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舉制在中國古代社會曾長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了晚清時期，其弊端卻日愈嚴重，進而發展到了難以維繼的程度，因此科舉制的變革勢在必行。同時，由于歷史條件的變化和各種因素的制約，科舉制雖屢經變革，卻最終沒能跟上歷史發展的步伐而不得不被迫終結。文章從科舉制變革的角度出發，著重對其過程和動因加以具體闡述。
【關鍵詞】晚清 科舉制 變革 終結
【中圖分類號】K256 【文獻標識碼】A
晚清科舉變革的艱難歷程
洋務運動時期變革科舉制的相關言論和行為。第一，創立廣東省翻譯鄉試。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外國公使進駐北京，解決與外國人員交涉的語言障礙就成為清政府面臨的迫切問題。1862年7月，同文館正式在北京設立，至1863年3月時，共設有英、法、俄三館。由于廣州為通商口岸，涉外事件很多，也急需翻譯人才，因此在廣州將軍瑞麟等的請求下，清政府于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三十日在廣州設立廣州同文館。①
為了提高廣州同文館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總理衙門在廣東省奏定的同文館十五條章程的基礎上，規定“（廣州）同文館學生如三年學成，駐防滿漢旗人應準作為翻譯生員，準其翻譯鄉試，并文鄉試。其漢人世家子弟，應準作監生，一體鄉試，并均準充翻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眾者，即應遵照上年二月諭旨，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以拔真才而收實用。”②這樣，廣州同文館學生三年學成后，實際上就起得了參加鄉試的生員資格，甚至還可以“調京考試”，這不能不說是科舉考試中的一個新因素，拉開了此時期清政府變革科舉制的序幕。
第二，設立算學科。洋務派在舉辦洋務的過程中，發現“水師之強弱，以船炮為大宗；船炮之巧拙，以算學為根本”③。因此在1870年10月，沈葆楨聯合英桂提出設立算學特科的方案，以便“誘掖而獎進之，使家有其書，人自為學”。而錄取之人，則可以“內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工二部，外而水師、關榷、鹽糧諸衙門，及船炮各局差使”④，但由于這一方案的不具體性和頑固派的阻撓，被當政者以事多窒礙、格于成例為由否決。
然而到中法戰爭結束后，該方案重視算學的思想卻引起了統治者的興趣。但在事實上，算學生員既要學習近代文、理知識，又要學習《四書》、《五經》等傳統科舉考試內容，反而大大地增加了考試算學科的難度，加之所取生員又十分有限，因而其實效并不理想。在1889年的己丑恩科鄉試中，算學生員“投考者僅十五人”，連設考需在二十人以上的基本要求都達不到，而且總觀整個算學考試“只十四年戌子科鄉試報考算學者三十二人，照章取中舉人一名，以后歷科鄉試均以不滿二十名散入大號”⑤，算學考試形同虛設。
第三，議設藝學科。首倡者為國了監司業潘衍桐，他于1884年7月9日聯合方汝紹上《奏請開藝學科折》，潘衍桐在該奏折中詳細羅列出了開設藝學科的十二條章程設想。⑥開設藝學科的主張實際上是一種試圖在科舉制的架構內，以不觸動原有的八股取士制度為前提，對科舉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種自我擴展。它直接啟迪了經濟專科的設立，其許多構想為經濟專科所繼承和發展。
第四，議改武舉。在變革武科考試方面，因不滿于抵御外辱的不力和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得到的啟發，這一時期也產生了許多議論和主張，比較早的有徐鼐《上大府請武場添試火器箋》，主張在傳統武舉考試馬、步、弓、石的基礎上“試以火槍”，而洋務運動的早期代表人物馮桂芬在《停武試議》中甚至認為“宜停罷大小一切武試，一歸之薦舉”。后來沈葆楨在舉辦洋務的過程中，逐漸也有了停止武科考試的想法，因此在1878年5月5日上疏“飭停武闈”，被光緒帝以“率改舊章”，“不知大體”為由駁回，因此變革武舉的言論便告一段落。但中法危機加深后，變革武舉的呼聲再次高漲，如張佩綸在1884年3月5日的《擬請武科改試洋槍折》中就急呼：“改弓刀石而用洋槍，改寫‘五經’而試算學、兵書”，而鄭觀應在1884年所著的《考試》一文中，則認為應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試之：即試以明戰守、施火器和制造機器。遺憾的是，這些有關武科考試的建議都沒有被最高統治者采納。
維新運動時期變革科舉制的相關言論和行為。第一，議設經濟專科。在經過30余年的洋務運動之后，中國大地上開始出現了一批軍用企業和民用企業，特別是19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國內外投資辦廠增多，自然經濟持續、迅速瓦解，傳統中國的農業社會結構快速變化，許多新的領域和新的行業產生，這種“時政維新，需才日亟”的局面，要求統治者“破常格，迅設專科，以表會歸而收實用”⑦。因此設立經濟專科的方案便應運而生了。
率先提出這一設想的是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他在1897年9月提出的《奏設經濟專科折》中，主張在原有的八股取士制度之外，設立一門試以近代文、理知識的取士制度，其方法是“科舉既未能驟變，學額中額，又未能遽裁，暫為并行不悖之謀，徐思整齊劃一之法”⑧。但因其在“請設特科，又請設立年限”上產生了矛盾，因此在經總理衙門和禮部議奏后，將經濟專科的方案分為兩條途徑來實行，即“一為歲舉，一為特科”。經濟特科由總理衙門負責施行，而經濟常科則由禮部負責施行。
但是隨著戊戌運動的全面展開，特別是改八股以試策論的方案通過后，維新變法的有識之士進一步提出了“將正科與經濟歲舉合并為一，皆試策論，論則試以經義，附以掌故；策則試時務，兼及專門”的方案。之所以這么做，宋伯魯直言：“由科舉出身者，于西學輒無所聞知；由學堂出身者，于中學則茫然不解。”⑨認為正科與經濟歲舉的合并是解決“體用”矛盾的關鍵，同時也可減少不必要的財政負擔。該方案隨即獲得通過，因此在1898年7月19日出臺了禮部所擬的鄉會試章程十三條：論策各抒所見，體例宜寬，茲之試士，藉以講求經濟實學，尤應征實為尚，無取空言。……”⑩
這樣，經濟專科就由原來與制藝取士“并行不悖”的方案，一變而為將二者“合并為一”的方案。這種變化，既是對舊有八股取士制度的替代，也是在近代化過程中對新的選才用人制度的一種探索，其選才于學堂的做法，逐漸突出了新式學堂的地位和作用。應該說，這種取士制度較之舊有的制藝取士要科學合理得多，在適應歷史發展潮流上也更具彈性。但是，由于戊戌變法的失敗，這種方案卻被守舊派以“易滋流弊”為由，“即行停罷”了。
第二，議廢八股取士。甲午戰后，全國掀起了維新變法的高潮。1898年6月17日宋伯魯上《請改八股為策論折》，認為“科舉不變，則雖設有經濟常科，天下士人誰肯舍素習之考卷墨卷，別求所謂經濟哉？”主張“自鄉會式以及生童科歲一切考試，均改試策論，除去一切禁忌，義理以覘其本源，時務以觀其經濟”，并且“自庚子科為始，一律更改。”該方案為光緒帝采納，而且將其與經濟歲舉合二為一，一體執行。但是，由于戊戌變法的失敗，八股取士暫時得以保留。
第三，議設武備特科。在武科考試方面，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要求變革的呼聲，如榮祿、高燮曾、胡燏棻就先后奏請設立武備特科，后經清廷采納變通后規定：“武鄉試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科為始，會試自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科為始，童試自下屆為始，一律改試槍炮。其默寫武經一場，著即行裁去。”但是這種方案在變法失敗后也遭到了守舊派的反對，武科考試又回到試以馬、步、弓、石的基點上。
新政時期科舉制的終結。第一，廢除武科取士制度和文科八股文程式。在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后，清朝統治者空前感受到了槍炮的威力，因此，在1901年不得不承認“（武科）所習硬弓、刀、石及馬、步射，皆與兵事無涉，施之今日，亦無所用。”而宣布“永遠停止”。這樣，整整沿襲了1200年（702～1901年）的武科取士制度便被徹底廢除了。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慈禧又詔令改革（文）科舉，具體辦法是：鄉會二試，頭場試《四書》義二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一篇，《五經》義一篇。并規定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至此，自明代以來為明清兩朝共用的八股文體退出了歷史舞臺。
第二，舉行經濟特科。為籠絡士人，維持封建統治，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剛避難回京不久的慈禧便發布懿旨說：“為政之道，首在得人。況值時局阽危，尤應破格求才，以資治理。允宜敬遵成憲，照博學鴻詞科例開設經濟特科，于本屆會試前舉行。”因此在經過兩年之久的準備后，1903年閏五月十六日，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的186人試于保和殿，考試共兩場。
由于這次考試是“敬遵成憲，照博學鴻詞科例”舉行，因而就其性質而言，仍然屬于傳統的制科考試。經濟特科的舉行，表明科舉制沒能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最終走入了死胡同。
第三，分科遞減之法的提出和文科取士制度的終結。在清末新政，變革科舉的時代背景下，袁世凱聯合張之洞于1903年3月13日上《奏請遞減科舉折》，提出了三科遞減之法的大體框架，主張“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鄉會試分三科減盡”。以便達到“科舉逐漸而盡廢，學校櫛比而林立”，最后均歸學堂考取的目的。這實際上是對維新運動時期選才于學校思想的繼承。到1904年1月13日，張之洞等則明確提出了分科遞減的具本辦法。
該方案雖被采納，但由于“強鄰環伺，豈能我待”的時代條件，這種分科遞減之法所需時日過長，“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因此并不適應時局的發展變化，因而隨即被立停科舉的辦法所取代而沒有得以實施。
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等上疏建議：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為清廷采納，并明令“自丙午科（1906年）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沿襲了1300余年的科舉制被廢除了。
顯然，此時期科舉制的變革在許多方面都是維新運動時期政策的延續，而且其動作之快、力度之大在科舉制變革的歷程中都是前所未有的，科舉制在“新政”之初即經由驟變到終結的劇變，對當時及之后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由于清王朝的迅速垮臺，使“混合科舉，學制為一事”的選人制度沒能得以實行，這樣，就其消極影響而言，則是給毫無民主可言的中國近代社會留下了一個在選人制度上的缺口，應該說，這也是導致清王朝快速垮臺及之后中國社會紛爭動蕩的部分原因。
影響晚清時期科舉制變革的因素
歷次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是晚清時期變革科舉的外因。兩次鴉片戰爭，及至中日甲午戰爭，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于是廢八股，變科舉的呼聲高漲，取得了廢八股改試策論、武科改試槍炮以及經濟專科與原有正科合二為一等成就，只是由于戊戌政變的發生才沒能得以實行。而在頑固派對自己的成功政變感到歡欣鼓舞之后不久，卻爆發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頑固派為維持統治，不得不接過維新派的口號，也開始大談變法了。
科場腐敗、官員素質低下和人才匱乏，是變革科舉的內在要求。清代科場案件層出不窮，而尤以三大科場案最為典型，也最能說明清代科場的腐敗程度，其中咸豐八年戊午科場案，甚至連一品大員都被處以極刑。統治者在震動之余，不會不對科舉制的存在和發展加以反思，這為科舉制變革準備了一定的思想基礎。同時，統治者在維護統治的過程中，也逐漸感到由舊有的科舉制篩選出來的人才在許多方面都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其中以洋務運動最為典型。洋務官員在舉辦洋務的過程中深感科舉人才“習非所用，用非所習”，不能滿足“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等“切于民生日用軍器制作”的需要，因此才有了藝學科的爭議和算學科的設立。
中國近代工業的出現和社會結構的巨變，是推動科舉制不斷變革的根本原因。科舉制長期講求道德倫理的結果，則是忽視了對自然科學的引導。但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外國工業品大量傾銷中國，逐漸破壞了中國的農業社會結構。外國資本主義在華投資設廠和洋務企業的興辦，使中國的社會結構變得復雜起來，出現了對人才要求多樣化的急劇變化，迫使統治者不得不重視對近代所需人才的培養和選拔，這就要求科舉制能作出相關調整和變革。
（作者單位：西昌學院）
【注釋】
①魏源：“圣武記”（第11卷），璩鑫圭：《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鴉片戰爭時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奕：“核查同文館辦理情形折”，高時良：《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④“奏請考試算學折”，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⑤奕：“變通算學考生規程折”，高時良：《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74頁。
⑥楊廷熙：“奏清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折”，《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洋務運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⑦⑧嚴修：“奏請設經濟專科折”，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⑨宋伯魯：“奏請經濟歲舉歸并正科各省歲科試迅即改試策論折”，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92頁。
⑩“遵議鄉會試詳細章程疏（1898年7月19日）”，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百二十八）”，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宋伯魯：“請改八股為策論折”，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16頁。
劉佰合：“戊戌時期的科舉制改革”，《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第131～134頁。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八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頁。
楊學為：《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下編近代部分）》，合肥：黃山出版社，1992年，第426頁。
王道成：《科舉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00頁。
袁世凱，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折（1903年3月13日）”，沈桐生：《光緒政要（卷29）》，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年，第7頁。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張靜廬等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5127頁。
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會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暨清帝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76頁。
《清史稿（志八十三，選舉二，卷一百七）》，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3121頁。
李鴻章：“籌議海防折（1874年12月10日）”，吳汝綸：《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二十四）》，光緒31年金陵印書局。
責編 /豐家衛（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