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新聞媒介的日子不太好過。報刊銷量大跌，許多報刊被迫出售或關閉，連《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這樣的大牌也未能幸免。電視臺收入驟降，有的出售，有的降低格調以迎合市場，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新聞專業主義。

新媒體也并非只有凱歌。聽說過新媒體發了大財的，但沒聽說新媒體的新聞平臺賺了大錢的。那么，新媒體時代新聞媒介面臨哪些困境呢？

效益的困境。這里的“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新媒體崛起后，傳統媒體受眾流失，廣告收入也隨之流失，經濟效益自然好不了。更要命的是，一方面社會影響力也隨之流失，另一方面有些傳媒為了能夠繼續生存發展，還不惜降低品味，以低俗化、刺激化、娛樂化來吸引受眾。新媒體中的娛樂平臺、商業平臺蒸蒸日上、如火如荼，新聞平臺受眾雖多，然而并沒有找到很有效的盈利模式。信息技術公司等機構的新聞平臺自知在嚴肅高級內容上不如傳統媒體，故有的從受眾興趣而不是他們的根本、長遠利益出發。那些聳人聽聞、不顧實際內容的標題便是表現之一。于是靠新聞提升機構的美譽度、間接獲利的設想也大半落空。

選擇的困境。社會的質量取決于人的質量，而人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傳播媒介。個人接觸到的世界不同，作為客觀世界反映的主觀世界也不同。在傳統媒體時代，個人接觸的“媒介世界”差異較小；而在新媒體時代，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自己的選擇。人選擇媒介，媒介影響人，進而影響人對媒介的再選擇，如此循環，會形成個人素質的馬太效應。新媒體使選擇媒介的自由自主程度提高，這既是好事，又不是好事。如果選擇時完全按自己的喜好，所選媒介和內容就會同質化，造成因“偏食”而“營養不良”；如果選擇者能力有限，不能做出明智的選擇，就還不如由別人給他做選擇。他們自己營造的“媒介世界”，有可能會更糟糕。

如何走出困境？歷史上沒有過數字化新型媒體，但新聞媒介遇到過與現在相似的情況。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廉價報紙興起時，原有的主流——政黨報刊受到越來越強的市場擠壓，即使降價也無濟于事。而廉價報紙缺乏贊助資金支持，新冒出來的同質化競爭對手又多，生存艱難，多數自生自滅了，剩下的也大都只能靠離奇、低俗、刺激、轟動性內容包括假新聞來迎合傳媒素養尚不高的受眾。后來美國報紙的市場，既非政黨報刊卷土重來，也非低級的廉價報紙獨霸天下，而是既廉價又高級的商業性報紙成為了主流。

新聞媒介創造效益的關鍵因素是其效用、成本和方便性。廉價報紙有過幾十年的失敗歷史，終于借助于第一次工業革命之風，靠滿足新興工業城市中蕓蕓大眾的效用，靠生產技術突破和廣告收入增加而降低成本，獲得了劃時代的成功。

當今新媒體新聞平臺的效用不僅基本可取代傳統媒體，而且在新聞和時事評論的時效性、全面性、豐富多樣性，以及信息分享、意見表達等方面，還遠超傳統媒體。新媒體的方便性，包括接觸、選擇、搜索、儲存、檢索、反饋等，更是傳統媒體所望塵莫及。新媒體還將繼續大大提高效用、降低成本和增加方便性，其擴大市場之快也將繼續超出許多人的預料。

然而傳統媒體也不是一無是處。報紙白紙黑字難以抹去，可信度高，這對于新聞傳播是很重要的。廣播可非專注地聽，即“一心二用”地聽，在許多情況下是新媒體的看無法替代的，如散步時、開車時、購物時。電視的大屏幕可有很高的清晰度、很強的現場感和視覺沖擊力。

如果說，過去的結束政黨報刊時期、低俗廉價報紙時期和提出傳媒的社會責任理論，建立問責機制、提倡新聞專業主義、開展公共新聞運動、發展公民新聞理論與實踐等，都是從傳者方面解決問題，那么現在和將來，在繼續這些積極努力的同時，需更多地從受傳者方面來解決。提高他們的傳媒素養，包括對各種媒體的長處和短處、對新聞及其媒介的評價標準等的認識，并通過媒體品牌、媒介批評等幫助他們選擇優質的媒介和內容，使市場的力量成為促進傳媒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促進優勝劣汰的正能量。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譚峰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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