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和絕大多數同行一樣，一開始我就相信兩個觀點：一是在中國，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二是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以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并形成一條“中國歷史發展的周期律”。長期以來，我又感到這兩個觀點之間存在著難以解釋的矛盾：“真正動力”與“歷史發展的周期律”之間的矛盾。既然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就不應該形成“歷史發展的周期律”；既然出現“歷史發展的周期律”，就不能說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這個問題困惑我三十年。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構成社會的各種因素在相互作用中推動社會發展，各種因素都起著自己的作用。社會發展動力是復雜的，“文革”結束以后，我開始意識到思想在構鑄歷史中的巨大作用。當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委派兩位丁憂在籍的狀元陸潤庠和張謇分別在他們的家鄉蘇州和南通創辦近代工業。對這一項工作，陸潤庠和張謇具有不同的思想理念。陸潤庠志在做官，無意創辦近代工業，在蘇州應付一番，守制期滿，立即返京做官去了。蘇州仍然是“寓公”養老送終的好地方。張謇認識到創辦近代工業的重要意義，并將畢生精力用在南通近代化事業上。南通成為當時中國的模范縣。

20世紀30年代常州近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大成紗廠現象也引起我的重視。1930年，劉國鈞集資50萬元，盤下了大倫布廠，改組為大成，當年就獲利10萬元左右。從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東紅利及職工分紅共支出100萬元；大成擁有的設備，紗錠從1萬枚增加到9萬枚，布機從260臺增加到3000臺，漂染能力從零發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取得如此引人矚目的成就，關鍵在于經理人員思想的能動作用。總經理劉國鈞認為：一個工廠要靠多出貨色、出好貨色、出比別人便宜的貨色，才能發達；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第一流的技術，第一流的管理，關鍵則在有人才。他出任總經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請賢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請一位知名專家主持工務。當時，5000元相當于大成的注冊資本50萬元的1%；相當于當時60個熟練工人的工資。

這一歷史事實，不能不引起我對思想作用的思考，到20世紀90年代，我參加《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審稿工作，讀了許多專家的著作，我的思想認識又有了發展，逐步形成一種觀念：思想合力構鑄歷史。這解決了困惑我三十年的難題。

從世界史看，西歐走向現代化，是一系列思想啟蒙運動，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思想得到解放，理性得到弘揚的產物。最突出的是強烈的“發展”思想代替了“保守”思想，“再向前去”代替了“休再向前”，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引領西歐發展的潮流，使西歐成為全球最發達的地區。

到20世紀，羅斯福的思想緩解了30年代出現的影響全球的經濟大蕭條；法西斯納粹思想以及日本的武士道思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都是擺在人們面前的思想構鑄歷史的鐵證。

思想的內容包括哪些？我認為思想主要由兩個方面構成：人生論與認識論。

人生論的精華是人文精神。具體地說，就是尊重自己的人生價值和人格尊嚴；尊重他人的人生價值和人格尊嚴。人生論的糟粕則是由人的欲望膨脹而形成的貪欲。

認識論的精華是理性精神，主要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對思想方法即認識論的研究十分薄弱。按照嚴復的說法，就是“心成”之學統治著認識論。當年嚴復從西方引進了“歸納”和“演繹”的方法，學者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是，他也就“到此為止”了。歸納出來的“公理”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嚴復就沒有再考慮了。他沒有進一步研究“假說”、“證偽”、“證實”方法的運用問題。這些方法恰恰是弘揚理性精神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

人生論和認識論是構成人的思想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弘揚人文精神、抑制貪欲，弘揚理性精神、克服愚昧，是人類更是歷史創造者和歷史研究者所必須具備的品質。

弘揚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都需要加強道德教育，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歷史已經證明，這方面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孔夫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培養人才的成績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賢，成才率僅僅是2.4%。“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仍然是一個值得深思、討論的現象。（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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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琦的“思想構鑄歷史”論

茅家琦近著《歷史與思想論集》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論集包括三篇，《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書主要論述了人文精神與中國歷史發展關系問題；《桑榆讀史筆記——人生論、認識論與中國近代史》從人生論與認識論兩個方面討論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若干問題；《思想合力構鑄歷史》論述了思想合力構鑄歷史，“思想構鑄歷史”有四個不可缺少的環節：構鑄歷史的思想、構鑄歷史的主體、構鑄歷史的方式和最后構鑄成的歷史實際。（夏鳴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