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雖然在影視劇中，宋朝時尚方寶劍頻繁出現，但現實中，真正把尚方劍運用到巡視、軍政的是明朝。尚方寶劍是中國古代人治的產物，它作為專制皇權的象征、皇帝的化身、重臣的利器，在明代曾發生過相當的效用；但作為封建專制皇權的產物，它不可能成為挽救腐朽王朝統治的靈丹妙藥。

【關鍵詞】明朝  尚方寶劍  皇權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尚方寶劍原指中國古代由“尚方”宮署鑄造，專供皇帝御用的寶劍。在古典戲劇、小說以及民間神話中，人們經常會看到用文學藝術手法反映欽差大臣手執代表皇帝權威的尚方寶劍，怒斥禍國殃民、陷害忠良的奸臣賊子罪惡，先斬后奏、動人心弦的感人情節。那么，歷史上有無尚方寶劍？包拯是否真有一把皇帝御賜的尚方寶劍？明代尚方劍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下面對此略加探討，以饗讀者。

宋代尚方寶劍并不普遍，包拯也沒有尚方寶劍

在中國古代，“尚方”原是皇宮里掌管皇帝和皇室貴族衣、食、住、行、用具的官署“少府”轄管的一個部門，負責官員稱“尚方令”，專門掌管皇帝御用刀劍之類器物。該機構始于戰國，秦漢以后相沿，《后漢書》就有“尚方令一人，六百石”的記載。可見尚方寶劍就是從皇宮里鑄造出來的上等寶劍。這種劍藏在尚方，用料精選，做工講究，繪有龍鳳圖案，鋒利無比，一劍出鞘，可以立斃騾馬性命，故漢代稱“尚方斬馬劍”。據《漢書·朱云傳》記載，朱云曾上書皇帝：“臣愿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余。”這段史料說的是，漢成帝的老師、丞相安昌侯張禹貪贓枉法，廣占良田、欺壓百姓，朱云請求皇上賜尚方斬馬劍斬殺張禹，以收殺一儆百的功效。但成帝認為是以下犯上，發怒之下吩咐侍衛把朱云拖出去斬首。朱云死抱皇宮欄桿不放，侍衛用力過猛，居然把他和欄桿一起扯斷。幸虧旁有正直官員為朱云說好話，這才免去殺身之禍。“朱云折欄”便成為忠臣敢諫的成語典故。可見，尚方劍在兩漢不被輕易賜用。《后漢書·蔡倫傳》也記載，帝令中常侍蔡倫（造紙術發明者）升官尚方令，監制尚方劍。蔡倫表示“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

直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劍”的官員大都還沒有不請示皇帝，自主決斷殺人之權。到了北宋，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后周政權后，開始施行尚方劍，賦予少數高級將領“如朕親臨，違法專殺”的權力。據宋代《武經備要》記載：“本朝之制，大將每出討，皆給御劍自隨，有犯令者，聽其專殺。”宋、遼、金三朝都有過運用賜劍專殺權的事例，但多在軍政領域，主要是為了解決武將外出征戰過程中，距離京師朝廷遠，每事奏請，恐失戰機的實際問題，這便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由來。但宋、元之前皇帝對尚方寶劍秉持慎用、軍用的準則，武將的專殺權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宋史·陳執中傳》中就講，趙匡胤賜大將曹彬尚方劍時吩咐：“副將以下，不聽命者可斬”。而宋代在司法領域并不使用“尚方劍”。開封府尹包拯斷案理刑用的是龍頭鍘（降龍）、虎頭鍘（伏虎）、狗頭鍘（斬犬），分別處置違法亂紀的皇親國戚、貪官污吏和地痞惡霸。電視劇《包青天》中說開封府尹包公就有一把“上斬昏君、下斬佞臣”的尚方寶劍，實際是戲劇家藝術加工渲染的結果。這是由于歷史上確曾有尚方寶劍，加之民眾對清官的無比崇敬和期盼包青天懲惡揚善的心理所致，正如“文學作品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一樣，歷史上宋代尚方寶劍其實還不普遍。

元朝時，尚方寶劍更多作為皇權的象征和賞賜品，且有隆重的授劍儀式。元世祖忽必烈在位（1260-1294）時，道士張留孫以神奇醫道治愈皇后的病，帝后大悅，尊其為天師，張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西京，專掌祠事。可見此時尚方劍還沒有廣泛用于國家政務和軍事征伐。至元七年（1270年），四川、陜西發生反抗蒙古的武裝叛亂，中書省臣異常憂慮，“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也就是說中書省長官丞相建議授予出征將帥尚方寶劍“專殺”權力來鎮壓盜寇，朝廷最高決策會議準備采納。這時，翰林學士、侍御史高鳴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元制令天下上報死囚犯，必須報批才準行刑，這是慎重用刑、顧惜民生的做法。現在如果聽從中書省的請求，“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采納高鳴不能亂開殺戒鎮壓民眾的建議，沒有授予征伐將帥“專戮”特權。

真正把尚方劍運用到巡視、軍政的是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整肅吏治極嚴，成為歷史上少見的嚴懲貪腐、重典治吏的皇帝。明代建立了一套嚴密的雙軌監察制度。在中央既有掌管全國監察大政的機構都察院，又設六科給事中，對國家的要害部門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進行對口監督，還設巡按監察御史，分門別類地對全國的軍政、教育、河工、鹽政、倉庫、屯田、檔案、茶馬、皇城進行專項巡察。在地方，既有總督、巡撫作為都察院的外差坐鎮安撫一方，又設提刑按察使司負責一省的司法監察，還按省級行政區劃分派十三道巡按御史對直隸、浙江、湖廣、江西、福建、河南、陜西、山東、山西、四川、云南、廣西、廣東、貴州進行分省巡視督察。巡按御史，又名巡方御史，俗稱八府巡按。額定北直隸2人、南直隸3人，宣大、遼東、甘肅各1人，十三省各1人。

《明史·職官志》說：“惟巡按代天子狩，最雄要”，出巡前“必引御前，請旨點差”。巡按到地方權力很大，完全是代表中央和皇帝行使監察權力的，可以即時處理、先斬后奏。“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這就是說皇帝賦予七品巡按欽差大臣特權，具有“舉賢劾貪、復審獄案、核查檔案、存恤孤老、巡視倉庫、查算錢糧、檢查學校、剪除豪強”多項職權，對地方官員和一切行政事務均有權過問和監督。按明制，大事奏裁，是指巡按對五品以上的違法亂紀的高官顯宦、皇親國戚可以提出彈劾處置意見，報請皇帝裁決；小事立斷，則是指對五品以下貪贓枉法的官員就可以直接處理，事后報告備案。這對整治明代官場風氣，整肅貪污犯罪威懾作用很大。有時貴為天子的皇帝如果不遵守制度隨意胡來也對巡按御史有所顧忌。《明史·周觀政傳》記述過這樣一件事：洪武年間，鐵面御史周觀政值班巡視奉天門，有宦官要帶女樂進入，周觀政認為皇上理朝聽政時間不能娛樂，便阻止。宦官說：“皇上有命”。觀政還是不聽，宦官十分惱怒進宮告狀。不一會，出來傳話說“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堅持必奉詔命。過一會，明太祖親自出宮說：“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又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明武宗微服出德勝門，想去宣府游玩。在沙河被聞訊趕來的內閣大學士梁儲追上，苦勸不聽。但到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持尚方寶劍橫關阻攔，拒不放行。七品御史擋住圣駕，武宗無奈，只得回鑾。二十天后，得知張欽巡視白羊口，不在關上，才又悄悄出關。當然，這些僅是個案。但是到明代中后期嘉靖、萬歷年間，主昏政腐，礦監稅使四處借開礦之名，行盤剝百姓之實，有不少堅持原則，堅守規制，犯顏敢諫的御史，遭廷杖、下詔獄，被拷掠，付出被暴君打殘，甚至丟掉性命的代價。

明代尚方寶劍的使用頻率比宋代高，規制也比宋元完善。明代的“尚方劍”，象征至高無上的皇權，持劍者必是皇帝最倚重信任的心腹大臣或巡按御史，具有先斬后奏、生殺予奪的超常規權力。劉基曾講：“先封尚方劍，按法誅奸贓。”可見，持有尚方寶劍的人有先斬后奏、臨機處置的特權。

明代賜尚方劍必須經過一項重大的儀式叫“代行授鉞禮”，屆時皇帝戎服盛裝，端坐奉天殿。大將軍由西入殿，叩頭四拜。承制官宣旨，“以節鉞授大將軍”。特別是到明后期，大將代皇帝出征，必須帶有“劍（尚方寶劍）、敕（特許敕令）和印（兵符）”三件寶器，才能構成督師代表皇權的象征。

明后期尚方寶劍的泛用，難以挽救明朝危亡

從史實看，尚方寶劍作為專制皇權的象征和少數被皇帝倚重信任的大臣的專斷用權利器，武將大量賜尚方劍以專殺和即時處理的做法，始于明代“萬歷三大征”時，到崇禎年間更多。萬歷二十年（1592年），寧夏哱拜叛亂，萬歷皇帝采用兵部尚書石星建議，賜總督陜甘三邊軍務魏學曾尚方劍督戰。而魏學曾調兵包圍寧夏鎮卻止于招撫，明廷便以甘肅巡撫葉夢熊替代魏學曾，“亦賜尚方劍”。此時明軍已經圍城長達半年之久。葉夢熊決河灌城，并乘哱拜內亂之際，攻破城池，“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哱拜之子哱承恩等被綁赴京師處斬。此戰的獲勝，使朝廷嘗到甜頭，賜尚方劍也開始頻繁起來。明后期袁崇煥計殺毛文龍，是成功運用尚方劍的經典案例。

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薊遼督師袁崇煥經過周密部署，歷數毛文龍專恣無戒、為臣不道、侵吞錢糧、好色誨淫、草菅人命、掩敗為功等十二條罪狀，毛文龍神喪氣奪，口不能言，惟叩頭求生。袁崇煥厲聲說：“爾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爾，東江一塊土，非皇上有也！”說完命將毛文龍拿下。然后問東江各官兵道：“文龍罪狀明否？”各官和眾兵唯唯無辭。但毛文龍賬下幾個心腹，稱其數年勞苦，為其求情。袁厲聲宣諭道：“文龍一匹夫耳，以海外之故，官至都督，滿門封蔭，何得籍朝廷之寵靈，期瞞朝廷，無法無天！皇上賜尚方劍，正為此也！”眾官驚懼，不敢仰視。圍外的兵丁，見袁崇煥威儀嚴整，不敢冒犯。而后，袁督師叩頭請旨道：“臣今誅文龍，以肅軍政。鎮將中再有如文龍者，亦以是法誅之。”袁督師宣諭完之后，立即取下尚方劍，令水營都司趙不忮、何麟圖監斬，令旗牌官張國柄執尚方劍，斬毛文龍于帳前。當時毛文龍兵將在帳外洶洶，但袁崇煥軍威嚴肅，且出乎毛文龍及其部將意料之外，遂不敢犯。倘若稍加遲疑，那么毛文龍便不可能斬殺了。

后來，閹黨布設陷阱，崇禎帝自毀長城，中皇太極反間計，將袁崇煥冤殺。明王朝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雙重包圍中陷入內外交困的絕境。崇禎帝繼續使出他的殺手锏，但效用越來越微弱。他一面頻頻給遼東經略和巡撫以及鎮壓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督師楊鎬、楊嗣昌賜尚方寶劍，一面疑心重重，限定專殺權只限于將領瞎地范圍，只能殺總兵以下的官員。楊嗣昌制定了十分狠毒的“六正四隅”圍剿方略，但農民軍越剿越多，勢如星火燎原。最后，尚方寶劍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腐朽的明朝統治終于被農民起義推翻。

總之，尚方寶劍是中國古代人治的產物，它作為專制皇權的象征、皇帝的化身、重臣的利器，在明代曾發生過相當的效用，也被中國老百姓作為對皇權的膜拜、清官斷案神器的期盼和民間懲惡揚善的良好心愿搬上戲劇與銀幕。但作為封建專制皇權的產物，它不可能成為挽救腐朽王朝統治的靈丹妙藥。明朝末年，尚方寶劍頻賜大臣，欽差巡按四處出巡，來時驚天動地，走后昏天黑地，老百姓哭天喊地。正如毛澤東所講：“欽差大臣滿天飛！”歷史再次表明，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人治產物的尚方寶劍不解決根本問題，真正解決問題還是要體現中國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作者為山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西省社科院歷史所負責人、資深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1月。

②[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6月。

責編/潘麗莉  張夏夢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