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這意味著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結束，再也不受“雙獨二孩” 或“單獨二孩”政策的限制。文章從經濟學的視點出發，分析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原理和意義，探討全面放開“二孩”應注意的問題，并對“二孩”政策給予相應建議。

【關鍵詞】“二孩”政策　經濟學　人口紅利　劉易斯拐點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從1979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算起，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行了37年。與當時擔憂“人口爆炸”相比，目前我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齡化嚴重、人口紅利消失、性別比失調等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這種形勢下，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

我國“二孩”政策的歷史回顧

對于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的關系，學術界存在著廣泛的爭論，學者們結合自己的理論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政策。1888年，英國經濟學家E.坎南根據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提出達到產業最大效益時的人口為適度人口。他從產業收益出發，指出人口過多過少都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只有人口適度才能促進經濟發展。與之相對應的是適度的人口控制論，當時我國政府為了控制人口規模，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

提到計劃生育這一國策，已經盡人皆知，家喻戶曉，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提倡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從此獨生子女政策成為我國計劃生育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生子女政策對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人口老齡化、未來勞動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調等一系列弊端。

因應現實，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先后進行了一些調整。1982年，中央在《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農村群眾確實有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有計劃地生育二胎。1984年，中央在“七號文件”中指出，對農村繼續有控制地開大口子，按照規定的條件，經過審批，可以生二胎。2002年，湖北、內蒙古、甘肅等省份開始實施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孩的“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中央在《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宣布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然而，低生育率、勞動力短缺、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為了緩解這些問題，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二孩政策。時隔兩年，“單獨二孩”政策升級為全面放開“二孩”，這不僅是一次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是基于我國人口結構變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應對措施。

那國家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全面放開“二孩”呢？國家衛計委認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具有以下社會價值：第一，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有益于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改善家庭人口結構，進一步促進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發展；第二，有益于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第三，有益于保持合理的勞動力規模，放慢人口老齡化速度，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經濟學原理

圖1：“二孩”的邊際成本遞減規律

從經濟學原理看，二孩的生育和撫養符合邊際成本遞減規律（見圖1）。在經濟學中，邊際成本是指每一單位新增生產的產品（或者購買的產品）帶來的總成本的增量。雖然生育和生產不能畫等號，但產生的效應是類似的。如果把孩子看成是產品，那么孩子的生育和撫養所產生的費用可以看作為生產成本。而同一對夫妻生下的第二個孩子可以穿第一個孩子穿過的衣服，玩第一個孩子玩過的玩具，用第一個孩子用過的學習用品。衣服、玩具、學習用品等可以視為固定成本，而孩子數量的增加承擔了這一固定成本，從而降低了邊際成本。與此同時，因為撫養第一個孩子有了經驗，撫養第二個孩子的“技術水平”就會顯著提升，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提高，進而降低邊際成本。

另外，從“劉易斯拐點”理論看，全面放開“二孩”具有時代的必然性。“劉易斯拐點”是由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提出。他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這篇論文中，提出了分為勞動力無限供給和勞動力短缺兩個階段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學中把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稱為“劉易斯拐點”。而進入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將會消失。我國從2004年開始就出現了“民工荒”、“招工難”現象，從那之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越來越慢，到了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數量大幅度下降，為93727萬人。這意味著，如果不調整人口生育政策，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人口紅利時代將會終結。基于“劉易斯拐點”理論，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將有利于延長我國的人口紅利。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經濟學意義

有助于延緩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步伐。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我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日益突出。由于特殊的國情，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發展迅速、老齡化快于現代化等主要特征。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占總人口的13.26%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其規模已達1.77億。截止到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達到2.02億，占總人口的14.9%，今后十幾年我國的老年人口仍將以年均800萬的速度持續增長。這意味著我國老年人口總量快速增長、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持續上升、人口年齡結構不斷上移。可以預見，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現行的生育政策保持不變，幾十年后老年人口比重過大，勞動年齡人口銳減，必將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目前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加劇的形勢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益于延遲我國的人口紅利。從學術的角度來講，“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在某個時期內，人口撫養負擔較輕，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現儲蓄和投資高增長的局面。由此可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較大自然就會出現人口紅利，這將有利于經濟增長。反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則會出現人口紅利衰退或消失，這將不利于經濟發展。近年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4%~1.5%的水平，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也在持續下降。一旦勞動力供給出現短缺，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會呈現下降趨勢，那么8%以上的高增長時代將一去不復返。據《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調查數據顯示，截止到2013年，67.6%的人口為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其規模為9.2億人，其絕對數量從2012年開始連續兩年下滑，分別減少了345萬和244萬。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已經面臨“劉易斯拐點”，因此有必要調整人口生育政策。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有利于提高出生率和勞動人口總量，以及延長我國的人口紅利。

有助于緩解社保空賬危機。我國養老金制度運行時間比較短，目前正處在由現收現付制度轉向個人基金積累制的過程中。當前的養老金制度實行現收現付模式，即現在退休職工領取的養老金來自于在職員工的社會統籌基金。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所引起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社保賬戶中資金流出迅速加快，資金流入增速緩慢，社保賬戶支付能力迅速下滑，甚至出現空賬危機。在這種現收現支的模式下，養老基金必將會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據《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3）》統計，目前全國有19個省份的養老資金出現了收不抵支情況，并且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在2012年已經超過2.6萬億。這表明在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我國養老金的統籌賬戶面臨了巨大的財政危機。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指出，2013年我國老年撫養比達到21.58%，比2012年上升了0.92%，這代表著領取養老金的老年人口數量在穩步上升。綜上可以看出，我國政府背負著巨大的養老壓力，如果不做政策上的調整，最終會出現社保基金左支右絀的狀況。全面放開“二孩”能夠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和社保繳費群體，從而提高社會養老的能力。

有利于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及擴大內需。隨著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公布，相關上市企業已在積極布局嬰幼兒產業。在此背景下，相關嬰幼兒產品的股票也出現上漲趨勢。可以說，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會給嬰幼兒行業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與此同時，對目前日益增長的教育產業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相關教育板塊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后股指有明顯漲幅，對此政策做出了積極回應。除此之外，全面放開“二孩”后，產婦和新生兒數量也會猛增，因此，放開“二孩”政策將擴大醫療需求，帶動醫療行業發展。另外，隨著我國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各種適合兒童觀看的動畫片、動漫市場也不斷壯大，很多投資者紛紛將目光轉移到此領域，未來這會成為我國重要的文化產業之一。這說明全面開放“二孩”政策在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跟蹤實施效果，以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不僅電視、網絡、報紙等媒體上熱議這個話題，就連街頭巷尾的人們都在談論是否再生二孩。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普遍認為，未來幾年我國將迎來生育高潮，但事實卻事與愿違。中央電視臺的“新聞1+1”欄目，曾經選取上海和北京兩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大都市，做了一期有關“單獨二孩”政策遇冷的調查節目。根據調查發現，上海市育齡婦女中，雖然90%符合“雙獨”或“單獨”政策，但事實上只有5%的婦女到衛計委申請生育二孩。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止到2014年12月末，上海市約有37萬對育齡夫婦符合“單獨二孩”政策條件，但只有6萬多對申請生育二孩。北京的情況與上海非常相似，2014年全年，北京市符合“單獨二孩”條件的夫婦中只有約3萬對申請生育二孩。在節目中，記者廣泛地對符合“單獨二孩”條件卻無生育意愿的夫婦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工作壓力、經濟條件、婦女權益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等因素是引發無生育意愿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表明，我國正在走入低生育率時代，我們應緊密跟蹤“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以避免真正掉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有可能不利于家庭的和諧，造成家庭矛盾。首先是造成夫妻間的矛盾。假如一方堅持生育二孩，而另一方不想生，這必然引發夫妻間的矛盾，尤其是高學歷的職業女性生育二孩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比較高，一般生育二孩意愿不太強烈，這更容易發生夫妻間矛盾。

其次是造成親子間的矛盾。當下獨生子女一代凡事都以自我為中心，并且占有欲較強，不允許他人分享父母的愛。二孩的降臨會分走父母對他們的愛，這種潛在的愛被分享的威脅很容易給他們造成壓力，因此，生育二孩有可能會引發親子間的矛盾。

最后是造成與父母之間的矛盾。大部分父母具有“多子多福”、“兒女雙全”的傳統觀念，所以渴望兒女生育二孩。但更追求事業發展和生活質量的80后和90后夫妻，如果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較大，就不愿生育二孩。這樣，父母希望兒女生育二孩的愿望與小夫妻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想法間產生一定的沖突，從而造成80后、90后夫妻與父母之間的矛盾。

有可能對女性就業產生不利影響。盡管我國的《勞動法》明確規定，在女職工“三期”（懷孕期、產期及哺乳期）期間不得降低基本工資和解除勞動合同，也不能對女職工有職業歧視。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少數用人單位往往以給“三期”女職工設置苛刻的工作條件的形式，迫使女職工自行辭職或惡意造成“三期”女職工違反單位規章制度的尷尬局面。

一份對多家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可能會加重女性在就業中的歧視。因為用人單位一旦招聘未育女職工，有可能會面臨女職工懷孕、生育給企業帶來一段時間的工作開展不暢和人員短缺的風險，因此不少企業在同等條件下更愿意招收男職工，而不愿錄用女職工。政府雖然出臺全面“二孩”政策，但并未對用人單位提供任何經濟上的配套措施來彌補此政策給他們帶來的困境，所有義務都加重在用人單位方面，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自然不愿為女性提供就業機會。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幾點建議

首先，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會在未來幾年內引發新生兒出生的熱潮，而大量嬰兒的出生必將需要更多的醫院、幼兒園及學校等公共資源，因此，政府需要事先做好應對準備，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和質量。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實力的增強，人們對醫療和教育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應完善公共服務保障體系，優化公共服務程序，使公共資源配置運行更加合理、科學、高效。

其次，雖然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然而由于撫養孩子的成本過高、二孩出生后對女性的就業影響較大以及社會競爭壓力大等原因，不少家庭選擇不生二孩。因此，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在保障女性的工作機會和就業權利的同時，也要降低撫育孩子的成本，以此達到更好地落實全面“二孩”政策的目的。

最后，在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同時，還需要轉變政府管理部門職能。計劃生育管理部門應該從管理型轉變為服務型。“管理型計劃生育”是把育齡夫婦作為管理的對象，夫婦生孩子要經過計生部門的審批，而“服務型計劃生育”是把育齡夫婦作為服務的對象，為育齡夫婦提供生育健康服務。在當前新的人口形勢下，要依靠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前提出發，進行一系列改革，為生育政策的調整清除制度性障礙。

（作者單位：青島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本文系2015年度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計劃項目“山東省育齡婦女對‘二胎’政策的反響及生育意愿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J15WE07）

責編 /王坤娜　許國榮（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