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不斷完善發展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思想。在60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執政黨以其不斷提升和完善的執政能力，有效地實現了其經濟發展能力。
【關鍵詞】中國 執政黨 經濟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既有前30年的探索歷程，在落后貧困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國民經濟體系和現代工業基礎；也有改革開放30多年高速增長、快速推進工業化的發展歷程；更有進入全球經濟大國強國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后工業化發展新歷程。
60多年來的經濟成就，可通過若干發展指標來認識：表征經濟發展規模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由1978年的0.36萬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67.67萬億元，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表征發展水平的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增長至2015年的52000元，超過8000美元，進入中等偏上的發展水平；表征人民生活水平的居民收入，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例，由1978年的343元增長到2015年的31195元；表征對外經濟聯系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長至2014年的4.16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表征現代化進程的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5年的56.1%；表征現代工業的制造業，產出占全球比重由1990年的2.7%上升到2013年的20.8%，連續多年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在60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執政黨以其不斷提升和完善的執政能力，有效地實現了其經濟發展能力。
以改革促發展，發揮群眾首創精神
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包含著改革體制機制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意愿和目標。改革開放之后，整個發展過程圍繞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持續改革，并通過各項改革帶動各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首先，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的農村改革，拉開了全面改革開放序幕，對全面改革起到了引領作用；其次，以深圳等經濟特區以及東部沿海地區改革開放實驗為契機，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改革開放起到了示范作用；再次，國有企業股份制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引進外資帶動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為中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壯大，起到了奠基作用；最后，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促進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新常態時期的發展尋求新的引領動力。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發展過程中不乏“自下而上”推動改革和發展的事例。在這一過程中，執政黨充分尊重基層群眾、民間力量、地方政府的首創精神，并將之制度化，進行完善和推廣，使得局部的發展事例，成為重要的發展方式和模式。如改革開放前后的小崗村土地承包制，成為了農村經濟體制全面改革和農村發展的先導；再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東莞模式等的形成和發展，也為全國經濟發展形成了示范效應。
不同的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發展策略，在取得發展成就的同時，往往也會積累相應的矛盾甚至出現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偏差。執政黨往往能夠及時地修正發展路徑，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一定程度上就是對日益僵化、封閉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的糾偏；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對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的變革；“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對單純追求物質財富增長的發展模式糾偏；“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的提出，是針對經濟增長新動力不足、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區域間群體間發展差距拉大、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等矛盾的糾偏。通過不斷糾偏，使得發展內容不斷完善。
聚集增長要素，選擇產業發展戰略
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有其獨特的資本形成機制：居民的高儲蓄率、各級政府對招商引資的不遺余力、民間資本的逐步壯大、資本市場和產業金融的逐步完善，對中國高速增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表明，執政黨和政府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形成了較強的要素聚集能力。如，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形成，通過初始累積（鄉鎮企業的發展、個體私營企業的起步、國有及集體企業的民營化或股份制轉型），外資的引入（中外合資企業、對原有企業的并購/參股、獨資跨國企業的大舉進入），資本市場和產業金融的逐步興盛等。在聚集要素過程中，各級政府部門主導作用也有其重要意義，如招商引資、產業資本形成、基礎產業建設、出口促進等方面都由政府主導，為經濟高速增長構建了基礎條件。
在中國工業化的不同階段，產業發展適應其要素條件和國外需求而采取了相應的戰略，一直是以制造業為主軸，資本密集和勞動密集并重，且適應新技術發展和新需求迅速提升了產業規模和產業水平。制造業的規模擴大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由前向聯系帶動了基礎產業的規模發展，由后向聯系帶動了國內消費市場的規模和結構升級、也帶動了外向型經濟的規模化發展。這一制造業為主軸的產業發展戰略，對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非平衡策略帶動全局發展，以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第一動力
中國以非平衡策略帶動全局發展主要體現在：其一，先后推行了以增長極梯次推進改革發展的戰略，1980年代以深圳為增長極推進珠三角率先改革與發展，1990年代以浦東為增長極推進長三角改革與發展，以局部帶動全局改革發展。近幾年則推動了“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策略，以期推動更進一步的全局發展。其二，在非平衡策略下，各地適應自身條件創造性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增長模式，如開發開放園區模式、山東半島模式等。其三，在非平衡策略實施后，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分別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中部崛起戰略等。非平衡發展策略，適應了中國各區域的發展基礎和發展階段的差距，也適應了制度變革的以點帶面的有效性，還發揮了先發示范效應、先發帶動后發的引領作用。
中國經濟在此前的發展過程中，在選擇適用技術、引進吸收、集成創新等方面顯現了其產業技術發展能力的不斷提升，高鐵、“互聯網+”等技術及其產業發展，是典型事例。當前階段，“創新”成為了五大發展新理念之首，因此，新時期的發展能力提升，就是強化自主創新能力，集中力量突破影響產業競爭力的關鍵技術，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并形成戰略性優勢企業和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通過創新，一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二是強化國家發展能力，三是解決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15年10月29日。
責編/張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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