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亞當·斯密開創的西方經濟學建立的是經濟原子論的世界觀。他認為個體分工可以用市場交易的價格機制來協調，他沒有看到大工業生產和技術革命的本質是創造性毀滅，必然要求政府干預市場機制的內生不穩定性。工業化時代的產業鏈和生態網絡是不穩定的復雜系統，社會福利不等于個體企業或個人原子的利益之和。追漲殺跌的羊群行為和金融寡頭操縱市場導致金融市場的暴漲暴跌。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揭露西方主流金融學脫離實際的理論誤區。后危機時代中國金融的自主創新，必須擺脫新古典金融學的理論誤區，研究復雜經濟學和復雜金融工程，占領國際金融的制高點。
【關鍵詞】經濟原子論 復雜系統 系統風險 內生不穩定性 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 F8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1.002
金融理論有兩種不同的市場觀，在實踐上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一種是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經濟學描寫的市場原子論，把市場經濟看成互不關聯的企業和個人之和，只要每個原子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社會的效益等于個體效益之和。市場的價格體系像只“看不見的手”，似乎分工加交易就足以保持市場價格的穩定和社會分工的協調，沒有內生經濟危機的可能，自然無需政府干預市場。另一種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達爾文演化生物學開創的經濟系統論，把市場經濟看成高度關聯的產業鏈交叉形成的有機體或生態網絡。各個子系統（企業、產業、國家、區域）之間競爭有限的生態資源，技術新陳代謝造成不同生命周期的組織發生有生有滅的小波運動，系統演化有擴張、突變和危機的多種可能。社會效益可能大于或小于個體利益之和，所以需要政府做適當的干預。當代的熊彼特創新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復雜經濟學都從不同角度研究了市場的復雜系統。2008年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市場原子論的信仰，為市場系統論的思路打開了道路。
中國最近一輪的經濟下行，是金融管理層在金融危機期間推行反凱恩斯的經濟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在經濟危機后不僅沒有反思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局限，反而加緊推行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的惡性擴張危及實體經濟的生存。從市場原子論的角度看，金融業在危機期間提高利率、收縮貸款，似乎可以降低金融的壞賬風險，提高金融業的利潤率。但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利益考慮，金融業的利己行為，相當于給實體經濟雪上加霜而非雪中送炭。如果金融和實體經濟不能同舟共濟，最終金融業會成為無根的虛擬經濟，導致自己的衰亡。歷史上意大利、荷蘭、西班牙、英國、美國等世界霸權的衰落，都從金融惡性擴張開始。中國的決策者必須嚴肅對待歷史經驗，不能重走西方金融大國走過的彎路。
本文主要討論兩個問題：第一，中國金融理論界必須研究金融危機的教訓，擺脫西方經濟學對中國金融發展的束縛。金融創新和金融工程是把雙刃劍，必須認清世界格局和中國國情，才能占領國際金融的制高點。第二，中國要克服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存在的問題，必須處理金融工程的系統風險，才能避免美國虛擬金融擠出實體經濟的老路。
應當看到，中國的高儲蓄率、高增長率和強有力的政府協調體制，已經奠定了中國金融領先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主要的障礙是國內金融界的指導思想還未突破對美國金融模式的迷信，尤其沒有意識到西方金融理論的誤區。互聯網和大數據引發的金融技術的變革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有先進金融理論的指導，可以加速中國占領金融制高點的歷史進程。如果繼續被落伍的金融理論誤導，有可能引發中國實體經濟的危機。
如果說，過去中國金融的發展是在模仿美國的道路上摸石頭過河，那么未來中國金融的發展必須觀全局航海，深刻認識美國金融模式的局限和中國發展的國情，才能發展金融理論的獨立創新，建立后美國時代的金融體制和國際秩序。
金融原子論的均衡誤區和金融危機的系統風險
中國金融發展的路徑受西方經濟學誤導的程度遠超實體經濟，原因之一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完全被美國主流的教科書經濟學統治。金融危機，引發了西方稱之為“異端經濟學”的復興，包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熊彼特創新經濟學、演化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復雜經濟學及新興交叉邊緣學科，形成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潮。中國經濟學界應當與時俱進，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學的反思運動，提升中國金融學的理論高度。
我們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開始，來認識西方金融理論的局限。新古典經濟學從經濟系統理性人和完美市場的假設出發，否認工業經濟是高度復雜的產業鏈和生態系統，從而否定市場經濟的內生不穩定性。如果市場機制本身存在非線性的多穩態（例如追漲殺跌或寡頭做莊的投機風潮），就不可能靠市場的價格機制來化解市場的系統風險，必須靠政府動用非市場工具進行干預。
金融市場的內生不穩定性和政府監管的新方向。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假設金融市場是內生穩定的，所以“有效市場假說”認為金融市場的波動只能是圍繞市場均衡態的隨機擾動（俗稱是“白噪聲”），會自動衰減。但是，歷史上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證明金融市場有巨大的內生不穩定性，所以會出現追漲殺跌造成的多穩態，價格的暴漲暴跌，以及持續的衰退、蕭條，甚至金融危機。主流金融學的線性均衡理論無視金融市場的內生不穩定性，是過去三十年西方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基礎，必須嚴肅反思和修正。
我們早在1987年和1996年就先后發現貨幣混沌和金融市場的色混沌的經驗和理論證據，發現美國股市波動70%的成分是色混沌（即非線性振蕩），只有30%是“白噪聲”。金融學的有效市場理論即使對美國股市也不成立。我們發現，金融市場內生不穩定性的主要來源是羊群效應的追漲殺跌和金融寡頭的杠桿交易。目前的大數據和高頻交易給監控市場的不穩定性提供定量監控的基礎。我們可以實時監控股市指數的高階矩漲落和價格漲落的轉移概率，一旦發現高階矩（通常金融市場只監控一階矩均值、二階矩方差，我們要監控三階矩和五階矩來檢測市場的不穩定性）突然放大成百上千倍，達到與二階矩方差同等量級的程度，證監會就應當出手限制杠桿率和短期交易的換手率，并相機調整交易稅、托賓稅和借貸規模，可以有效預防短期的金融泡沫和突發的金融危機。
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一開始就把公司上市當作國企體制改革的政策手段，缺乏對金融市場監管的制度建設。國內金融市場暴漲暴跌的程度超過西方國家的金融市場，原因是股市的監管缺乏限制羊群行為的有效機制，反而繼續在美國“金融深化”理論的誤導下，在危機期間繼續推行金融自由化，才會導致2015年的股災。國內金融的監管官員多數來自象牙塔或行政官員，不像西方官員多數是資深金融行家，既缺乏金融市場定量分析的經驗，也缺乏西方金融發展史的知識，就難以認識西方產權理論和金融學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的危害。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多次告訴筆者：“別照美國說的做，要照美國做的學”。例如西方微觀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宣揚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的自由進出，而西方現實的金融監管，有各種各樣的進入和退出限制，不但維護本國投資者的利益，更隱藏地緣政治的目的；西方金融學斷言有效市場的價格包含完全信息，而現實的金融市場嚴格監管市場的信息披露和虛假信息，包括監控內部人交易和金融寡頭對市場價格的操縱。美國金融學說的教條和美國金融的規制是兩碼事。
金融衍生品的套利交易，實際成為放大而非降低市場不穩定性的工具。美國從1970年代起開發的期貨、期權交易和金融衍生品市場是把雙刃劍，既可用負反饋機制的套利交易降低市場的不穩定性，也可用正反饋的杠桿機制放大市場不穩定性。美國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自由化政策，導致金融衍生品市場成為放大而非對沖金融泡沫的工具，成為2008年金融危機衍生品市場崩潰的源頭。目前西方金融衍生品的市場規模，已經達到世界GDP的10倍、美國GDP的50倍左右。國際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氣、鋼鐵、煤炭、玉米、牛肉等的價格變動幅度，用相對偏差（等于標準差和均值之比）測量，比真實消費和GDP高幾十倍到上百倍，比股市和匯市的漲落幅度還要高幾倍到十倍以上，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后果非常嚴重。
我們在2002年就提出中觀基礎理論，明確指出金融中介和產業結構才是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的基礎，而非微觀基礎的家庭消費。我們在2005年進一步發現，期權理論依據的布朗運動模型是爆炸性的，錯誤的期權理論可能誤導金融衍生品市場以至市場瓦解。我們發展了更先進的生滅過程來描寫金融市場的群體行為和更一般的期權理論，可以研究金融危機的機制。
國內一些媒體經濟學家誤以為國內金融市場是扭曲的，而美國金融市場是完善的。所以國內的市場扭曲可以由“國際接軌”的方法治理。他們無視西方量化寬松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市場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的巨大沖擊，也否認中國的資本賬戶管制和國有企業在防范跨國投機資本沖擊國內市場的巨大作用。中國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一把雙刃劍，搞得好，可以打破美元霸權，搞得不好，可以成為金融自由化沖擊國內實體經濟的通道。即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承認，中國人民幣的國際化，無需以資本賬戶的開放為前提。
金融投資的效益和技術代謝的關系。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廣為流行的理論是投資的收益遞減，國內的媒體經濟學家以此作為中國經濟要放棄所謂低端制造業的理由。問題是，現實經濟不存在投資收益遞減的普遍規律，否則中國經濟哪有高速增長的可能，須知中國人口是發達國家的兩倍，按照西方的歷史經驗，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可能超過西方?，F實是投資收益的高低和市場規模有關。亞當·斯密有個著名的理論，說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換言之，市場競爭的核心是市場份額競爭而非價格競爭。
如果我們從技術新陳代謝的角度理解經濟增長，則不難理解投資的效益隨產業的生命周期變化。投資已經飽和的市場自然收益遞減。如果投資新技術、新產品以開拓新市場，投資的收益開始很不確定，然后以爆發式的規模遞增。市場飽和階段的投資才會收益遞減。如果舊技術競爭不過新技術而被淘汰，技術投資的收益持續為負，就得考慮退出市場。所以，投資收益和產業政策的成敗有密切關系。
中國經濟的常見問題是跟風投資。中國的家電、汽車等產業，都有成百家企業在競爭，有規模生產的企業不多，平均成本就難以下降，利潤率自然很低，企業也就無力投資研發，加快技術升級。出路一是加大企業兼并整合的力度，減少企業競爭的數目，擴大企業的規模。出路二是細分產品市場，開發現有技術可能實現的新市場。三是克服現有技術的瓶頸，取得技術上的突破。
中國目前鋼鐵建材出現的過剩產能，源于中國沿海大城市的房地產泡沫。房價遠超實體經濟可以支持的現金流，才會出現房產的大量空置。進城農民工沒有穩定就業，才會在沿海和內地候鳥式打工。中國如此高的儲蓄率，集中投資在沿海的房地產，只會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如何能夠實現城市居民的充分就業并吸收新增農民工的就業？解決鋼鐵建材過剩產能的辦法是，與其削減有民生需求的供給能力，不如調整投資方向，從資本集中沿海地區轉為積極開發內地，中國高速發展的潛能遠大于日本韓國等東亞小龍。
美國金融把海外掙來的巨額利潤，不投入國內基本建設，卻去搞房地產和金融衍生品的泡沫，讓幾十萬億的資產灰飛煙滅，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場不可能保證“資源的優化配置”。如果中國政府能制定二十到五十年的長遠規劃開發內地，調整中國的產業布局，改善生態和市場的錯配，才能突破西方短期金融對實體經濟長期發展的限制。
金融的系統風險和產業的鏈式反應。西方經濟學的最大問題，是把宏觀經濟看成原子般的個人和企業之和，沒有產業鏈和生態系統的概念。目前金融學防范金融風險的主要辦法就是分散投資風險。這只對工業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時代有效，對工業革命的大生產和信息革命時代的網絡經濟未必有效。典型的風險分散策略失敗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美國房地產金融機構把有毒資產打包銷售，放大而非縮小系統風險。西方在金融危機后普遍提高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即使央行實行量化寬松政策，金融業依然不敢投資實業，反而擴張信用互換的衍生品交易和貨幣投機的規模，加大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國內近年企圖用降低經濟增長率和緊縮信貸的方法來防止金融的壞賬風險，結果加速沿海加工業資金鏈的斷裂和經濟下行，加大而非縮小過剩產能。他們不懂得，只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才能真正化解社會矛盾，從而降低金融的系統風險。在實體經濟受損的條件下，金融系統不可能獨善其身。假如解放戰爭也實行金融的分散風險策略，不在時機成熟時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反而在決戰時機搞“包產到戶”，把主力部隊化整為零，讓后勤部門保存實力，解放戰爭哪有勝利的可能？國民黨軍隊的兵力裝備優于解放軍，但是各派軍閥互不合作、只顧保存實力，才有被各個擊破的命運。戰爭如此，斯密強調的市場份額競爭也是如此。
現實經濟是個有機體，金融類似人體的循環系統，實體經濟類似人體的骨骼、肌肉和器官。如果心血管堵塞，就會引起器官的壞死乃至生命的死亡。全球競爭猶如經濟戰爭，金融類似戰爭的后勤系統。如果前線鏖戰正烈，急需補給彈藥，后方卻實行包產到戶，拒不實行全局協作，以防范金融風險之名保存局部實力，必然加大系統風險，導致戰爭失敗，結果只能加大金融風險。西方經濟史多次經濟危機，金融總是扮演放大系統風險的角色，因為金融業總是在經濟上升期火上加油，經濟下行期雪上加霜，放大系統的震蕩。中國引進西方的商業銀行體制，以及期貨期權的金融模式，始終沒有解決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運作機制和商業模式問題。最近中國經濟連續幾年的經濟下行，金融機構的順周期行為要負主要的責任。
發展支持實體經濟的金融體制
如前所述，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不是繼續模仿美國“人有我有”，而是深刻認識中國國情，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的健康金融。
如果比較美日德的金融體制，我們發現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金融改革主要模仿美國的金融體制，成績是逐漸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提高了中國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問題是金融業的商業化，在相當程度上受西方金融體制的影響，在實踐上付出金融脫離實體的代價。具體說來，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設計支持實體的金融體制，擺脫西方金融模式的局限。
解決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的運作機制——改革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和業績指標。按照經濟學理論的設想，資本應當從資本充裕的發達地區流向資本稀缺的不發達地區，投資對象應當流向有增長潛力的企業家而非富裕的消費者，但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原因是目前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嫌貧愛富”：銀行借貸要求財產抵押，結果是最需要錢的人最借不到錢，最有錢的人又缺乏創業的動機。
更大的問題是國內銀根緊縮使健康的企業也被落后的企業連累，使市場競爭起不到選優汰劣的作用。原因就是國內金融機構盛行企業之間的相互擔保。本來不同行業的生命周期不同，風險可以對沖，聯保機制反而把不同產業周期的企業捆綁在一起。這兩個例子說明，為什么金融企業似乎合理的避險機制，反而加大了市場的系統風險。如果金融國企的政績指標只以保值增值為核心，而非以扶助支柱產業和中小企業創造就業為首要任務，金融機構就不可能與實體經濟同舟共濟。近幾年來，中國金融機構越是跟隨西方金融的動向采取金融緊縮政策來去杠桿，提高企業的融資門檻，經濟越是加速下滑，壞賬風險有增無減。因為金融產業的運作機制，本質上是順周期的。金融企業以鄰為壑的運作機制，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規律，中國必須建立新的金融運作機制，才能擺脫西方金融模式的困境。
減少金融系統風險的辦法在于改革對金融企業的政績指標，必須在整體利益的前提下考量金融企業的績效。對于國有金融機構，短期的企業效率應當服從占領國際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和實現國內長遠建設的布局這一中長期目標。
不改革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宏觀調控就失去傳導機制。經濟下行期即使央行擴大貨幣發行量和降低利率，資金也不會進入實體經濟，而只會流入房市、股市、期貨市場與匯率市場，放大投機風潮。有人認為國有銀行的所有制問題造成國進民退，只有國企私有化才能提高金融效率，這和國際經驗不符。美國私有銀行順周期放大風險的問題，比國內國有銀行更加嚴重。量化寬松和負利率并沒有刺激實體經濟的投資。
美國的破產法保護投資人的私有產權，不保護企業家的創新機制。北歐國家試行新的金融機制。他們認為有過失敗記錄的企業家比沒有失敗記錄的新手更有成功的機遇，所以投資投的是企業家的才能和聲譽。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方法可以開發信用貸款的量化管理方法，以替代財產抵押的擔保機制。中國要建立扶貧的金融機構，必須發展信用貸款的商業模式。
建立宏觀調控到實體金融的協調機制——從價格調控到駕馭資本流向。金融產品和日用消費品不同，沒有過去的經驗可以判斷其內在的價值，未來的現金流只是定量的預估，無法判斷未來的走勢和波動。金融中介又是用別人的錢賺錢，這使產權理論大打折扣。因為金融中介機構只關心市場交易的規模來收費，對金融產品未來的損益不承擔主要責任。這都給投機資本炒作金融產品的價格創造了投機空間。
國內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暴漲暴跌，說明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都局限在企圖調控價格水準，但這不可能成功。因為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非均衡，沒有任何理論能預測未來的均衡價格水平。市場投機博弈的其實是市場資本的走向。無論是牛市還是熊市，都有賺錢和賠錢的可能，掌握市場走向的贏家通吃跟風投機的輸家。目前中國的現實是投機資本炒作房地產、期貨、股票，甚至古董的回報率遠高于投資實體經濟，原因是中國經濟政策和財稅體制的失誤。央行放松銀根，未必能使資金流入實體經濟。國家隊救市未必能維持市場信心。原因是對投機資本的駕馭，沒有采取大禹治水的疏導辦法，多開合理的投資渠道，而多半采取鯀治水的辦法東堵西塞，事倍功半。只要中國政府的政策能引導資本的主流進入實體經濟，市場合理的競爭機制自然會給出合理的價格區間。市場監管的重點只需打擊寡頭坐莊、內部交易和操縱市場。
中國的地區差距極大。目前中央的金融政策實際上只關注沿海大城市。建議中央考慮美聯儲的布局，設立多個人民銀行的區域調控分行，對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利率和信貸政策，才能適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中國是大河流域的國家，可以考慮分別建立黃河和長江的流域協調機制。否則，污染產業從下游移往上游，治理后果更為嚴重。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華北水資源缺乏的布局調整，也應有相應的金融體制支持。不能像西歐小國那樣簡單依靠貨幣政策來做宏觀調控。
建立長遠產業政策和短期金融運作之間的協作機制——考慮建立產業銀行、主銀行、和大學基金會支持的科技產業集群。世界銀行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理論，建議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放棄所謂低利潤的低端制造業，發展所謂高利潤的高端服務業，來向高收入國家過渡。如果我們觀察發達國家不同產業的利潤率，不存在所謂勞力密集產業的效率低于高科技、高知識產業的普遍規律。原因是：第一，產業的經濟效率即利潤率，不等于社會效率。事實上，美國利潤率處于低端的基礎產業，竟然包括對國計民生極為重要的交通、汽車、農業，以及虧損的電訊、化工、鋼鐵、綠色能源、貴金屬、礦業、煤炭和石油天然氣的生產與勘探；損害國民經濟的煙草、虛擬金融和過度醫療卻處于利潤率的高端。第二，產業的技術升級未必帶來產業的高利潤。新技術巨大的研發投資、設備更新和不確定性，可能導致產業的巨額虧損。如果沒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可能導致產業的生存危機。例如，新能源發展初期的巨額虧損，沒有政府扶持難以生存；對知識經濟極端重要的出版、教育產業，利潤很低，也必須由政府和社會投資扶持。目前的商業金融體制沒有激勵機制支持低利潤的基礎產業和高風險的科技產業。
中國原有的金融體制實行產業分工，農業銀行重點支持農業，工商銀行重點支持工業。對產業鏈上企業的優劣比較了解。銀行商業化實質否定了產業政策，鼓勵金融機構追逐短期利潤，防范金融風險的辦法又簡單依靠資產抵押和企業的互保，金融機構自己不承擔金融風險，結果造成中國的民間儲蓄極高，但是企業的貸款利率也高，民營中小企業很難從正規銀行融資，只能依靠高利貸甚至灰色金融，造成巨大的金融風險。
計劃經濟的優勢在產業政策，這正是商業銀行的短板。美國金融模式的代價是犧牲中小企業，金融寡頭的高利潤并不能創造實體經濟的高就業。中國農業銀行的商業化，實際撤出了縣以下的農村金融市場。地區信用社目前不足以支持農業現代化和營銷網絡。目前只有國家開發銀行這樣的政策銀行，才對基礎建設提供長期信貸。要改變金融機構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現狀，必須改革目前的金融布局和金融體制。建議新建幾家政策性的產業銀行，以分別支持能源、化工材料、精密機械、生物農業等基礎產業的長期投資。他們的政績指標是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是短期的利潤指標。
建議對重點企業試行主銀行制度，允許主銀行在一定限度下持有子企業的股份，達到和重點企業同舟共濟的目的。對經濟下行受沖擊的骨干企業，可以試行銀團貸款制度“抱團取暖”而非“以鄰為壑”，才能打破危機傳導的鏈式反應。
建議中央考慮國有企業改革的戰略框架，組建十幾個競爭性的研發—產業—金融—營銷一體化的產業集群，取大學基金會而非國資的組織體制，吸收民間資本組成混合經濟的公司形式，間接接受國家產業政策的指導。如此，一則可以繞過西方國家以“市場經濟地位”對國有資本的限制，二則可以整合產業—大學—金融之間的協作，加速中國占領世界科技—產業—金融制高點的進程，克服目前政出多門、產業與金融互相掣肘的矛盾。目前提議的國企改革，有人主張國資委只管資本運作，其后果可能損害戰略性的產業政策，同時更容易被西方以安全理由封殺國資企業的海外收購。
從套利交易到得失共享的國際合作體制。美國沃爾馬等營銷企業，控制日用品批量采購的定價權，壓低中國制造業出口的利潤。但是中國對能源、礦產、農產品的大量進口，并不掌握定價權，反而是中國買什么什么貴。原因是中國沒有控制國際營銷渠道，導致低附加價值的進出口貿易。
建議中國加強行業協會的作用，提高集體談判的議價能力。學習日本和臺灣發展農業協會的經驗，集體采購農業生產資料和定點銷售農產品，才能增加農民的收入。
本次中國經濟下行，對資源輸出國家造成巨大沖擊。這樣的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即中國無需在國際市場采購大宗商品，給國際金融寡頭造成巨大的套利機會。中國可以成立大宗商品交易基金，與大宗商品輸出國建立得失共享的穩定交易機制。辦法是利用國際熟知的領子期權，平穩價格波動帶來的利益沖突。例如：油價的暴漲暴跌，在暴漲期給石油進口國帶來巨大虧損，在暴跌期給石油出口國帶來巨大沖擊。如果石油進口國與出口國簽訂長期供貨協定就能抑制金融寡頭的市場投機。但關鍵問題在長期供貨的成交價格難以取得共識。我們建議可以采用現有的金融工具“領子期權”達成有需求無共識的成交方案，辦法是用過去某一時段（如二十年）的平均價格為參照價格，允許上下百分之十（或相應指標）的現價波動。超過10%的利潤或虧損，由交易雙方分享。交易資金的超額利潤先存入大宗商品交易基金，來監督利益分享的可操作機制。如果能先在中國有困難的貿易伙伴，如拉美非洲國家試行成功，則不難推廣到俄國、澳大利亞、中東等資源輸出大國。如中國牽頭、多國參與的大宗商品交易基金能長期穩定運行，則中國就能破解美國的石油美元霸權，建立更穩定的國際金融秩序。這一案例說明金融工具的雙刃劍特點。西方投機家可以用金融衍生品作為放大風險的投機杠桿，我們可以反其道而行，用來作為得失共享的市場穩定器。我們的出發點不是謀取自利的短期利潤，而是國家間的長期互信，共同發展。
發展中國金融的理論創新和道路自信。我們從八十年代開始，就用新興的復雜科學和經濟物理研究復雜金融系統，取得世界領先的研究成果。我們在1988年首先發現經濟混沌，否定弗里德曼的貨幣外生論；1996年從金融和宏觀數據中發現色混沌的普遍證據，否定計量經濟學的弗里希的噪聲驅動模型和金融學法瑪的有效市場理論。2002年用生滅過程分析宏觀經濟周期，否定盧卡斯的微觀基礎論，提出中觀基礎論，并發現期權理論的布朗運動模型是爆炸型模型，不適合描寫有生機的金融市場。2015年提出代謝增長論，挑戰索羅的外生增長論，羅默的內生增長論；提出經濟周期波動的小波模型和金融市場價格的生滅過程，可以用股市指數定量診斷和預警市場的內生不穩定性與金融危機的發生機制。我們的研究處于演化經濟學和經濟物理的前沿。如果國內的經濟教育能推行教學改革，我們有信心首先在中國建立后危機時代的新經濟學，全面更新現有的金融理論，并把先進的復雜科學方法與大數據的金融實踐相結合，占領國際金融研究的制高點。
歷史上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歷史地位。沒有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就和美國戰后經濟的領導地位，不可能有新古典經濟學在世界經濟學界的主導地位。中國經濟持續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突破了人類歷史上所有國家的發展記錄。依據荷蘭經濟史家麥迪森《千年經濟史》，中國1978至2010年間人均GDP增長的幅度，即中國改革開放32年間的發展，等于英國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國120年、日本80年的歷程。如果比較中國1950至2010年間人均GDP增長的幅度，即中國60年的經濟發展，相當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國430年，美國340年、韓國170年的發展。而中國的人口是發達國家總和的2倍、日本的11倍。這足以說明工業化、現代化的中國道路，優于西方模式和東亞模式，更新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化模式。目前中國工業產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沒有占領科技和金融的制高點，這樣的國際地位和1900年的美國類似。
中國金融的發展目標，是和美國金融體制競爭，并占領世界金融的制高點。這可能嗎？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已上升為世界十大銀行規模之首。中國擁有的3萬億外匯儲備和上萬億美國國債，早在2008年初就讓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驚呼中國金融的實力已經達到美蘇冷戰時期（核武器）“恐怖平衡”的格局（見美國《大西洋》雜志2008年2月的文章：Fallows, James, “The $1.4 Trillion Dollar Question,” Atlantic, Feb. 2008）。這充分說明，中國金融已經有世界上坐二望一的潛力和地位。關鍵第一是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是走中國自己的金融道路，還是盲從美國的金融模式。第二，發展路線決定之后，干部便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市場如戰場，怕敗者必敗。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中國目前流行制度決定論，似乎只要完善產權制度，金融產業將會自動升級。我的觀察相反，成功的制度是勝利者的經驗總結，用來保證戰勝者的統治地位。德日東歐的金融體制是美國主導的制度設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權，更難以挑戰美國金融的霸權地位。只有中國革命誕生的新中國，有可能發展獨立自主的國防和工業，才能發展獨立自主的金融。其他金磚國家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遠不如中國。不是他們沒有金融人才，而是他們沒有和美國談判的實力。
結論
亞當·斯密開創的西方經濟學建立的是經濟原子論的世界觀。他認為個體分工可以用市場交易的價格機制來協調，這本質上是手工作坊時代的經濟學。他沒有看到大工業生產和技術革命的本質是創造性毀滅，必然要求政府干預市場機制的內生不穩定性。工業化時代的產業鏈和生態網絡是不穩定的復雜系統，社會福利不等于個體企業或個人原子的利益之和。追漲殺跌的羊群行為和金融寡頭的操縱市場導致金融市場的暴漲暴跌。金融系統的功能相當于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金融阻塞可能導致經濟肌體的壞死以及生命的危機。我們研究的復雜經濟學和復雜金融工程，才反映大工業的產業鏈和信息時代的網絡經濟。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動搖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引發全世界反思經濟學的熱潮。我們要發展后危機時代金融學的自主創新，就必須從批判新古典金融學的理論誤區開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中國未來金融學的地位，不僅取決于中國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更取決于中國金融的世界地位。中國金融的主導部門，如果能認清西方金融理論與體制的局限，建立中國金融自主的人才培養體制，發現粟裕那樣敢于用己之長攻彼之短的金融將才，打破國內金融媒體盲目崇美的學風，才能打贏國際金融競爭這一仗，幫助中國實體經濟攻占科技和工業的制高點。只有樹立金融全球競爭的大局觀，發展中國獨立自主的金融系統工程，才能真正防范金融的全球系統風險，打破美國金融寡頭壟斷的國際金融秩序。
我們對中國金融學和金融改革的發展前景，寄以厚望。
（感謝蔡陳菲對本文的批評建議）
責 編∕馬冰瑩
On China's Independent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The Misconceptions of Financial Atomic Theory and the Systematic Risk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Chen Ping
Abstract: The Western economics established by Adam Smith has created the world view of the economic atomic theory. He believed that individual division of labor can be coordinated using the market price mechanism, but he did not see the destructive effec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ough they are essentially innovations, which inevitably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interfere with the endogenous instability of the market mechanisms.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ecological network in the industrial era is an unstable and complex system, and the social welfare is not equal to the sum of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 atoms. The herding behavior and the manipulation by financial oligarchs lead to financial market spikes and slumps. The profound less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reveal the theoretical misconceptions taught by the Western mainstream financial studies. China’s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must get rid of the misconceptions of the new classical financial theory, study complex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capture the high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Keywords: economic atomic theory, complex system, systematic risk, internal instability, virtual economy
【作者簡介】
陳平，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博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本與社會研究所外籍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經濟復雜性、宏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數量經濟學、經濟物理。主要著作有《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動力學》《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