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歸哲學精神，回歸民族信仰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我們才能理解自己，也才有可能讓別人理解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一是尊重道，認為自然社會、宇宙人生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有規律的運動過程中；二是運用易，認為一切事物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且不斷發展變化；三是主張和，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關鍵詞】道　易　和 　文化思維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文化的本質是一種思維方式

文化存在的基本價值，在于指導人類的思想和行為，認識世界、啟迪心靈、構建社會秩序。文化，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思維方式，是得到群體普遍認同并潛行于社會（群體）生活之中為人們自覺或不自覺普遍使用的思維邏輯，包括思維的起點、目標和整個過程。盡管文化經常表現為紛繁復雜的社會行為規范、道德理想追求、價值概念以及精神符號或圖騰崇拜，但究其本質都是某種思維方式或說思維邏輯的產物。不同文化群落，判斷、看待、處理事物方式上的各種差別，從根源上來說，主要來自思維方式、思維邏輯的不同。例如宗教文化一般是從神的意旨出發、參詳神的意旨來解釋世界及人類行為；而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的神，以及對神的不同的理解，因而又會產生不同的對于自身和世界的解釋；中國傳統社會處世態度表現出特征鮮明的自然主義傾向，這是由于中國傳統哲學從自然萬物關系出發思考問題，在邏輯起點和思維方式上與其他文化有明顯分野。

思維方式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心理結構和思想行為模式，深刻影響甚至直接創建了人類生活秩序。對于社會來說，唯社會群體對自身思維方式達成共識，形成清晰明確、科學理性的思維邏輯，社會才能有秩序，各方利益良性互動并保持利益格局的動態平衡，才能穩定發展而不斷進步。從個體方面來講，價值觀和文化養成的關鍵在于思維方式的養成，使思維起點更正確、思維目標定位更準確、思維過程更趨于理性和科學、思維邏輯更嚴密，而不在于具體知識的多寡。讀了很多書的人，未必就比識字不多者有智慧，也可能做出愚蠢莫及甚至貽害自身乃至危害國家民族的事—這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并不少見，此并非由于知識能力不抵村夫野老，而是思維方式出了問題。所以，思想文化根基并不完全取決于受過多高教育，認識多少字、知道多少文史典故。老子說“絕圣棄智”，并非要人變得愚蠢，而是希望社會包括個體有一個科學而簡單清晰的思維方式，以形成接近自然規律即天道的行為模式和生活秩序。

中國文化的基本思維邏輯

談到中國文化，人們常言以博大精深，滔滔不絕于孔孟、老莊、諸子百家、儒釋道三教以及經史典籍。但從本質上來講，文化的博大精深，并非來自經史典籍的浩如煙海，而是來自對世界的理解和解釋即思維方式或思維邏輯的精深，亦即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科學性。

文明社會是用語言文字來思考的，具有思想意義的文字主宰著人們的思維邏輯，甚至主宰著整個文明的運作方式，最后決定了文明的高度。文化的表象可能紛繁復雜、豐富多彩，但思維邏輯卻往往可以簡單歸結為幾句話、幾個字。考察中國文化的思維邏輯，主要是三個字：道、易、和。三者內外相扣、有機聯系、密不可分，構成循環往復的思維線路，致大而窮宇宙之理，致小則通無微之變，涵蓋了中國人最基本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方法論，是中國人理解和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自然萬物之間關系包括自身所遵循的基本思維邏輯，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放在足夠的時空背景考察中國歷史，一個人、一項事業、一個社會，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對人類文明所做的貢獻，就取決其對道、易、和三個字的理解程度和運用水平—盡管這種理解與運用未必完全出于自覺。

道。如果必須僅用一個字來概括中國文化信仰，那就是“道”。道的思想，于中華先祖學會思考之初便已起源，經歷代思想家及《周易》、《老子》、《鹖冠子》、《淮南子》等經典作品不斷總結、闡釋、發揚，乃成為中國哲學最高范疇。在中國哲學范疇中，道是世界本原，即“終極真理”，是最高法則，包含了人與人、人與世界、世界萬物之間一切運行規律及其關系。道的思想作為中華文化之精髓，滲透于中國文化各個層面。魯迅說“中國哲學根柢全在道教（筆者認為其道教應指廣義上的道家思想系統）。”道的概念，盡管在理解上不盡一致，但各哲學流派、宗教甚至社會世俗生活都廣泛使用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予以闡釋，故而儒論道學，佛立道場，道家道教當然更普存于世；學問上存道、術之別，悟道為知識心性修養最高境界；世俗中講經商之道、為官之道、做人之道、處世之道、持家之道，遇事先講道理；政治上則稱有道明君、無道昏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道治世、無道亂世。有道與無道是中國人評判事物的基本標準，事實上也是最高標準，從古至今，萬祀而不改。

易。如何做到有道？老子說“道法自然”，也就是要順應自然法則，尊重規律，以使自己符合于道。然而，道雖有恒，時變事遷，且人非圣賢，信息的不完全、知識積累的不足夠、認識和判斷上的偏差都可能導致原先的有道變為現實的無道，因此就要“易”。易是中國文化另一個重要信仰。易，本指陰陽消長，引申為變，在直白理解上也就是變化、轉化、變革，包括客觀條件、外部因素的變化和主觀因素及事物內部的轉化。《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在中國傳統文化思維中，易因道而生，道因易而存，天地生成、萬物發育皆為易，無易便無更新與進化，萬事萬物皆在易的過程之中，即所謂“變為永不變”。梁任公認為“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不變，則天地人類并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要做到有道，就要通變，辯證地看待問題，不斷適應和變革。《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管子》謂“王者乘時，圣人乘易”。易的意義就在于，不茍安于現狀，循道而行事，“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和。何為有道？如何而易？是否存在較為客觀的判斷標準？這便涉及到中國文化思維中一個重要價值觀念，就是“和”。和作為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思維邏輯中所要達成的基本目標。《禮記·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最初指陰陽調和。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以其為萬物共存共生之源泉。西周思想家史伯：“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廣雅》解：“和，諧也。”因此，和之謂，并非一味混合、混同，而是事物多樣性之下的對立統一，“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各自發揮作用、和諧共處而生生不息，達成一種協調的平衡狀態。古人喻其為經過精心烹調的美味：“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火單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左傳·昭公二十年》）。世界千姿百態、千變萬化，從不平衡到平衡，因發展演進又出現新的不平衡，因此總是處于不斷調整的過程中，這意味著和的狀態不可能一成永固，而是一種動態平衡。何謂有道？就是趨向于和的狀態。何謂和？就是合于道的狀態。在和與道的關系上，易起著關鍵作用。朱子曰：“和為道之用。”和就是事物通過易來不斷調整，適應自然、人類社會以及人本身的運行規律而達成符合于道的動態平衡。

“道—易—和”的思維邏輯，是樸實的唯物主義的辯證：道生萬物而存于萬物之中；萬事萬物處在永恒的運動、變化和發展過程之中；這種運動、變化和發展是有規律的，是依循道即自然法則而進行的；事物必須適時應道而易，即順應規律而運動、變化和發展，才能實現自身及與外界的平衡，并最終達成和的狀態；萬事萬物相互作用、普遍聯系，事物自身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平衡不斷被打破，新的環境形勢條件總是要求事物以新的運行方式遵循道而易來達成新的和。“道—易—和”往復作用的過程，是事物不斷演進的過程，也是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革故鼎新、推陳出新，在繼承與進化中推動自身與世界協和發展而螺旋上升的過程—《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如同太陽，光耀乾坤，賦予我們思想以生命；易如同月亮，陰晴圓缺，時時提醒我們宇宙運行之規律變化；和如同星星，閃爍著永恒的光芒，在黑暗中指引我們前行的方向。

中國文化的性質

中國文化的思維邏輯，來自對大自然運行規律的體認，來自對世界萬物、社會以及人本身的理解，是一種自然文化。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傳統文化并不完全“以人為本”，而是“以自然為本”—人只是大自然的成分之一，盡管人類在其中扮演了較為突出和重要的角色。《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啟蒙時代的法國、英國和德國一些學者，把中國哲學看作是一種“自然神論”。魁奈說：“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但是，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只有中國例外。”也許正是出于尊重自然法則即中國所謂天道的特質，使得中國文化以和為尚。和的理念，囊括了自然生態平衡、政治生態平衡、社會生態平衡以及人本身的生態平衡等等一切生態平衡，即達成天與人和諧統一、人與人和諧統一、人自身和諧統一。

和的基本性質決定了中國文化具有天然的包容性。中國的傳統文化從來就不是斗爭文化，事物在其中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競爭合作，保持總體上的動態平衡。這一理念在中國太極圖文化中得到十分直觀的表達：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互補、相互包容并隨條件變化不斷轉換，而整體始終維持均衡狀態。儒家謂中庸，不是一味退讓，而是中和、平衡，所謂“不爭而無成功”，共和才能共贏；道家謂無為而治，也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主張與道相合，不逆道妄為，給予人民自主自由的空間，順應自然、效法自然，達成社會和諧發展。

中國文化又天然具有融合性。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不斷融合的產物。《國語》高度贊賞“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對于外來文化，對于優秀文化元素，中國文化是不排斥的，并且因其天然具有的強大的學習能力、自我更新和進化能力，使許多文化融入中國，促進中國文化不斷繁榮發展壯大。來自印度的佛教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發展成為中國三大主流文化之一，使中國傳統文化最終發展成為一個以道為根基、儒為主干、佛與其他為枝冠，完備前瞻性思考、道德倫理規范和心靈撫慰機制的完整文化生態系統。

中國文化的融合性來自其開放性。歷史上，中國文化一直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除因中國文明禮儀、經濟技術先進外，更重要的是因其具備開放的宇宙觀及辯證思想。但中國主張和而從不強制別人服從其文化信仰，并能夠積極吸收其他優秀文化，因此歷史上中國從未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戰爭，但其文化主張卻得到了廣泛認同和流傳。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也在實踐上驗證了一個道理，就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則無不治”。

中國文化思維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道—易—和”之文化思維是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黃老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國發展史上，治國理念主要來自道的思想，至漢初黃老政治漸成系統，即便“獨尊儒術”也沒有改變黃老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這主要是由于，盡管儒家學說亦是“道—易—和”文化思維的產物，也奉行“推天道以明人事”，但其總體上以倫理道德規范為主，在哲學深度、高度、寬度、厚度上存在先天欠缺，雖然在建立社會秩序上可以起到相當作用，但僅靠此御民之術畢竟不足以支撐起整個國家治理體系。黃老思想并非一家之言，事實上乃中國傳統文化之集大成，融合了道、儒、法、墨、名、陰陽諸家學說之精華，其以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主張，易制變法、除弊興利的改革精神，刑德并舉、兼愛睦民的治理方式，造就了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以及大明王朝“遠邁漢唐”、領先世界的全面繁榮。黃老政治是中國“道—易—和”文化思維的具體運用，是中國經濟文化發達繁盛的重要推手。

歷史上中國的繁榮發展，使中國文化的傳播力、影響力不斷擴大。特別是通過《馬可波羅游記》，以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尚書》、《老子》、《周易》等大批經典的譯介，為歐洲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必要的文化元素，使中國文化更具有了世界意義。法國學者莫里斯·羅賓說：“在古代歐洲和啟蒙運動時代的西方，中國簡直無所不在。”

從精神信仰上來講，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主要并不皈依宗教，而是皈依哲學，盡管中國文化從不排斥神的崇拜甚至神也滲透其中成為其重要的文化元素。也正因此，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其“道—易—和”的思維方式也更具理性、科學與人道精神。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其名著《風俗論》中寫道：“中國擁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無法相匹的悠久歷史，而且形成了光輝的理性主義文化。”因此，在反對宗教神權壟斷和君主專制啟蒙時代的歐洲，中國傳統文化受到笛卡兒、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啟蒙先驅高度尊崇，啟蒙思想家無不研習中國文化。歌德《中德四季晨昏雜詠》說：“視我所窺，永是東方。”萊布尼茨、狄德羅、霍爾巴赫、魁奈等啟蒙思想家強烈主張向歐洲“移植中國的精神”。

伏爾泰認為，中國文化傳入是對西方一次巨大的“文化沖擊”；中國文化被發現，對西方思想家們來說，是與達·伽馬和哥倫布在自然界的新發現，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伏爾泰《哲學詞典》寫道：“世界的歷史始于中國。”中國傳統哲學的傳播對康德、黑格爾、費希特、謝林、費爾巴哈等思想家也產生了巨大影響，進而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哲學科學發展直至當今。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上，可以說，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及其產生的思想成果改變了世界，幫助人類打破神權、君權，建立起理性、民主與科學信仰，推動了整個世界的人文與科學進步。

晚近我們常常反省說，中國人的信仰缺失了，文化落后了，精神世界空虛了、不自信了。其實根源上或許應該歸因于我們的思維邏輯混亂了，缺乏科學正確的思維方式或說缺乏對自身文化與思維邏輯的清晰體認。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以降，甚或上溯至甲申之變、明清易代，特別是清中后期，中國的迅速衰落及其帶來的失敗感，并不代表中國文化的不堪，而是體制性僵化造成中國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資源和文化元素沒有得到科學運用和有效發揮，導致了經濟社會的嚴重衰退，并導致了文化上的嚴重不自信。

中國正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面臨著最好的發展機遇，當然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只要充分認識中國文化特質，積極汲取外來優秀文化思想，特別是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胡適，1919），把握本質、順應規律、革故鼎新，豐富中國文化精神內涵，提煉中國文化科學理念，優化中國文化思維方式，使中國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資源和文化元素發揮應有的作用，實現應有的價值，就一定能夠促進經濟社會整體和諧發展，并實現文化自身的發展完善，進而為整個世界經濟文化發展作出應有的新的貢獻。

（作者單位：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責編 /韓露（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