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構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過程中，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為人們提供了理解國際政治的新視野，“認同決定利益”的大前提為構建和平穩定的國際社會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由于“認同”概念本身存在的主觀性與變動性，建構主義在實際運用的過程中仍然會遇到障礙。中日關系發展的曲折經歷正是“認同錯位”的真實寫照，唯有從互利共贏的大局出發，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才能克服目前中日雙邊關系的困境，減緩東北亞緊張局勢，順應世界潮流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建構主義 世界秩序 中日關系 地區安全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建構主義理論的誕生與主要內容
20世紀80、90年代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兩大國際關系理論流派相互爭論的高潮期，盡管雙方圍繞國際合作和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二者均以物質主義和理性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即均承認以軍事力量為核心的“硬實力”在國家權力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使得理性的國家行為體必須尋求解決安全問題的方法。隨著冷戰的結束，一些學者認為以理念為核心的理論相較于以物質為核心的理論可能更適用于冷戰以后的國際社會。1989年，尼古拉斯·奧努弗在《我們造就的世界》一書中把“建構主義”這一概念首次引入到國際關系研究中，這標志著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誕生。
1999年，亞歷山大·溫特出版《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系統地闡述了建構主義理論，從此，建構主義成為了能與新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相比肩的重要國際關系理論，形成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三大流派。溫特認為國際社會行為體在互動過程中能夠形成一定的利益“認同”，這種“認同”可以確定彼此之間的關系與地位，從而影響物質性力量所能產生的作用。
溫特還指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階梯式的上升進步過程，他把無政府狀態分成三個階段：霍布斯階段、洛克階段和康德階段。在霍布斯階段中，各行為體是不共戴天仇敵；在洛克階段各行為體是承認彼此生存權利卻又相互競爭對手；在康德階段各行為體則是相互扶持友人。在溫特看來，“認同”是行為體間身份改變的關鍵，隨著“仇敵—對手—友人”身份的變換，利益觀念亦會隨之變化，利益沖突可以轉化為利益共享，從而消弭爭端，這意味著，文化和觀念等精神因素似乎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物質力量因素并決定著未來國際關系的發展方向。但是，“認同”這一概念卻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具體表現如下：
一是“認同”的根源性問題，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溫特承認權力能發揮的作用，并認為權力較大的一方能夠左右互動的方向，但是，我們并不能知曉權力要素在互動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互動方向趨于權力大的一方，是否意味著權力要素更為重要，一旦權力分配發生巨大變化，行為者在以往互動中彼此確立的身份又是否能維持，如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過程中，社會主義陣營的凝聚力迅速消散，對于共產主義價值觀的共同信仰也隨著蘇聯的崩塌而蕩然無存，一些國家甚至在不久之后迅速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陣營，加入歐盟及北約。
二是“認同”的穩定性問題，“認同”是否會發生變化，變化的方向又是什么，如果“認同”的對象發生了變化，又是什么樣的因素促成的？盡管溫特提出了“三種無政府文化”來昭示國際社會前進式的發展趨向，但是他并沒有解釋這種前進的動力是什么，同樣，溫特也沒有考慮國際社會存在倒退的可能性，這也體現出建構主義存在著一種“理想主義”的色彩。中國歷史上的東周列國時期，社會就經歷了一次巨大的倒退，從春秋到戰國的幾百年間，以分封和宗法為核心的秩序逐漸失衡，諸侯國的行為逐漸墮向暴虐，禮法崩壞，奸偽狡詐四起。筆者認為，在社會互動并逐漸產生“認同”的過程中，權力性要素的重要性不應被忽略，雖然建構主義是一種“弱物質化”的主張，然而，在實際情況中，權力的變化的確能夠導致觀念的更迭。
下面，筆者就以日本對中國的“認同”的變化脈絡來進行簡要分析。
日本對中國認同的變化脈絡
中日為一衣帶水的鄰國，有著兩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國作為古代東亞地區的輝煌文明古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日本傾慕與學習的對象。《漢書·地理志》記載了“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這是中國史籍中首次對中日交往的記載；公元57年，日本列島諸國中的倭奴國使節前往洛陽謁見光武帝劉秀；公元239年，日本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遣使節難升米和都市牛利出訪三國時期的魏國，魏明帝曹叡授予“親魏倭王”金印一枚；公元607年，日本攝政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來到中國，受到了隋煬帝的接見，次年，煬帝又遣文林郎裴世清率12人回訪日本，入唐后，中日交往進入了繁盛階段，日本多次差遣唐使來華學習，中國僧人鑒真亦東渡日本弘揚佛法，為中日交流做出巨大貢獻。
宋元明清四朝，中日之間的往來主要以商貿的形式進行，兩宋期間中國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日本上流社會十分鐘愛中國的香料與文房用品；元代雖然發生了忽必烈征日的戰爭活動，但日本還是與中國保持了商業往來，出現了天龍寺船貿易；明代前期的中日貿易主要以冊封貿易與勘合貿易兩種形式進行，明中后期的海禁政策造成了東南沿海的倭患，但也從側面反映出了兩國商業來往沒有中斷；清代雖然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在廣州開設十三行來維持與外界的有限往來，這也保證了中日之間的聯系沒有被徹底切斷。
充分吸收了中國文化的日本得以加速了自身的文明進程，由于中日之間的長期交往，中國文化極大地影響了日本社會的發展，日本對中國各個方面的大量借鑒能夠反映出一種較為深入的認同感，從建構主義“互動帶來認同”的觀點看來，中日之間的關系應該是高度和諧的。
事實卻并非如此，日本在如饑似渴地吸收中國文化的同時卻也在刻意營造隔閡來凸顯自身的獨特性，這正如社會心理學“最優差別性模型”（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所標示的，行為體同時具有歸屬群體以及保持獨特性的需要，如果個體在被群體化的過程中存在失去其獨特性的風險，那么行為體傾向于以認同一個范圍更為狹窄的群體來維持其獨特性。日本鐮倉時期的公卿北畠親房撰寫的《神皇正統記》一書鼓吹日本乃“神國”，天皇乃神的后代，萬世一系，相比于其他沒有“神統”的國家具有優越性。這與中國古代承認封建王朝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有著極大的差別。在人才的選拔上，盡管日本也有仿效中國科舉制的“貢舉制”和“學問吟味”，但其僅僅是裝點門面的象征，貴族公卿始終是日本官僚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這與中國古代通過科舉制度吸收寒門仕子入朝為官，打破貴族對公職壟斷的情形截然不同。
進入近代以后，由于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沖擊，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民族存亡危機，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的加深，日本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逆轉，在“與強者為伍”思維驅動下的日本急于脫離中國的影響，投入更加強大的西方諸國的懷抱中，此時此刻，它對西方社會的認同感已經超過了對中國的認同感，而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31年開始的長達14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則標志著日本與中國的“徹底決裂”。在近代“西力東漸”的過程中，日本是率先“覺醒”與轉型的國家，在此之后，其實現了一系列狂飆突進式的擴張，最終又歸于凋零沉寂。
二戰結束以后，日本接受了美國的民主化改造，建立了西方式的議會政體，天皇重歸“統而不治”的象征地位，在美國的影響下，日本的價值認同逐漸向西方文化傾斜，成為了分享“自由、民主、人權”的西方陣營的一員。日本學者梅忠棹夫提出的“文明生態史觀”最能反映日本戰后的認同變化，他認為世界應該被劃分為兩個地域，即由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與日本構成的高度文明的第一地域，以及由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國構成的“與高度文明有差距”的第二地域。
盡管日本在文明屬性上屬于東方，但是卻已經達到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同級別的水平，應當被劃入第一地域，與同屬于東方文明的第二地域國家相區別。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要素存在諸多相似，但系統卻有不同。”梅忠的理論本質上是要將日本從機能上等同于歐美種族，融入西方世界中，這也意味著，日本的外交方針將會以西方式的理念為出發點，這與其東方國家的身份產生了偏移。
盡管在1972年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但并不意味著雙方今后的關系將一帆風順，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追隨美國的對外政策以及對中國龐大市場的渴求才會謀求對華的和解，這一點在中日恢復邦交之后日本政府的種種表現均可以反映出來，如對待侵華戰爭態度上閃爍其詞，拒絕承認中日之間存在領土爭議問題以及在臺灣問題上的負面角色，再加上意識形態領域上資本主義國家本能地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排斥與恐懼，中日之間的分歧必然不會消除，從而為兩國長期和平穩定的雙邊關系增添了不確定性因素。
日本長久以來對中國的認識應該是權力與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日本是一個封閉孤立的島國，長久以來孤懸海外，島國狀態對于日本而言是具有雙重性，雖然不利于和本土以外區域的交流，卻也起到了防備侵略的屏障作用。所以，中國文化向日本傳播的過程也是以較為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對于日本而言，“中國這個‘他者’對它具有優勢，但這種文化傳播也不具有侵略性和突變性。”地理隔絕的狀態使得日本既能保存自身的獨特文化又能有足夠的時間消化和改造中國文化。
實力的差距也決定了日本無力挑釁中國，只能接受“華夷秩序”和“朝貢體系”，但地理原因決定了日本只能在秩序的邊緣徘徊，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日本萌生改造“華夷秩序”而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新秩序”的野心。日本受益于中國文化，也承認中國的權力，因此，很難斷定日本對中國的“認同”是純粹的觀念性身份作用的結果。建構主義認為物質結構只有在社會結構中才能發揮作用，忽略了物質力量自身在國際政治領域中起到的獨立作用。日本首先是認識到了中國在權力上的優越性，才產生了學習中國的愿望，而中國文化強調和諧與包容的特點也有助于學習者接受，因此，文化的感召力在中日關系的例子里沒有起到主導性的作用。
近代以來，日本開始逐漸脫離受中國影響的價值觀念而親近西方的文明，這表明，“認同”并非是一個穩定的變量，它會隨著其他因素的變化而發生轉移，日本轉向西方，很大程度上是物質力量作用的結果，因為西方自然科學發展帶來的“船堅炮利”極大地迎合了日本構建“新秩序”的愿望。西方對日本的吸引力更多地是由物質力量產生的權力所引發的，其最終倒向西方陣營的選擇本質上也是美國權力作用的結果。
盡管權力的影子無處不在，但中國與西方在國際關系中運用權力的手段卻有所不同，西方是通過征服和殖民這兩種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展示權力，為它的價值觀念護航，從而在全球范圍建立龐大霸權；中國則更注重通過仁義教化彰顯文化價值觀的優越性來對抗“霸道”，只有在匡扶正義和懲惡揚善時才會有限度的使用武力，中國文化對武力一直保持著相當大地克制，“兵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正因為對權力運用的不同，中國所構建的“朝貢體系”遠不如西方以霸權為核心的世界體系那么龐大，但是卻少有國家間的征伐，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世界和平。
國際新秩序下中日關系的波折淺析
冷戰結束后，中日關系總體而言并不平穩，1993年日本官方長官河野洋平就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征“慰安婦”的暴行公開表示道歉；1995年，時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也公開表達了“反省歷史，吸取教訓”的觀點；1998年，江澤民總書記訪問日本，并與小淵惠三首相簽署《中日聯合宣言》，就中日關系和地區問題達成了共識。然而好景不長，2001年出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在任期內先后5次參拜靖國神社，嚴重影響了中日關系。2008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聯合發表《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雙方表示將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決定全面推進中日全面戰略互惠關系；正視歷史，面向未來；互為伙伴關系，互不視對方為威脅。這一定程度上修補了中日之間的罅隙，但是，2010年開始，圍繞著釣魚島主權和東海問題，中日關系又陷入低谷。
安倍晉三自2012年底二次當選首相以來，加快了“國家正常化”舉措，《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出臺方便了日本武器的出口，也為進一步研發新式裝備創造了契機；修改憲法解釋權則為自衛隊出兵海外掃除障礙，隨著自衛隊武力使用范圍的擴大，日本將會愈加偏離在現行憲法約束下的和平主義線路。盡管日本政府三番五次地就其“正常化”舉措進行辯護，但是，一個在歷史問題上都不愿鼓起勇氣承認錯誤的國家恐怕也沒有理由能讓曾深受其害的亞洲鄰國相信其意圖。在日本政治整體保守化與右傾化政治趨勢以及中國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下，中日關系極有可能在未來繼續向邊緣化滑動，為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穩定增添變數。
中日關系一波三折，一定程度上而言是日本產生了“認知的錯位”。融入了西方的日本，在認識國際社會變化的時候會先入為主地以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對物質力量決定世界秩序的思維模式看待中國，以“國強必霸”，“修昔底德陷阱”的標準衡量中國，必然會引發對中國的恐慌與不信任。中國一直奉行和平崛起的理念，習近平曾強調：“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存在“和為貴”，“以德服人”的理念，這與西方式的思維是截然不同的。
毋庸置疑，中日關系對于雙方而言均是當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國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要得到日本的默許與幫助，而日本若要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也必須要得到中國的支持。在當今國際社會中，各國之間的聯系愈加緊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任何一國局勢的變動都會影響到其他國家，戰爭與沖突已經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亞太地區繁榮的經濟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但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同樣令世界關注，中日關系的和解很大程度上能夠起到示范效應，從整體上降低地區沖突的可能性。
另外，中日兩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在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將會扮演重要角色，以中日的聯合為軸心的亞太經濟一體化將會對美元霸權形成有力挑戰，加速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形成。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里，中日關系總是維持在“政冷經熱”的水平，但是，長期的政治緊張勢必會對經濟造成沖擊。據中國海關統計，2013年中日貿易額3125.5億美元，同比下降5.1%。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下降由多種因素造成，雖主要是經濟因素，但兩國關系也對此造成了重要影響。如果中日關系不能好轉，“政冷經熱”最終也會“政冷經冷”。
東亞的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經歷一個較大的變動，在經濟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習近平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2015年年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成立。憑借著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各項動作意味著東亞可能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強勁經濟發動機，激發整個亞洲地區的經濟潛能。相對于中國在經濟上的穩步前進發展，日本經濟可謂是一片沉寂，強弩之末的安倍經濟學無法拯救日本長期低迷的經濟，而日美達成的TPP協議則引發日本國內層出不窮的反對聲浪，日本是否真能借助TPP振興經濟依然存疑。
出于對中國的擔憂，日本順勢而為地響應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積極配合美國行動，并加強與美國其他亞太盟國的關系，日本還極力拉攏南亞大國印度，推動美日印澳“四國同盟”的建立，從而形成對中國的菱形包圍圈。筆者認為，日本的種種作為對于緩解自身的安全壓力并無裨益，相對于封閉的日美同盟，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都是開放而包容的，日本完全可以積極參與進來，借助中國構建的平臺帶動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相反，強化日美同盟雖然能滿足日本的安全需求，但并不能緩解安全困境，日本的一些行為舉措雖然能得到美國的支持或默許，但卻會刺激曾經受到日本傷害的中韓等國，日本的態度越是強硬，其在東亞的孤立性也會越強。
長久以來，日本經濟的低迷情態未能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近年來又出現了政局不穩的跡象，首相更迭頻繁，無論是自民黨還是民主黨都不能長期穩定執政，安倍晉三第二次上任后，開始推行一系列激進的“國家正常化”舉措，從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到解禁集體自衛權，無不透露著增強軍事力量的意味。如今，安倍又不顧在野黨和民眾的強烈抗議，在眾議院中強行通過旨在允許日本自衛隊出兵海外的新安保法案，并積極調整軍事部署，強化西南諸島防衛，甚至還放出“修憲”的“豪言壯語”，這些危險的舉動無不透露著挑釁的火藥味，日本這一系列危險的舉動顯然會進一步侵蝕東北亞地區脆弱的安全根基。
美日同盟雖然一再強調其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的正當作用，但是，安全根本上還是要建立在包容協作的基礎上，一個分裂的東亞絕對不是一個安全的東亞，狹隘而偏激的意識不利于地區內部的統籌規劃。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一直強調“無外”與包容，如今，中國的各項倡議表達出了希望發揮自己的力量同各國一起繁榮進步的意愿，對于日本而言，能否接受這種倡議取決于是否調整自身的思維意識，正如王毅部長所指出的，日本目前對華在觀念上的困惑就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歡迎最大的鄰國中國重新發展和崛起”。
結論
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將關注的重心從經濟物質結構等客觀現實轉向凝結著主體認知的社會規范結構，強調機構、規則和認同在國家行為及利益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歸根到底卻依然是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打轉，因為，所謂的“認同”與“利益”僅僅是在西方話語權語境中的身份識別。溫特強調了社會實踐可以轉化行為體的身份與利益，卻忽略了國際體系帶來的壓力，無論是二戰前大國均勢還是二戰后兩極對峙，均是以西方世界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冷戰結束后，盡管多極化的趨勢在加強，國際制度與多邊協商能夠促進世界和平，但是話語權依然掌控在西方的手中，“認同”也就意味著向西方靠攏，接受西方的標準，否則就會被國際社會排斥。正如米爾斯海默所言：“體系迫使國家依照現實主義的原則行事，否則就會面臨毀滅之災。”
在西方主導的當前國際體系下，只有‘入流’的國家，角色在國際社會得以確認的國家才有身份，為我族類者才有‘認同’，因此身份與認同仍然是西方強化其同盟的‘話語霸權’。”所謂“霍布斯—洛克—康德”的無政府文化階段也只是西方式的議題，因為唯有所有的國家行為體都接受了西方式的價值觀念，和平與自由的“康德文化”才會實現，那些非西方的國家行為體只能在“霍布斯階段”和“洛克階段”徘徊不前。
另外，“認同”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的嬗變也是值得注意的，“認同”是伴隨著行為者身份與觀念的確立而產生的，它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當行為者身份與觀念發生轉變時，“認同”也會隨之變化，行為者對利益的判定也會隨之變化，而這種變化也并非總是線性前進的。也就是說，因為“身份退化”所引起的社會倒退也是存在的，和平與互助式的國際社會也有可能倒退回競爭甚至殘殺的模式中，因而長久地和平與穩定的設想存在著不確定性。
總之，建構主義理論僅僅也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國際關系的思維模式，它不能夠代替國際關系本身。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長期主導學術界的情況下，我們在看待國際問題時往往就已經帶有先入為主的判定，這并不利于開拓眼界。所以，盡快建立起帶有東方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或許可以為國際關系學科吹入一股新風。
（作者分別為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碩士研究生，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 /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