，并大為不快。這增加了對解放軍最終意圖和規劃的不信任。在美軍內部，這種不信任在海軍、空軍、網絡空間和情報部門里尤為強烈。
一些具體的事態發展使美國軍方對中國的懷疑變得特別強烈。比如，在2001年EP-3（指2001年4月，美國一架EP-3 型軍用偵察機同中國一架戰斗機在南海上空相撞事件——譯者注）和其他軍事事件。
網絡安全
美國最近在軍隊內部建立了綜合的網絡指揮系統（在不同的分支機構還存在次級指揮部），同時在政府官僚機構的各個其他部門中也設立了專門的網絡安全機構。這些種類繁多的網絡防范機構很快對美方認為的來自中國的網絡操作變得極其敏感，因為這些操作針對的是美國軍事和民用（既包括政府也包括非政府）目標。
因此，盡管許多網絡相關部門接到的任務并非以中國為主要關注點，這些部門卻實際上已經不斷在對以敏感的美國能力為目標的行動發出警報。很多人得出結論說，這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政府指使的，并暗含了中國的態度和意圖，因此美國方面不可能不存在戰略疑慮。
情報機構
美國情報界的許多機構發現，他們收集的情報顯示，在內部交流中，當談及與中美關系直接或者間接相關的問題時，中國的官員非常傾向于采取零和方式。
總之，美國政府關鍵部門根據其接到的任務和經驗，得出下面的結論，即無法相信中國把實現同美國進行建設性合作作為其長期的戰略目標。“9·11”事件之后，這些部門在美國決策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因此使戰略不信任越來越成為美方政策組合的中心。
國會
討論至此，我們提到的“美國高層領導人”不包括美國國會，但是國會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在貿易問題上尤為如此。國會同時還控制著政府預算支出，因此能夠以各種方式讓行政部門感受到它的影響力。
美國國會有535名議員，他們分別代表著非常多樣化的選民。許多人對中國的看法是基于個人的經歷或者體現的是他們所代表的選區內一部分選民的利益，包括那些從中美經貿關系中獲益的人。其中只有很少幾位議員認真研究過中國，或者了解中美關系的歷史細節和內涵。
總的來說，很多國會議員對中國的對美意圖持高度懷疑態度。對其中一些人來說，這種懷疑源自其選區內商人的抱怨。對另外一些人來說，這種懷疑是基于意識形態的假設或者對于人權問題的關切。這一屆美國國會中對亞洲事務頗具影響力的幾位主要成員對中國的消極印象，形成于他們自己的越南戰爭經歷或者其他經驗。
國會對中國的戰略不信任給行政部門中的決策者帶來了真正的壓力。比如，國會要求國防部每年起草中國軍力發展報告。由于受命調查的焦點問題性質特殊，這份報告在增加對中國的戰略不信任方面有典型意義。國會還要求禁止行政部門用于中美空間合作和更廣泛的科學合作上的經費支出，這就剝奪了美國政府可能擁有的用于減少對華戰略不信任的一個手段。而且，國會議員還會利用他們的權力，確保行政部門的高層官員對中國的最終意圖抱有足夠的警惕。
國會中眾說紛紜，國會議員在大多數問題上都莫衷一是。但是總體來看，來自國會山的觀點以及國會議員施加的影響力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認真考慮那些對中國的長期意圖不太信任的觀點。（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