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單繼剛
【摘要】文章從哲學角度揭示了烏托邦思想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即批判與引導功能；考察了整體主義與烏托邦工程的關系，批判了波普對于整體主義的不公正態度，但也指出了他對于集權、暴力考察的合理之處；最后，以世界歷史理論為依托，論證了烏托邦滅亡的必然命運，以及中國在未來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關鍵詞】烏托邦 意識形態 整體主義 世界歷史
【中圖分類號】B1 【文獻標識碼】A
2016年是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托馬斯·莫爾（1478~1535）的政治小說《烏托邦》出版500周年。500年中，它為后來者提供了文學的和政治的雙重靈感，經久不衰。一方面，它的敘事結構和構成要素，對這類故事的寫作起到了奠基性作用，直接影響了包括《新大西島》（弗朗西斯·培根，1627）、《烏有鄉消息》（威廉·莫里斯，1890）、《現代烏托邦》（赫伯特·威爾斯，1905）、《一無所有》（厄休拉·勒奎恩，1974）在內的一大批作品。另一方面，它激發了人們的政治想象，開啟了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并在20世紀作為重要政治隱喻發揮不可替代的評判功能。
進入21世紀以來，學術界關于《烏托邦》及烏托邦思想的研究，伴隨著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實驗失敗以及資本主義各種問題的反思，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出版了一批較為重要的著作，包括：《沒有統治的生活：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的可能性》（塞繆爾·克拉克，2007）、《展望真實的烏托邦》（埃里克·賴特，2009）、《烏托邦簡史：從古代作品到虛擬社區》（霍華德·西格爾，2012）、《全球化時代的烏托邦：空間、表象和世界體系》（小羅伯特·塔利，2013）等。學界還有一些專門研究烏托邦思想的機構和組織。1975年，美國學者發起成立了“烏托邦研究學會”，1988年開始出版刊物《烏托邦研究》。同年，英國學者發起成立了“烏托邦研究會”。這兩個機構每年都召開年會。“烏托邦研究會”將2016年會議的主題確定為“烏托邦500年—紀念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出版500周年”。
烏托邦思想與意識形態
烏托邦，Utopia，是托馬斯·莫爾根據希臘語創造發明的一個詞，有雙重含義，一是“好地方”，二是“不存在的地方”，用以指稱他虛構的某個幸福島國。這里實行財產公有制，產品按需分配；社會有合理的等級結構，官吏由投票產生；居民在城鄉之間定期輪換，住房定期輪換；每人每天勞動六小時，其他時間用于學術探討和休閑娛樂，做學問的人格外受到尊重；除了奴隸和罪犯，人人道德高尚；居民從生到死的所有問題都由城邦或國家解決；一夫一妻；信仰自由……。
在上述特征中，莫爾最看重的是財產公有。他借拉斐爾之口說:“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憑現金價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個國家就難以有正義和繁榮。”①“如不徹底廢除私有制，產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類不可能獲得幸福。”②他不像柏拉圖那樣，僅僅主張在某一個社會等級內實行財產公有制，而是主張在全社會實行財產公有制。莫爾因此被認為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后來的絕大部分烏托邦主義者都把財產公有看作是理想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康帕內拉和莫里斯等人，像莫爾一樣，主張全部財產公有，而溫斯坦萊、馬布利、歐文等人，則把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加以區分，主張生產資料實行公有，生活資料屬于私人所有。少數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圣西門、傅立葉則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保存了生產資料私有制。
托馬斯·莫爾發明“烏托邦”這個詞，寫作一個烏托邦的故事，其用意并不在于告訴我們烏托邦的真實性，而在于，對于當時他所處的那個社會進行批判，以及提出一個引導性的目標，使得社會的改進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也就是說，莫爾重視的是烏托邦思想的意識形態功能。莫爾對當時英國社會的批判，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羊吃人”圈地運動。他借拉斐爾之口譏諷：“你們的羊一向那么馴服，那么容易喂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兇蠻，以至于吃人。”③這個比喻深刻揭示了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必然發生的社會現象，受到馬克思的重視和引用。
對于烏托邦社會制度移植于當時英國的可能性，莫爾本人的態度并不明確。在《烏托邦》第二部末尾，莫爾寫道：“我情愿承認，烏托邦國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雖愿意我們的這些國家也具有，但畢竟難以希望看到這種特征能夠實現。”④他“愿意”（wish）烏托邦理想能夠在英國實現，但也僅僅是“愿意”而已，連“希望”（hope）都算不上。Wish，通常在虛擬語氣的句子中使用，暗示一種不可能性。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么也可以認為莫爾的態度是否定性的。遺憾的是，后來的很多烏托邦思想家并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愛德華·貝拉米在他的作品《回顧》中，極為認真地討論了一個全國性產業組織的可能性。至于歐文等人，直接根據某些烏托邦藍圖改造社會，恐怕離莫爾的初衷就更遠了。
無論是莫爾的烏托邦目標，還是后來烏托邦主義者提出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改造目標，畢竟只是合理性、合目的性的目標，其中不乏宗教性的、禁欲主義的以及平均主義的目標，還不是科學的目標，也不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目標。它們明顯有別于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共產主義目標。對于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共產主義目標，不是道德上的“應當”，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
烏托邦主義者經常受到的另一個批評：沒有指出理想社會取代現存社會的正確方式或道路。這個批評對于莫爾等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有些不太公平。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尚處于萌芽時期，無產階級尚處于形成之中。能夠提出一個烏托邦式的方案，勾畫出未來社會的輪廓，就已經堪稱“時代之子”了。對于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來說，這個批評恰如其分。圣西門試圖謀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葉每天中午坐在家里等待愿意出資創辦“法朗吉”的富翁；歐文把新拉納克村建成模范社區之后，建議其他雇主縮短工人的勞動時間，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的“掘墓人”和“行刑者”地位，不懂得社會革命是實現社會進步的主要方式，反而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富裕的或有權勢的資助人身上，不能不說是有些天真，其結果也可想而知。
烏托邦社會主義之所以是一種空想，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建立在抽象人道主義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之上。那些站在一般人道主義立場上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⑤
烏托邦工程與整體主義
在絕大多數烏托邦作品中，理想社會是“一下子”、以整體主義的方式建立起來的。例如，《烏托邦》中描寫：一千七百六十年前，國王烏托普設計了城市方案，然后統一建設，一步到位。只要熟悉其中一個城市，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在卡爾·波普看來，整體主義方法并不科學，或者稱為“前科學的”方法。“整體主義的實驗在其極端的意義上是要重新建造‘整個社會’，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⑥他的論證如下：由于采取了整體主義的方案，我們失去了試錯的機會，不能通過錯誤學習，從而也不能校正我們自身的行為。波普推崇社會的零星改造，稱為“零星工程”或“漸進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漸進的技術師或工程師認識到，只有少數的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經設計的結果。”⑦“零星工程的藍圖相對而言比較簡單。它們是關于單項制度的藍圖，例如關于健康和失業保險，或關于仲裁法庭，或是關于編制反蕭條的預算，或是關于教育改革的藍圖。如果它們出了錯，損害不會很大，而重新調整并不非常困難。”⑧
波普將整體主義和漸進主義對立起來，意圖非常明顯，也就是，主張社會的改良而反對革命，主張社會的進化而反對進步。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達爾文主義的思路。改良是一個社會的常態，也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動力。但是，它畢竟是有限度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調整，而這種調整，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無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必然全面推翻舊的生產關系，這就注定了社會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進步一定是整體主義的。
蘇聯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并不能證偽“整體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整體主義還不夠徹底的緣故。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俄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可以率先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革命是否成功，取決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是否同時行動。遺憾的是，俄國革命爆發時，第二國際已經背叛了革命，從而造成俄國無產階級孤軍奮戰的局面。后來，蘇聯雖然與一些國家組成了社會主義陣營，但它們都是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國家，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東西方整體主義革命與進步方案有著根本區別。
從純粹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整體主義方法和漸進主義方法各有其適用條件和范圍，抽象地談論兩者的優劣，毫無意義。“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體現的就是漸進主義和整體主義的不同思路。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居于主導地位，這是由當時的一系列主客觀條件決定的。而在現階段，我們要加強頂層設計，這是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的必然選擇。整體主義的改革方案，可以有效地降低改革成本與代價，更快更好地實現改革目標。它在制訂與實施之前，實際上已經經過了一個較為充分的漸進主義的試錯階段。
烏托邦工程是整體主義的，但不能反過來說，整體主義的都是烏托邦工程。烏托邦工程是不可能的，而整體主義是可能的。波普對于整體主義的批判，始終與烏托邦工程捆綁在一起，不僅在學理層面存在漏洞，而且折射出他很深的政治偏見。不過，波普對于整體主義的批判，也有其深刻之處，一個表現就是，他指出了整體主義與集權、暴力之間的關聯。在《烏托邦》中，我們其實已經可以讀到一些關于集權與暴力的橋段。例如，在城邦中，總督和官員不得在議事會或民眾大會以外議論公事，否則會被國王定以死罪。
為什么整體主義會導致集權與暴力？波普做了這樣的分析：“烏托邦主義者試圖實現一種理想的國家，他使用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藍圖，這就要求一種少數人的強有力的集權統治，因而可能導致獨裁。”⑨整體主義計劃者“既然不能確定在這么多的人的頭腦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個人之間的差別而使自己的問題簡單化：他必須用教育和宣傳來控制和統一人們的興趣與信念。”⑩需要指明的是，整體主義與集權、暴力的關聯，也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試驗，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試驗，都超越了各自所處的生產力階段，而且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遲遲沒有發生，所以只能靠集權與暴力來短暫地維持特定的生產關系，以及特定的意識形態。
一些文學家們同樣注意到了烏托邦社會蘊含的集權與暴力邏輯。他們積極開發這類題材，并且挖掘烏托邦社會的其他各種非完美因素，從而使反烏托邦文學（以及影視作品）大行其道。喬治·奧威爾的《1984》，葉甫蓋尼·扎米亞金的《我們》，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便是其中的優秀代表，號稱“反烏托邦三部曲”。《1984》中的大洋國，無論你走到哪里，“老大哥”都在監視著你；執政黨有三句著名的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扎米亞金筆下，26世紀的“大一統王國”受“大恩主”的統治，他隨時處置一些思想犯；他的雄心是征服整個宇宙，為別的星球上的自由生物“戴上理性的造福枷鎖”，“強迫他們幸福”。《美麗新世界》的巧妙之處在于，它揭示了集權和暴力對于社會源頭的控制，它們在人的“孵育”階段就介入了。
烏托邦命運與世界歷史
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莫爾筆下的烏托邦真的存在，它現在還是一個純粹的公有制國家嗎？這個問題也可以換算為：“孤島社會主義”或“孤島共產主義”可能嗎？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那個烏托邦，假如仍然存在的話，它的社會制度早已經改變了。這種判斷的依據，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普遍交往也不發達，共產主義作為地域性的存在完全可能，但是，“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消滅了各民族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狀態。這種狀態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在世界歷史進程中，資本的力量橫掃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向披靡，烏托邦自然不能獨善。如果烏托邦不自己打開大門，那就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堅船利炮來打開。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19世紀初的烏托邦應該已經淪為英國或其他某個西歐國家的殖民地了。這片土地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景象？根據世界歷史理論，我們不妨做如下猜想：財產公有制已經被私有制所取代，新興資本家控制著社會生產和國家權力；田園風光遭到破壞，古老的手工業不復存在；鐵路延伸到內地，沿線有許多現代化工廠，工人們晝夜不停地加工著島內外運來的原料；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廉價商品，以及世界各地來的商人；港口城市最為熱鬧：船只進進出出，流浪漢們忙著向衣著光鮮的先生太太們乞討，遠處不時傳來基督教堂的陣陣鐘聲……
對于烏托邦傳統社會的消亡，我們應該持什么樣的態度？對殖民者充滿仇恨？對殖民地人民感到悲憫？除此之外呢？是否還應該有別的態度？馬克思對于英國殖民印度的看法，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英國給印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過去遭遇的一些災難相比，在程度上要深重地多。它摧毀了農業和制造業，摧毀了村社制度，摧毀了整個社會結構，但正因為如此，它才造成了一次社會革命。辯證地看，英國完成了雙重使命。一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社會奠定物質基礎。理性地看，破壞的過程充滿“痛苦”，而重建的結果則帶來“更多歡樂”。所以，馬克思提醒我們，不必為那些痛苦而“傷心”，進步總是伴隨著代價，而代價終會獲得補償。
中國目前也處于世界歷史的滾滾洪流之中。商品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環節都與世界密切相連，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而改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國明智的戰略選擇，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重要原因。在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建設純粹的“孤島社會主義”或“孤島共產主義”是不可想象的。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共產主義，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將會不斷加深，資本主義社會的滅亡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勝利同樣不可避免。在可以預計的將來，中國一定會在全球社會經濟制度變革中發揮核心作用和引領作用。
【注釋】
①②③④［英］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3頁，第44頁，第21頁，第119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頁，第166頁，第854~857頁。
⑥⑦⑩［英］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70頁，第51頁，第71頁。
⑧⑨［英］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陸衡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94頁，第295頁。
責編/張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