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無論是從內在邏輯分析，還是從歷史視角的分析，或是量化的實證數據，都得不到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大幅下降的結論。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到位，現代市場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改進，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有希望逼近潛在增長率。
【關鍵詞】中國 經濟 增長率 下滑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中國實體經濟整體疲弱，并非而且不可能是經濟潛在增長率大幅下降的結果，更直接的原因是當前經濟政策與治理氛圍，導致經濟主體對未來經濟信心不足。具體表現在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明顯，民間投資出現斷崖式增長下滑，民營企業出現倒閉潮，外企與民企外遷勢頭擴大，人民幣貶值壓力和資本外逃風險加劇，帶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和失業的壓力加大，商業銀行壞賬上升，進而使得生產效率、投資收益及收入增速的預期都在下滑。
今年一季度的經濟反彈，主要是靠國有資本驅動的“鐵公基”式的基建投資大躍進與一系列樓市刺激政策帶來的部分熱點城市房地產暴漲，沒有能對癥下藥解決經濟主體信心不足問題。雖然國有背景的投資由于貸款可得性而在中央三令五申去過剩產能、去庫存的任務要求下仍能出現爆發式增長，但其對經濟增長的提升作用卻比2008年的“四萬億”差很多，反而伴隨著 “國進民退”與民間投資滑坡。加之當前全球經濟疲軟，以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大選等事件所引發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持續，使得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很難借助外力回暖。
展望2016年下半年，經濟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壓力重重。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在經濟發展機制沒有理順、市場化經濟發展動力受桎梏的背景下，內部經濟結構的扭曲、外部經濟環境的波動、內外金融風險的發酵，使得經濟內生性下滑的壓力仍在加劇，難以形成穩定的復蘇基礎。
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并沒有大幅下滑的三重判斷
現在一個流行的觀點認為，由于新常態，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也大幅度下降了，導致實際增長率下降，事實是這樣嗎？盡管潛在增長率無法嚴格確定，但可從三個方面判斷它并沒有大幅度下滑：
其一，一個簡單的判斷就是：即使要素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發生作用，像任何國家的經濟一樣，其潛在增長率也一定是一個緩慢下降的過程，絕不會短短幾年內就下滑到偏離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速均值約3個百分點。
其二，中國經濟由于政府行政壟斷、主導經濟以及國企做大等現象，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各類資源配置扭曲度上揚，使得其配置效率持續下滑，在原有低效率的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民間投資、消費雙雙下滑，經濟主體的信心沒有改善，怎么可能使得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更為接近呢？
其三，不要低估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潛力。如果進行市場化深層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場效率和激發人們的積極性是關鍵，會產生意外的顯著效果。以下三個例子可作為佐證。一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到20世紀末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那時幾乎沒有經濟學家相信這能實現，其基本判斷就是怎么可能在短短20年間將平均經濟增長速度從4%一下子提高到7%左右呢？結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大發展不僅實現而且超額完成了這個目標任務。二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也面臨極大的困境，鄧小平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又給中國帶來了20多年的經濟大發展，而這又是靠市場化改革和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因此，只要通過真正制度性、市場化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同等對待民營經濟，社會和企業的信心肯定會為之一振，經濟持續下滑的劣勢就會逆轉。三是在新世紀之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后，許多人反對，甚至動輒以賣國賊扣帽子，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認為中國加入WTO后，農業和民族工業，如汽車、紡織、醫藥等行業都會受到毀滅性影響，這些是沒有內在邏輯的說法，其結果正好相反，它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10多年。
2015年7月，四位俄羅斯裔經濟學家Anton Cheremukhin、Mikhail Golosov、Sergei Guriev、Aleh Tsyvinski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工作論文“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見表1）中通過模型的量化分析也得出類似結論：他們以標準的宏觀經濟分析工具，對中國1953-2012年經濟增長進行因素分析，并對2012-2050年的經濟增長做預測，分別以改革開放前后各因素的貢獻作為假設，進行了預測比較，其結論就是，改革與不改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差別巨大，年增長率相差近三個百分點。中國突破經濟增長困境有賴于進一步的改革。
所以無論是從內在邏輯分析，還是從歷史視角的分析，或是量化的實證數據，都得不到潛在增長率大幅下降的結論。因此，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得如此之快，一定是不正常的，是有其內在原因的，在一些關鍵性的地方出了問題。筆者的基本判斷是，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到位，現代市場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改進，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有希望逼近潛在增長率而不是拉大負向缺口，并且中國未來5年的潛在增長率至少應該是7%以上，不會顯著大幅下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的差距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變得如此之大？
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短期內的具體舉措出現偏差
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是在貫徹落實中央決議精神的執行力上和應對經濟下滑的具體舉措方面存在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決議精神和發展理念沒能得到有效執行和落地，沒有進行深層次市場化制度改革，許多領域的改革推而不動、停歇不前，不作為甚至反向作為的現象嚴重，民間信心不振，導致了決議和現實反差巨大的“激勵不相容”。改革和發展以及穩增長在打架，在穩增長短期方面的具體對策和舉措上出現了偏差，發展的邏輯和治理的邏輯都出現了問題，沒有解決好兩者間的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沒有解決好“是政府還是市場，是國企還是民企”這樣“誰去做”和“怎么做”的關鍵性、方向性問題，仍然還是一如既往的“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
當前中國很多不作為與反向作為現象的同時存在，與對“誰去做”和“怎么做”沒有明確有很大關系，與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誤解、誤會有很大關系。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定調，并指出其目標是“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將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界定為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樣的“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毫無疑問，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定調及其實現目標是非常精準和正確的。
然而，要完成“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首先需要弄清楚哪些部門最嚴重。不難發現，庫存最嚴重的部門是國有企業，產能過剩最嚴重的部門是國有企業，高杠桿和高成本的地方也是國有企業。短板最嚴重的地方，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不足的地方，以及民營經濟沒有平等對待的地方。如不弄清楚原因，不對高庫存、過剩產能、高杠桿、高成本和短板背后的制度問題進行改革（如不打破行政壟斷，不簡政放權，不放松管制，不約束貨幣發行，不讓各種所有制公平競爭，不讓民營經濟在就業和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主要作用），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在維護公平、公共服務方面發揮好的作用，又怎能從根源上解決“三去一降一補”問題呢？即使短期解決了，也還會死灰復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長期還會反復。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經濟持續增長注入動力
中國經濟中短期內要恢復較高增速，經濟政策的科學制定仍然起到關鍵作用。如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與結構性改革相掛鉤、相融合、相促進，其增長效應都是短期的，治標不治本，并且從實際效果看正呈現邊際遞減的趨勢。當然，如果一定要以短期穩增長為前提來考慮宏觀政策應對選項，筆者認為，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且貨幣政策寬松的效果有限的情況下，當前最適宜的政策選項是通過財政政策的適度刺激和引導，控制風險，確保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具體可實施更加積極的結構性減稅、減費政策，對沖人口、土地成本剛性上漲對企業的負面沖擊，同時加大對民生公共領域的投資并推廣PPP模式，其代價是需要適度增加財政赤字。同時，由于當前物價水平相對比較穩定，還存在一定的政策空間來進一步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且其對投資促進的政策效果要比簡單的降息好，但要注意有效、定向降準，以防止普降可能帶來的金融資源錯配的進一步惡化。
中國經濟要想實現較高增長率的長期可持續性，就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補上良性制度供給不足的短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要任務應該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及改革落地的執行力問題。首先要解決好效率驅動的問題，改革影響市場效率的不合理制度環境和監管架構，解決政府職能定位的問題，以此解決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使之成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同時，不應人為地將發展的邏輯和治理的邏輯對立起來，將需求側發力和供給側改革拆分開來，將短期增長和中長期發展割裂開來，那樣容易引起爭議，甚至可能有反作用，反而使得改革的共識消解、動力耗散。中國必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提高市場效率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關鍵，提振民間信心是關鍵，以此平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刺激需求端也是關鍵。建立有效市場、讓政府在維護和服務方面發揮好的作用，提供各種所有制公平自由競爭的環境，讓民營經濟大發展才是中國應對經濟困境的治標和治本之策。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①Anton Cheremukhin、Mikhail Golosov、Sergei Guriev、Aleh Tsyvinski： 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NBER Working Paper, July 2015.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