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歷史終結論”到“政治階段論”，雖然福山對自己的觀點做了諸多調整和修正，但“歷史終結論”仍然是貫穿于福山全部理論的核心和歷史哲學基礎。后者只是在新的解釋框架中對“歷史終結論”作出某些修正。這暴露出福山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方式，也反映出他作為一名美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其所堅守的仍然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

【關鍵詞】福山 歷史終結論 政治階段論 【中圖分類號】D052 【文獻標識碼】A

“政治階段論”：福山“歷史終結論”的2.0版本

二十幾年前，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關于“歷史已經終結”的說法，曾經引起各國學界的廣泛關注。他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經薈萃了人類政治文明的主要元素，因此從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目標和制度建設的角度而言，歷史已經由此而終結。這個命題的潛臺詞為：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經是一種完美無缺的政治樣板模式，各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在政治發展道路上的目標和任務，只能是復制西方的政治模式，而不可能別有他途。

然而，此后的歷史進展卻表明，福山的這一命題，已經被后冷戰時代各個轉型國家的政治現實演變所證偽。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第三波”以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并沒有按照福山所設想的程序演進。面對這個現實，許多西方學者不得不承認，挾“歷史終結論”1.0版本的自由民主模式的擴張，雖然在制度層面完成了“民主化進程”，但同時卻帶來了更多和更為棘手的社會紛爭和動亂。在對這種政治現象的理論反思中，“民主失敗論”與“民主崩潰論”等問題又開始成為人們新的爭論焦點。這種現象導致福山的上述命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

面對來自現實的挑戰，作為自由主義全球擴張理論奠基者的福山，又通過一系列理論的修正來對此進行回應。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福山理論的2.0版本，即“政治階段論”。對照1.0版本與2.0版本之間的內容變化，我們會發現，雖然福山在新的版本中對自己的一些觀點做出了諸多調整和修訂，但是，“歷史終結論”這一命題仍然是貫穿于福山全部理論的核心和歷史哲學基礎。在新的版本中，福山也強調，他不會在實質意義上對這一命題作出改變，而只是在新提供的“政治階段論”的解釋框架中對“歷史終結論”作出某些修正。

從1.0到2.0，福山做了哪些修正

在他的2.0版本中，福山采取一種將人們的視線從“歷史終結論”過程與結果簡單對應的邏輯上轉移出來的方式，實現了理論形式上的某種更新。在改版的“歷史終結論”中，通過引入政治秩序和國家能力等更豐富、更具有探討性的議題，使原版內容中自由民主制度在歷史終結意義上，不再被視為一個當下必然要發生的邏輯結果，同時也回避了將發展中國家“民主化浪潮”的實際成效作為這一命題的直接檢驗標準。這樣一來，福山將“歷史終結論”從直面短時段歷史挑戰的第一個否定性答案的問題中解脫出來，并為自己預留了充分的時空轉換的歷史維度和現實分析的理論空間。

我們注意到，在新的版本中，當福山選擇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好民主”來替代“我們是否需要民主”的問題時，其理論中的第二項變化，是將對自由民主制度內外實踐的“檢討”之負面影響相應地壓縮到最低限度。因此，當人們在進入福山理論的現實性反思層面時，大致可以發現這樣一些內容：首先，面對連綿不絕的西亞北非戰火、無孔不入和此起彼伏的極端民族主義、分離主義以及與之互為因果的大范圍社會治理危機，他沒有將這些現象歸咎于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問題以及民主化政策的方向性錯誤，而是尋找到了一種更巧妙地引導問題意識轉向的修正方案。在這個新的方案中，福山部分地回歸到他的導師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提出的“現代性與現代化悖論”的問題思路，強調了自由民主制度與政治穩定之間存在著某種非正相關性關系的可能性。同時，他又通過“民主失敗國家主要是因為無法滿足國家建構的前提性條件而陷入民主轉型失敗的困境”這一命題，規避了人們對轉型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社會矛盾的批評。同時，福山也對以美國民主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現實問題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指出，正是因為美國社會的自由民主制度在長期運行中無法很好地解決諸如代表性斷裂、否決型民主阻礙政策進程，以及利益集團政治操作過度泛濫等問題，才導致出現“法治過了頭、民主過了頭，而國家能力沒有及時跟進”的政治窘境。

在這個前提下，福山又作出了他在理論上的第三項重大調整。也即系統地借鑒了比較政治的研究方法，嘗試運用由“政治秩序”、“國家能力”等概念與“政治階段論”邏輯所組成的新的理論解釋框架，把人類政治歷史，特別是自由民主制度確立以來的政治變遷與興衰的歷史納入到其標準化的政治發展理論體系中。在經過他重新整理的民主社會建構的邏輯中，國家這個“前民主時代”的產物及其建構任務被置于時間線上的起點位置，法治則是國家能力相對充分穩定基礎上進化的第二項任務，而沿此繼續推論的結果，就是作為現代民主制度重要表現形式的責任制政府的興起。這就是他倡導的那種有別于傳統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的國家與社會間互相“統治—制衡”的新型模式。上述三個新的要素的引入，使福山所推崇的新型自由民主制度模式的內部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彈性支撐機制。在這一新的理論范式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變化就在于，福山對目前西方政治理論界“找回國家”這一共識的推崇。由此而形成的“強國家——發展法治——走向民主化”的“新三部曲”理論演進過程的論證，賦予他的2.0版本以更完整的邏輯延展性和包容性質。

與此同時，為了給這種新的解釋框架尋求實證材料，福山在其新理論中大量引入了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其主要觀點包括：第一，中國作為“一個缺乏程序的實質性負責制國家”，依然“能有效地回應和滿足廣大人民的訴求”，因而具有更大的現實吸引力。中國體制能夠迅速地作出體量龐大而又復雜的決策，從而與歐美國家在過去幾年間持續的、令人沮喪的政策結果形成鮮明的對照。第二，福山力圖把歷史上的中國納入其理論的解釋范疇。“大膽”地指出，韋伯所理解的現代國家因素，在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業已形成。第三，他提出“中國模式”如果能實現自我更新，或許會擁有更值得期許的未來。但是從理論的敘事內容來看，福山對于“中國模式”并無更深刻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的理解，同時也缺乏現實情境感。而在一些涉及“中國模式”評價與“歷史終結論”原則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他總是毫不例外地選擇犧牲前者客觀性的方式，來為后者進行論證。

貫穿兩個版本之間的主線，是“歷史終結論”前提下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方式

福山理論的關鍵點，表現在他對“歷史終結論”及其普遍主義歷史觀的堅持。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福山放棄了“用‘黑格爾—科耶夫’的哲學體系對其學說的包裝”之后，他仍試圖用一種十分簡化的論證來強調“普遍性演化”與多元進化的特殊性之間的內在關系。在他2.0版本的現代化敘事語境中，用以貫穿上述“普遍性演化”的核心線索，仍然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價值與政治制度的唯一正統性與合理性。他所加以修改的內容只是將以現代國家為核心的三要素，通過提供另一條“普遍規律”的方式，為前者提供新的合理性論證而已。不僅福山本人沒有在新的版本中表達對普遍歷史意義上的“歷史終結論”做出任何顛覆性變革的意愿，而且構成其實質性理論基礎的“歷史終結者”的主體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所進行的新的區分，僅僅是規范意義上“歷史走向終結”的結果與形式意義上“走向終結”的順序而已。這也是福山在轉型國家的民主化危機蔓延的今天，堅持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為唯一的民主化路徑依賴的論據所在。

比較福山兩個版本之間的區別，我們會發現，福山所提供的“政治階段論”的解釋框架，本質上并沒有超越此前他所提出的民主化轉型的分析框架。他仍堅持把依據西方自由民主標準的政治模式作為一種無須質疑的既定性的先決條件。在福山的比較政治研究視野中，作為研究對象的眾多國家，仍然按照經典的現代化理論模型被機械地排列在從“自由民主國家”到“治理得不成功的未轉型國家”的分類中。這就意味著，福山比較歷史分析的基本解釋框架，仍然是建立在討論國家建構水平與民主化程度不均衡后果的簡明邏輯基礎上的。如前所述，在這個問題上，他既沒有超越他的導師亨廷頓的理論視野，更沒有在諸如“威權主義與民主化”張力的解釋框架內，為人們提供一種更有說服力的全新的規范性的理論范式。

盡管福山指出，“制度適應性”與“社會崩潰或危機”之間的緊密關聯是對“非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一視同仁”的普遍規律，是一種與西方世界主流價值觀并不沖突的“政治正確原則”。他堅信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不會遭到真正的危機。因此，福山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現實矛盾的尖銳批評，也具有明顯的理論底線。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及諸如“市場專政”之類的議題，也同樣小心地規避對諸如強勢政府、計劃和規制之類的修正方案做出過多的肯定性評價。從本質上說，福山并沒有轉向國家主導型社會控制方式的意圖，他所希望強調的僅僅是：“政府在受到約束之前，必須要有實際做事的能力。換句話說，國家必須能夠施政。”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福山指出：西方社會的“民主依然站在‘歷史終結處’”，“自由民主制沒有真正的對手”。這種意識形態觀念也直接表現在他對“中國故事”的近景和未來的描述和預見方面。

考察福山對中國問題的論述，我們會發現，他在對中國問題進行評論時，也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他一方面贊揚中國最早完成了現代政治秩序建構中確立國家和實質性負責政府的任務，而在另一方面又認為，由于缺乏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和法治元素，這種責任制政府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同時，雖然中國和美國各有其“衰敗”的問題，但是美國的衰敗只不過是一種暫時性的機制失調的危機，而中國的衰敗卻將是一種整體性的社會崩潰。在評價中美制度可拓展性前景方面，福山始終強調，基于中國制度的先天不足，以及歷史不可復制、文化難以學習等方面的原因，中國模式不可能提供自由民主文化和制度的替代性方案，而以美國民主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在通過改良渡過其危險期后，卻仍是最具吸引力的選項。如同所有對中國懷有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偏見的自由主義者一樣，福山更傾向于把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歸結于一些偶然性的，甚至主要是分享西方提供紅利的原因。當然，他也不會承認，中國的崛起是依靠其社會制度與市場元素的結合，而非單純地模仿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此外，面對著中國崛起對美國亞太戰略布局的影響，福山還提出了一系列遏制中國的主張。這些現象都反映出，作為一名美國的自由主義學者，福山所推出的2.0理論版本，其所堅守的，仍然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

中國理論界需要思考和研究的并不應該是“福山告訴我們什么”，而應該是今后“我們應該告訴福山什么”

福山理論從“歷史終結論”到“政治階段論”的演進過程，有很多值得我們注意的內容，而其中最鮮明的特色，就是他堅持認為，無論自由民主制度在現實中遭遇多少內外困境，它仍然不失為人類政治史上所能發現的“最不壞”的制度，因此將始終扮演著“歷史終結者”的角色。因此，福山2.0版本的理論框架所提供的，仍然是一條亨廷頓式的，經由“國家建構——法治和責任制”軌跡通往“自由民主終點”的演進邏輯。但是，這個解釋框架是否能涵蓋整個人類政治史的發展進程？它是否能解釋不同發達國家、不同模式的后發國家，甚至是那些距離完成現代國家建構目標尚遠的國家的政治發展規律？

實際上，人類社會的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某種特定的觀念文化體系在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出現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政治形式，如果從其歷史和文化背景角度而言，它是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在中古時代所匯聚而成的特定價值觀念和文化基礎上的制度化形式。它經歷了由近代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后所產生的西方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再演化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又通過基督教平等主義為基礎的民主理念與近代科學的合理主義相契合的過程，是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下所催生出來的政治制度形式。這就意味著，任何一種制度形式都有一種特定的文化背景為支撐。也就是說，各個民族共同體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政治模式的選擇，必然要建立在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背景的不斷更新基礎之上。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干擾和破壞了各個民族共同體的這一進程（伴隨著西方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侵略和文化擴張）。以中國而論，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國人向西方尋求富國強兵的良方妙藥，逐漸接受和引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但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不僅來自于近代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更是因為兩者文化基因的相契合。因為以實踐理性精神、辯證思維方式為核心的，強調人的主體能動性質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和唯物主義歷史觀，以及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上的、以特定的自由和平等為目標的共產主義理念，正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社會理想相吻合的。

在中國已經崛起的今天，作為一個東方的大國，我們是否能夠為人類政治邁向大同目標，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文明體系的新的價值系統？作為處于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下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能否在不依賴，或者是審慎反思和超越主要西方理論界對中國問題解析架構的基礎上，提出真正由中國人創設的中國現代價值理論體系和政治發展模式？對這些重大學術和現實政治發展路徑選擇問題的探索，是當代中國理論界所必須要面對的一項艱巨課題。

面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我們必須要意識到更新和建構我們自己的文化價值體系，以及為確立政治制度改革方向提供系統性理論支持的緊迫性。因為構成“中國模式”的歷史文化與政治價值體系的主體基礎，從來不應該是來自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實踐之外的任何外部文化元素；同樣的，解決中國政治發展模式問題的學理依據，也不應該來自于任何西方的話語系統和理論體系。中國文化作為一個開放和包容的系統，任何外來的現代文明元素的引入，只有在植根于本民族的價值符號基礎之上，才可能開花結果和獲得真正的生命力。

回到對福山理論所引發的爭論上，中國理論界所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并不應該是“福山告訴我們什么”的問題，而應該是今后“我們應該告訴福山什么”的問題。只有中國的文化和理論建設對這個問題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才意味著中國理論的發展開始真正走上一條自己的道路。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在有別于西方話語系統的前提下，通過不斷探索、建構和完善我們本民族的價值觀念、政治原則和理論體系，真正建立起一種由本土化理論體系所支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模式。

（作者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陳高華譯：《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責編/楊鵬峰 美編/宋揚 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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