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02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國有銀行加快改革的步伐。2004年起，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通過對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可了解目前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欠缺，從而為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現代化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關鍵字】商業銀行  公司治理  經營績效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自從2002年我國加入WTO，資本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但是我國商業銀行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為了增強銀行自身的競爭力，我國進一步深化商業銀行改革，并加強對銀行的監管，以提升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水平。

我國商業銀行與一般企業不盡相同，在經營中承擔著較高風險

商業銀行經營的特點與一般企業不盡相同，商業銀行經營過程中往往承擔著比較高的風險。因此，導致商業銀行公司治理也具有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性。商業銀行產業的特殊性表現在：首先，市場結構壟斷性。因為關系到國家的金融安全，因此容易導致銀行準入相當嚴格，導致市場壟斷性；第二，產業功能的特殊性。商業銀行的特殊性取決于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職能，金融服務功能，創造貨幣功能，風險配置和風險管理功能和支付中介職能；第三，行業監管嚴格，商業銀行流動的是社會的資金，若出現銀行破產或者坍塌，影響的將是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穩定；第四，商業銀行存在道德風險。銀行作為企業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銀行銷售產品的特殊性、高風險性、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對稱性等。商業銀行的業務信息，例如貸款的質量很難被外界所判斷，這就是商業銀行信息的不透明性 。以上就是銀行作為企業的特殊性。

我國商業銀行雖然一直在不斷完善，但仍然存在著諸多不容小覷的問題：發展嚴重失衡、經營區域過于集中、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等問題，較大程度上阻礙著商業銀行的發展。

截止到2015年，我國上市銀行一共有16家，按地區劃分為，在上海上市的有：建設銀行、中信銀行、工商銀行、浦發銀行、北京銀行、交通銀行、華夏銀行、中國銀行、南京銀行、民生銀行、寧波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在深圳上市的銀行有：深圳發展銀行，寧波銀行。在香港上市的銀行有：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筆者選取其中的9家上市銀行12年-15年的財務經濟數據，并針對抽取的樣本數據進行深入的探究。

通過財務報表分析過程中能夠找到很多來評判公司治理業績的財務指標，采用凈資產收益率和不良貸款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對研究對象商業銀行的業績作出比較。 解釋變量作為自變量，在本文中主要設計的解釋變量是股權結構，高管激勵和獨立董事比例等多個因素。其中股權結構的衡量指標主要是考慮政府在商業銀行的股份占有量，股權的集中度和股權相關機制的因素。政府的股份占有量主要是由政府和國有法人這兩部分股份相加；戰略投資者用外資持股比例來表示；股權的集中度用公司前5位股東的股份比例的平方和表示；股權制衡度用公司持股份額的第一位與第二位的比值進行表示。

董事會相關的解釋變量由董事會的規模和獨立董事占整個董事會比例兩個方面進行解釋。關于高管激勵，本文將用高級管理人的年薪和高級管理人的持股來評判，其中高管持股為1，未持股用0。為了保證解釋變量受多重共線更小的影響，也將選用上述解釋變量中的外資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所占所有董事的比例、股權制衡度、高層管理人年薪和高層管理人持股當作控制變量。

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隨著公司治理的逐步完善也在不斷下降

第一，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在被解釋變量方面，2012-2015年間，我國上市銀行的凈資本收益率最高為23.02%，最低為14.42%，平均量為18.65%左右，在此期間我國上市銀行的凈資本收益率與之前相比有了顯著的大幅度提升，但實際值仍然比較低，并且從數據看來各個發展的狀況不均衡；我國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最高值為1.54%，最低值為0.58%，平均值為0.95%。可以看出，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隨著公司治理的逐步完善也在不斷下降。

在解釋變量方面，政府在商業銀行中占有股份份額最大的為96.41%，政府持股最小值為45.72%，平均值為64.44%。由此可得，我國政府持有商業銀行的現象極為普遍，且持有股份份額比例相對較高；國外投資者在我國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最大值為38.57%，最小值為9.83%，平均值為24.03%。近幾年，我國為了能夠進一步快速的實現公司治理的良好效果，積極引進國外投資，國外投資持股比例也不斷在升高，但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又如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在董事規模方面，9家上市銀行董事人數平均為23.84人，最多的董事會成員有27人，最少的有19人，我國商業銀行的董事會規模與國際標準水平相當，但是這并不能代表我國董事會的作用明顯；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最大值為0.5，最小值為0.31，平均值為0.43，雖然在我國商業銀行中這一比例有所提升，但是相對于國際的60%仍有較大差距；數據顯示高管年薪前三位的平均值為201萬元，最少為94.6萬元，這組數據能夠說明我國商業銀行高管的年薪很高，也能說明我國銀行業內薪酬水平差距較大；我國商業銀行高層管理者持股的平均值為0.44，這組數據說明我國商業銀行高層管理者持股現象并不普遍。

第二，商業銀行公司治理與經營業績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我國9家商業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與政府在我國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項為5%的置信水平，并且還可以看出此平方項的系數是負數，這正好能證明我國商業銀行中政府在公司的持股比例與公司的資產收益率是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商業銀行應該存在一個最佳的政府持股比例，最佳的持股比例才能激發公司最佳的資產收益率。這樣的結論與之前提出的第一個假設完全相符。可知股權的集中度和凈資產的收益率存在著不明顯的非線性關系，研究表明股權集中度與資產收益率呈負相關關系。這意味著股權集中度越高，凈資產收益率反而更低。這樣的研究結論和國內的大多數學者研究結論一致。這樣情況的出現正好再次說明了我國商業銀行的特殊性，我國商業銀行的股權集中度應該是還沒有下降到一個正常的范圍。如果能夠把股權集中度控制在一個正常的范圍，那么很明顯只要調低股權集中度，就可以推動上市商業銀行資產收益率的上漲。外資持股股份的比例和凈資產的收益率之間沒有找到明顯的相關關系。

外資持股比例與凈資產收益率之間的相關性弱主要由于：其一，可能外資在我國商業銀行的持股份額比例過于小，并且外資注入我國銀行會受到國家政策的限制，這樣的情況會限制外資在國有商業銀行發揮作用；其二，外資進入我國商業銀行的時間較短，其所帶來的先進的管理機制和技術還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找到外資持股與凈資產收益率之間的正確關系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其三，分析高層管理人激勵與公司凈資產收益率之間的關系。高層管理者的薪酬在10%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而且系數是正數，結果表明高層管理者的薪酬與商業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是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設定合理的高層管理者薪酬刺激高層管理者的工作激情，能夠提升商業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但在另一個方面，高層管理者持股與凈資產收益率關系不顯著，不顯著是因為高層管理者持股這種激勵的機制在我國商業銀行試行不久，暫時并不能找到一種合適的持股激勵機制，因此作用還不明顯。

股權結構相對于不良貸款率的回歸關系中，可知政府在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與不良貸款率之間存在的是一種不明顯的非線性關系。政府的持股比例與公司的不良貸款率之間顯著正相關。這樣的結果應該是由歷史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才會出現政府的持股比例越高，不良貸款率越高的現象。不容置疑的是，股權集中度要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才能激發出公司的績效，此次研究結果呈現負相關的結論，原因是在商業銀行的股份改制后股權相對更加的分散，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不成熟的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引進外來的競爭者，我國商業銀行面對外來的競爭只能暫時的降低放貸的門檻以此來爭奪更大的市場份額，使得不良貸款率的評級被忽視，導致了現在不良貸款率的偏高。外資持股我國商業銀行與不良貸款率無相關性。再者，股權的制衡度與不良貸款率在5%的置信水平尚有顯著地正相關關系，這表示商業銀行中股權制衡度越差，不良貸款率就越高。

此外，董事會的規模及其平方項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且其系數為負數，這樣正好能與之前所做的假設吻合，那就是董事會的規模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之間存在的是倒“U”型的線性關系，不難得出的是董事會的規模一定存在著一個最佳的規模，最佳的董事會規模才能實現商業銀行的低不良貸款率。獨立董事占董事會總人數在5%的置信水平上關系顯著且系數為負，這個結果可以得出的是與不良貸款率呈現的是負相關，因此獨立董事比例越大，其所在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就越低。接下來看的是高層管理者激勵與不良貸款率之間的影響關系。第一個方程就能知道，高層管理者的激勵對公司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并不顯著。如此，是因為在我國商業銀行的高層管理者的激勵機制中還未對高層管理者是否能夠控制低不良貸款率作為薪酬高低的評判標準之一。高層管理者持有銀行股份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負，表示高層管理者持有公司股份和不良貸款率存在負相關關系，因此商業銀行可以通過提高高層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來降低不良貸款率。

我國商業銀行股權結構仍不合理，需要進一步優化升級

首先，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與高層管理者的激勵作為公司治理的三個方面對銀行績效的衡量結果是存在差異的。本文選取的商業銀行指標的衡量標準是不良貸款率和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從公司治理選取的三個方面對其影響做出實證性的研究分析，得出的結果是不同的。不同的方面得出不同的結果表明，對于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通過選擇更多的衡量績效的指標，進行各方面的分析會使得研究結論更具有客觀性和說服力。

其次，我國商業銀行股權結構仍不合理，需要進一步優化升級。本文通過證明分析說明，政府持有商業銀行的股份比例與商業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之間存在著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表明政府的持股比例需要有一個合理的范圍，在這個范圍內才能夠使商業銀行的績效得到較好的實現。目前來看，我國商業銀行政府在其中的持股份額和比例是相當大的，這樣不利于商業銀行真正的發展，因此需要對商業銀行進行進一步股份制改造。股權集中度和凈資產收益率存在明顯的負相關。表明我國商業銀行的股權集中度高，只有通過降低股權集中度才能更有力的激發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外資持有商業銀行股份份額比例與凈資產收益率和不良貸款率之間都沒有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按照常理來說，引進外國投資者能夠為我國商業銀行帶來更多更加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但就研究結果來講，引進外資并未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績效產生多大的正效應。這樣的結論也是因為國家處于自身經濟安全的考慮，有意地對外資投資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比較嚴格的限制。由此得出，我國應該在保證國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更多地引進外資，不斷完善商業銀行引進外資體制和管理辦法，充分利用外資優勢。

再者，進一步對商業銀行的信息披露制度進行完善。本文所提及的16家上市銀行的年報披露均較為規范，但其他國內上市的商業銀行的信息披露制度極不規范，甚至于做假披露或者不進行披露。因此在這方面還要加以重視，信息披露制度對商業銀行信譽和績效的提升也是不容小覷的。

最后,董事會的結構和運行機制需要不斷完善和改進。雖然在我國，商業銀行的董事會機制已經建立起來并在迅速的發展，但仍然存在著諸多的不足，與國外先進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且在我國商業銀行董事會的獨立性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證。一般情況下，國內外學者通過研究都認為董事會的出現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然而在我國，董事會對公司治理的作用并不顯著，董事在我國商業銀行中只是一個虛職，很難發揮其真正意義上的作用。因此，商業銀行要更加重視董事會的建設，賦予其相應的職責和權力，并且要增加獨立董事的比例。

（作者單位:江西財經大學統計學院）

責編/王坤娜  蘇娜（見習）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