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學：政治中的道德問題》

作者：邁克爾·桑德爾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年1月

《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求一種公共哲學》

作者：邁克爾·桑德爾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8月

桑德爾（Michael Sandel） 當代美國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著名政治理論家，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現為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講授當代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他在哈佛大學講授的《公正》課程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該課程被制作成哈佛公開課后在網絡廣為流傳，成為風靡全球的哲學公開課。

春運期間，黃牛是否可以趁機將火車票價抬高？下雨的晚上，優步等叫車軟件的車費是否可以隨之上漲？地震后的災區，你是否能接受一瓶飲用水的價格上漲到平時的五倍？

如果你聽過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教授的公開課，你可能已經辨認出來了：這是桑德爾習慣使用的典型“蘇格拉底”式問答。桑德爾回憶，當他作為一個學生學習政治哲學時，常常感覺到抽象的概念難以理解。于是他想到用拋出問題的方式，邀請學生或聽眾成為思想辯論的參與者。在這一問答過程中，所有參與者相互碰撞，常常產生出意想不到的火花，而這種碰撞中鍛煉的獨立思考與表達能力，是桑德爾最看重的東西。

近日，桑德爾與太太琦庫·阿達多攜新書《巴巴央和魔法星》到訪中國，并在啟皓中心帶來了一場“道德與市場”的演講。新京報書評周刊借此契機，與桑德爾教授進行了一場對談，針對許多中國及世界當下面臨的有關市場、公正、道德、民主等多種困境，桑德爾教授給出了他最新的思考與解答。

中國年輕人

他們對討論公共事務帶著極大渴望

新京報：前一段時間，圍繞著“知識分子是否有責任對公共事件發聲”這個問題，中國學界產生了一場激烈的大討論。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桑德爾：我不太知道中國學界的這個討論，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哲學家們之間長久存在的爭論。有些學者，他們研究的是極為抽象、難以理解的技術性概念，只有學術界同行才能明白。做這種遠離公眾的研究沒有任何問題，它們有自己的價值所在。

但與此同時，我認為也必須要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積極關注公共生活。特別是那些研究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的學者們，對他們來說，采用一種讓公眾能理解、能參與的方式做研究非常重要。因為這些哲學事關我們的日常生活，跟我們的社會如何運作、我們如何做一個公民有關。

新京報：你認為每個人都必須做“公民”嗎？如果有人就是對公共生活不感興趣，他們是否有權保持沉默？

桑德爾：的確，有些人更積極關注公共生活，有些人則對此更冷漠。這實際上事關另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個體想過幸福的、有自我實現感的生活，他是否能夠完全剔除社會的影響？

我認為這非常困難。人類對生活滿意度的需求，許多時候都仰仗于一個更廣闊的社會，以及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其他人。一個只關注自身存在的個體，反而會錯失許多對個體至關重要的東西。

新京報：就你的觀察來說，與美國、歐洲的年輕人相比，中國的年輕人對公共事務是否足夠關注？

桑德爾：我聽許多人提起過，認為中國年輕人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我不認同這種說法。在過去的八九年間，我多次來過中國，去過十多所不同的大學。每當我拋出問題給年輕學生或觀眾，我會發現他們對參與公共討論，帶著極大的熱情。同時，他們也能很有效地參與到有關公正、市場等問題的辯論中。在這些辯論中，我能夠嗅到，對于思考及討論公共問題，中國的年輕人有一種巨大的饑渴。也許看起來漠不關心，但只要你給他們合適的機會，他們擁有足夠的熱情及能力對公共事務發聲。

形成中的共識

尋找GDP之外的價值

新京報：你在兩年前的采訪中提及，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國與美國對市場價值的信仰程度最高。這次來中國，你觀察到的情況有無變化？

桑德爾：中國與美國仍然對市場抱有最大熱情。但是，當我試圖探索得更深入一點，向中國觀眾提出許多有挑戰性的問題時，我發現人們已經開始呈現出不同的思考。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市場經濟中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市場經濟將人們從貧困中解救出來，創造了數量巨大的、富裕的中產階級。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這里的人們對市場抱有極大的熱情及信仰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旦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必要的物質繁榮已經達成，人們就會開始問：幸福生活是不是意味著更多物質繁榮之外的東西？我發現這樣的問題正越來越多地得到思考，中國人正在達成共識：要去尋找GDP之外的價值。

一方面，人們對市場的熱情及信仰仍然持續，但在這一表層之下，我很清晰地聽到了中國人詢問、懷疑的聲音。那些GDP不能衡量的指標，比如說環境問題、社會和諧程度、貧富差距，這些都要求我們超越GDP的維度去思考問題。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市場的積極作用？你反對“市場經濟”變成“市場社會”，那么你認為哪些問題是應當尤其警惕，不被市場主導的？

桑德爾：對于組織有效生產來說，市場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我們犯了錯誤，市場已經超出了工具效用。市場不能定義什么是好的社會，不能告訴我們如何分配共同財富。我們需要意識到，市場產生的財富及生產關系，并不是天經地義的，并不是公平、合理的。

我們應當根據何種標準制定稅收系統、福利系統？如何為窮人提供質量良好的教育？如何保證不管貧富，每個人都能獲得醫療資源？當市場完成了它的工作，這些問題就會浮現。市場以及市場思維，無法給予我們上述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自己弄清楚這些問題。

歐美國家

政治精英未真正回應問題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英國“脫歐公投”，你是否認為全民公投是一種恰當的民主實踐方式？

桑德爾：如果我去投票，我會投“留下”，但是我明白為什么人們會投“離開”。“脫歐公投”已經成為人們表達對現有政治建制不滿的途徑和工具。即使脫離歐盟，英國人也會發現，他們面臨的移民挑戰并不會消失。

民主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要求公民教育及民主實踐。如果在民主實踐中，我們發現公民對某些關于“共同善”的問題認識不足，這并不能成為人們懷疑或否定民主的理由。這是我們需要更強大、更有力的公民教育的理由。

新京報：你曾提到，促進民主發展的一大方式是復興公共話語。你理想中的一場公共辯論是什么樣子的？

桑德爾：現有的許多沮喪及失望情緒都是因為公共話語的缺失造成的，我們缺乏對“共同善”的討論。而公眾完全有能力對此表達他們的觀點，并且能恰當地考慮其他人的觀點。即使在不同意彼此意見的情況下，人們仍然可以帶著禮儀及尊重就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進行辯論。或許并沒有一種東西可以被稱為“理想的”辯論，但是一場很棒的公共對話應當包含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即參與討論的各方能聆聽其他人的想法。學會聆聽的藝術意味著，不僅僅是聽得到其他人在說什么，而是要嚴肅認真地思考對方的觀點。

新京報：你在此前的采訪中提及“精英政治的失敗”，你是否認為英國的脫歐公投是這種精英政治失敗的反映？在美國，人們是否面臨同樣的情況？

桑德爾：是的，我的確認為英國的脫歐公投反映了現有政治建制派、尤其是掌管權力的精英們的失敗。許多投票希望英國離開歐盟的選民，他們感受到的是對現有政治、政客、政治建制的失望及沮喪——這種失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近的幾十年間，主要的政黨們，不管他們是什么派別，他們都沒能對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給予真正回應。類似的事情在美國也正在發生，在川普崛起的過程中，我們能看到同樣的情緒在美國民眾當中發酵。

新京報：所以你是否認為，川普實際上是這種精英政治失敗的受益者？

桑德爾：是的。川普在現有的政治建制派及掌權精英的失敗當中，找到了成功的機會。他在精英政治的失敗中，找到機會去回應工人階級選民的需求及恐懼。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把這一部分人甩在了后面。經濟全球化的紅利，絕大多數都被那些居于社會頂端的人獲得，工人階級失去了他們的陣地，一直處于劣勢。

這種“失去”不僅指工人階級因失業遭受到的經濟上的壓力，對于決定著他們個人生活及公共生活的眾多力量，他們都正在失去掌控力。這種控制力的喪失，是令他們感到最恐懼的東西。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