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貧富差距拉大、人口城市化加速是造成社會空間解組的重要原因。城市亞文化圈的形成影響著生活圈內居民的文化認同，會逐漸形成偏異于主流文化的亞文化圈，使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面臨著由內而外的挑戰。應采取建立以社區自治為主導的、社區警務戰略為輔的犯罪管控體系等措施。

【關鍵詞】社會解組  亞文化圈  城市文化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城市化發展不平衡性加劇，城市中原住居民、現住居民和流動人口在地理環境、基礎資源占有和社區文化氛圍等方面，有著較大差異。不同的生活決定了不同的意識，產生了不同的文化認同。主流的文化與偏異的文化正在不同的城市里交鋒，由此延伸出去的，使社會距離增大、思想隔離加深，多種文化構成的亞文化圈逐漸形成，給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帶來了隱患。

社會空間結構解組可以被狹義的理解為城市空間及城市功能的分解與重構，它指的是城市空間地理格局的變遷、社會基礎資源占有的不平衡和不同社區文化氛圍的差異。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顯著提高，城市空間結構的擴大使得各社區依地理位置、區位方向產生了分化：老舊社區的原籍居民依優先選擇的優勢搬遷至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區以及附近居住；外來新入籍人口因人才引進、工作調動等原因進入城市中間地帶居住；流動人口因戶籍政策、自身經濟條件等因素，普遍居住在城市的周邊地帶或老舊社區——城市空間結構在多種因素的角力下，一分為三，甚至更多。在點狀、片狀、圓心狀的城市空間地理格局下，社會空間結構的解組正在發生。

城市亞文化圈的形成動因

第一，社會空間結構解組，是城市亞文化圈形成的外在動因。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結構及功能變得更加開放和廣泛。城市政治、經濟核心區及附近地區，因政策導向、資源集中而發展較快，高樓、別墅林立。原住居民、收入較高的群體一般居住于此。收入略低的人群，往往采取月租、年租的方式居住于房屋價格較為低廉但生活設施相對齊全的城中村、廠中村、老舊居民區、規劃待建區等地段。在多數大城市，我們可以看到老舊的城中村出租屋緊挨著富麗堂皇的高檔小區，一條馬路相隔，分離的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這些差異在日積月累中已然將交際文化圈分離，使各自“圈”中的居民在文化認同中產生了偏差，為城市亞文化圈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第二，城市居民心理嬗變，是城市亞文化圈形成的內在動

因。心理嬗變主要體現在城市原住居民、外來新入籍人員、流動人口各自身份的認同之間。一方面，原住居民因城市化建設（諸如拆遷、老舊社區改造、舊房出租）而普遍在經濟上獲利，他們更習慣使用根深蒂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源，來實現自身更大的社會價值，其交際文化圈相對固定且難以擴大。另一方面，外來新入籍人員、流動人口則將進入城市、在城市扎根、獲取經濟利益作為改變其地位、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社會關系較為復雜，然而新的社會關系重新構建、工作生活的重新選擇使他們矛盾，存在感和歸屬感被嚴重削弱，徹底融入這座城市生活較為困難，他們更容易產生深層次的共鳴和認同，從而形成一種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圈子。這兩方面的隔離，正在逐步拉大兩個文化圈的距離，易將原住居民本身的優越感演化為對外來人口的排斥和抵制，將外來人口的弱勢感演化為對原住居民的敵視和不屑。兩個文化圈的群體免疫力正在下降，亞文化圈的形成會使其偏離主流文化的軌道。

第三，文化監督、宣傳教育、社區管理機制不健全是亞文化圈形成的又一動因。文化監督和引導更宏觀、更加要求有一套科學的預警和防控體系。主流文化的引導和監督作用不僅僅體現在觀念上，還體現在實踐中。文化層面的預警機制目前尚不能構成對各文化圈的干預，有一定的滯后性。宣傳工作尚未真正深入文化圈和交際圈，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教育的功能；包括社區干預和基層執法在內的社區管理，是規范和監督社區與社區之間的硬性防線。對于那些正在出現的亞文化糟粕僅僅引導是不夠的，尚缺乏更加嚴厲的制約和打擊。公安、城管、工商、稅務在執法過程中，還存在盲區；基層力量不足，管理存在盲區等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加速城市亞文化圈的形成。

城市亞文化圈可能帶來的挑戰

多元階層意識下亞文化圈的形成，加大了政府對意識形態實施調控的難度。美國社會學家認為，城市社會問題頻發與城市中復雜的個體構成環境密切相關。新入籍居民以工作為主線的生活，支撐著由同事關系為主要社會關系的交際圈；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流入城市而無法實現“城市化”，他們成為了城市的“邊緣人”，交際圈仍無法打破同鄉、同籍的狀態，生活習慣也基本沒有真正“城市化”——他們與原住居民形成了三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有著自己相對固定的交際圈和階層意識，一旦亞文化在各群體中傳播，很容易改變各階層的生活方式，繼而改變各階層的主流意識。古斯塔夫·勒龐認為，群體是盲目的，群體的觀念、理性與想象力一旦達成一致，便不受外界影響。階層意識之間存在距離，各階層間所形成的亞文化圈自然互不相通，更加多元化的價值觀念充斥其中，而價值觀念又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那么一旦亞文化圈形成，政府對意識形態實施調控和干預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亞文化圈對個體意識和行為的認可，影響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文化對人們的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引與評價功能，亞文化也是如此。社會學家沃斯認為，城市心理與鄉村心理截然不同，生活改造著人性。包含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拿來主義在內的城市亞文化，貼近生活實際、易被接受，可以被不同的人群模仿、遵從，更容易影響個體、群體、個體群體之間的相互行為。亞文化圈的每一個個體都會在亞文化的影響下，失去辨別自己行為的可適性。在日常生活中多被異化、排斥的群體，在接受亞文化的過程中，能夠得到其所未有的鼓勵和認同，從眾心理使他們認為這種行為是正確的，人的獲知本性會使他們融入這一群體，從而排斥讓他們感覺不適的文化，盡管那種文化再主流、再健康。

由亞文化圈形成導致的社會失范，對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在社會學中，社會失范主要是指人們由于對共同的社會規范采取了失信的理解、有悖于價值觀念的不穩定狀態，主要包括經濟失范、政治失范、知識失范、秩序失范和道德風氣性失范。社會學家默頓認為，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是產生失范壓力的主要群體。他認為，沒有一種努力能達到處于社會頂層人士的成功，是造成社會底層人士失范的最大心理障礙。社會空間結構的解組，各階層之間對于其他社會階層的不滿情緒，是導致道德失范和秩序失范的重要原因。亞文化的傳播給了失范以合理性和正當性：當一些人認為日常遵從的基本規范并不完美并有機可乘的時候，這種失范便會上升到對體制和政府的懷疑、甚至上升到犯罪。

在我國多數的大中城市中，亞文化圈已經逐漸形成，原住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受“金錢至上”等亞文化的熏陶，認為金錢、關系可以擺平一切；流動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將收入不高歸咎于自己不善于投機取巧，認為以次充好、以假亂真才能真正的獲利。這兩種想法摒棄了傳統的道德，一旦逾越底線，便是越軌的犯罪行為。道德、秩序、經濟的失范，最終會導致政治的失范，直接危及到我國意識形態的安全和穩定。

不斷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管理，維護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

亞文化圈的形成是在社會空間結構解組這一特殊社會現象下，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威脅的重要隱患。我們應看清威脅、正視漏洞，通過不斷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管理，維護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

第一，要鞏固領導核心，打牢政治基礎。群眾對黨的信任是主流意識形態被認同的前提條件。任何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管理都是為了確保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城市化進程中的各個階層中均有黨員，黨員干部的一言一行，能夠很好地起到模范帶頭的作用，可以更好地成為主流文化的載體和傳播個體，為各階層建立深入而廣泛的社會關系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黨員領導干部要在黨的領導下，認清現實，認清自身肩負的歷史重任，率先垂范地認同主流意識形態，摒棄亞文化，與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劃清界限，拒腐防變，并主動對身邊的人施加積極影響，擴大主流意識形態受眾。這是進一步鞏固和打牢意識形態安全根基的政治基礎。

第二，要利用網絡、自媒體的橋梁作用，重新建構階層關系。網絡和自媒體的發展，使大眾真正進入了全民信息化社會。信息終端微型化在給民眾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我們重構階層關系、打破傳統的社會關系網帶來了思考和借鑒。社會關系網存在隔離，可以利用普遍使用的網絡和自媒體作為宣傳主流意識形態的前沿陣地，從而打破城市地理空間的藩籬。積極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正能量，使正確的、無糟粕的文化與亞文化在互聯網上針鋒相對，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新時期、新階段的重要作用，明確態度，批判亞文化，以幫助各階層網民擺脫迷茫，建立正確的認同。力推在線辦公、在線回答網民日常生活問題，開發辦理業務的同城APP，以手機為載體，及時發布與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有用信息，協助各階層解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政府對輿論加以必要的引導，將主流意識形態灌輸于輿論的始終。在網絡間進一步樹立政府威信，拉近政府與網民的距離，進一步增加網民的信任，從而在深層次上加強意識形態的管理。             

同時要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行為。網絡終端也是亞文化傳播的重災區，暴力、色情、非法交易、電信詐騙通常利用網絡終端危害大眾的利益。對這些違法行為的重拳打擊，最能夠體現依法治國的國策，最能夠展現政府摒棄亞文化、宣揚主流文化的決心，同時，也對各階層網民起到教育作用。

第三，要建立以社區自治為主導的、社區警務戰略為輔的犯罪管控體系。首先，明確社區責任，完善社區管理，實現社區自治。制定本社區的行為規范，采取劃片分治和跨社區聯動的方式，將責任落實到每個社區、不留死角。建立并完善樓長負責制、出租房屋人負責制，監督社區行為規范的實施，明確誰負責誰治理，誰出租誰負責的相關制度，社區居委會定期召開會議了解社區情況；鼓勵社區各階層相互“走動”，重塑鄰里守望，一家有難，多家幫護，使社區機構成為實現這一愿景的紐帶和橋梁。

其次，豐富社區文化活動，加強社區文化教育。社區是城市的最基層，是城市的根基，加強社區文化教育，開展社區文化聯誼活動，對于打破社會空間結構解組帶來的負面效應具有重要地位，更容易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可以以社區為主導，采取成立公辦和公益性質的夜校和開展宣傳講座，尤其是普法講座，使全民養成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問題的法制觀念；可以定期在節假日、周末舉辦家庭聯誼會、體育文娛大賽等活動，豐富業余文化，加強溝通。

最后，完善社區警務戰略，積極引導失范行為，打擊違法犯罪行為。應建立完善的巡查制度，由民警、協管員、志愿者定期上門訪問，調查情況，及時掌握社區內部人員流動情況，發現困難及時解決；建立全民舉報制度，發動志愿者組織，及時上報、及時處理違法行為；及時清理、篩查社區內出租屋的整體情況，落實身份聯網登記核查制度和暫住備案制度等，防止亞文化的外來輸入。

（作者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閻志剛：《城市化北京下民工行為失范原因淺析》，《廣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

②宋廣強，章鳳紅：《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挑戰與對策》，《理論探討》，2015年第5期。

③金坤城：《加強意識形態管理確保意識形態安全》，《前沿》，2010年第15期。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