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一浮先生在談中國文化復興，說多基于人心、人性，具有“強理而弱勢”的特點。他堅信文化復興，人人有責。人之為人，家之為家，國之為國，不可須臾離卻儒家所講的那些道理，因其符合人性之真、善、美的要求。人性之善是文化復興的根據和堅實基礎，而文化復興正是人性之善在各實存領域中的彰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醒悟到前行之非，從而認識到儒學的真價值，進而回歸到儒家所倡導的“仁義”之道上來。
【關鍵詞】文化復興 人性基礎 責任主體
【中圖分類號】B261 【文獻標識碼】A
儒學曾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回顧歷史，我們就不難發現，由于各種復雜的社會、政治原因，在社會的運行偏離儒學所設定的理想軌道之時，就會有復興儒學的愿望與呼聲，以及付諸實際的行動。即便在以儒學為主導思想之時，由于儒學自身發展僵化的原因，同樣會有有識之士發出重振與復興儒學的吶喊，期待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彰顯自身的真精神，以重新成為引領社會生活的靈魂和風向標。對儒學復興的召喚，意在關注、呵護、提振和充實人的生命，實現生命本有的內在意義和價值。
文化復興，自古有之
在儒學悠久的生命歷程中，既有黃金歲月，也有起伏、波折與磨難。儒學的歷史就是一部盛衰消長、循環往復的歷史，而其“盛衰”亦與社會“治亂”表現出一定的同步性。可以說，自儒學誕生之日起，便一直處在興衰交替、苦樂相伴的模式之中。儒學的命運與人的命運相連得如此緊密，以至于我們可以說儒學即人生。
不過，即便在極度衰亂的時代，復興儒學的吶喊和努力也沒有停止過。因此，“文化復興”這一觀念可謂是由來已久。以高度自覺的心靈，發出復興周代禮樂文化的吶喊的，當首推孔子。面對“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孔子以復興周道為己志，述作三代文化之精華，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為傳統文化確立了內在的道德根基。孔子的努力雖然未能挽救東周之衰亡，但其以六藝教授弟子，使得傳統的文脈和血脈得以延續，為日后的儒學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這一意義上講，“文化復興”的理想是孔子提出來的，諸如孟子、荀子、董仲舒這樣的大儒，其接續孔子，響應孔子的號召，正本清源，批判淫辭邪說，亦莫不是一種復興儒學的努力。可喜的是，儒學在漢興之后逐漸越法家、黃老思想而取得優勢地位，并在漢武帝時期以經學的姿態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這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儒學在歷經磨難之后首次得以昌明與復興。
自漢至今，盡管不乏“風雨如晦”之時，然中國歷史上總有一些大儒，以其高風亮節、淵博學問、特見卓識開一代之風氣，作育人才，守先待后，為儒學復興奠定基礎和基調，唐代經學、宋明理學便是如此。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新儒家①就是這樣一個群體，其對儒家價值體系的堅守，對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的意義的闡發，對儒學復興的衷心期待和努力，使得新儒學成為與馬克思主義、西化論鼎足而立的重要思潮之一。下面，我們就圍繞“文化復興”這一主題，來品味馬一浮先生的儒家文化情懷。
文化復興的心性基礎
在馬先生看來，人類所選取的發展道路往往是單向性的，若管商之道進，則孔墨之道退。隨著中國向近代社會的變革與轉型，作為傳統社會指導思想的儒學，由于不能迅速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境況，不僅在各種新思想、新觀念面前落選了，而且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真正到了“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地步。在西方文化大舉進軍中國，社會政治急劇變動，倫理價值體系崩潰，群雄迷戀武功之時代，儒家學說被冷落、打壓甚至被拋棄亦是時勢使然。然作為真正的儒者，由于真切體認到了儒學的真諦及其在人類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價值，面對此般危局，其所抱有的文化復興信念因而也就愈加強烈。這種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著深刻的人性基礎的。馬先生指出：
世人侈言保存中國古有文化，不知中國文化是建樹在心性上，心性不會亡，中國文化自然也不會亡。即使現代的文化全被毀壞，心性卻不能毀壞，則中國文化終有復興之日也。②
馬先生將中國文化上升到了心性本體的高度，此正如柏拉圖所講的“理念”，分有理念的具體物雖然有成有毀，然理念自身則是永在的。只要理念永存，一切都可重新再來。因而，談及心性之體，則只有隱顯，而無存亡。在激進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對儒家文化的長期、無情打壓之下，儒學看似莫之能守；但從深層次上說，人性之善亙古如斯，畢竟不會梏亡，而總有發露、甚至沛然莫之能御之時。由于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心性之上的，是心性自然的流露，有本有根，雖枝斷葉落，為風雨所飄搖，然大本仍在，因而有望時時恢復生機。故馬先生堅定地認為，無論世道如何晦盲否塞，中國文化終有復興的那一天。
馬先生始終抱有一種信念，即“義自在人心，未來世若有圣人出，則必于堯、舜、孔、孟無二般”③。“世界不能長此混亂”④，好善惡惡，撥亂反正，到底是人心所向。如若不然，歷史將永遠為黑暗所籠罩，人類將永處幽谷之中，而失去尊嚴與希望。人類歷史之所以能從衰亂走向治平，此正是人心之轉向，人性之善之凸顯。因此，中國文化的復興與否，中國社會的治與亂，關鍵在于人的心性能否顯明上。馬先生說：
尋常說道之顯晦有時，人每錯會心外有道，顯晦在時。猶謂世之治亂，乃運會使然，都不由我，我卻只能等待他。如此，人之與道，卻無干涉。不知道不離乎一心，心若悟時，此道自顯，迷則自晦。故道之顯晦，即是自心之明昧，不關世運。⑤
世運如何，要看人心，世運之明晦取決于人心之迷悟，由人心所造就。風俗之所以頹敗，社會之所以多故，其原因正在于人心的迷失。欲挽此頹敗之勢，只能從人心上著力和入手，使人去邪歸正，由利向義，由不仁而向仁。基于此，馬先生指出，“必須研究義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賊其天性”⑥。面對現實世界的墜退，需要以義理之學對之加以對治，使人從對物質、事實世界的關注扭轉到對意義或價值世界的關注上來。馬先生在四川樂山主持書院事務，將之命名為“復性書院”，以經學作為主講內容，為傳統文化之復興廣播種子，其用意正在于此。
在馬先生看來，人的意識和觀念決定了外在的事相，要想轉變這個世界，使之趨于和平美好，仍要用正念來實現這一切。“人之苦樂，隨其所造之共業而轉。若人人以利害為共業，則爭奪苦惱隨之而生；若以仁義為共業，則爭奪苦惱亦隨之而息。……故欲去苦得樂，先要從自己轉變起。”⑦馬先生所言，正是要人反求諸己，要人認識到不管外部世界如何變動，只是人心在發生作用，主宰著這一切。只有整個社會意識到了心性修養工夫“深切而必要”，并踏實肯做，中國文化方有復興之可能。因此，他認為文化復興是需要因緣時會的，即人們真正意識到了前行之非，而有意走一條光明之路：
道一而已，世上許多奇說異論，只是暫歧路，究竟要回頭歸來。彼或為氣稟所拘，或為私見所蔽，故有如此許多歧途。但全是習氣上事，是虛妄的，迨其樹立不起，走不通時，自然會反歸于道。⑧
從根本上講，儒家文化只有消長，而不會有消亡。否極泰來，故可以說昌明與復興。而此一使命的實現，不僅在于人性使然，還在于各責任主體有意識的積極努力。
文化復興之責任主體
馬先生認為，人不但要體認到性善，而且要知道修行的重要性，能夠做到知性知修，則庶幾矣。對于資質或根器好的人而言，可以做到不待文王而后興，而對于只有一般覺悟的普羅大眾來說，則需要善知識的說教和引導，也需要凈潔的社會大環境的感染和熏習，方能有進。雖然抱有復興中國文化的堅定信念，但對于儒學的邊緣化、社會的功利化等狀況，馬先生還是備感憂慮的。少儒和無儒并非社會之福，荀子曾為此而慨嘆。在馬先生看來，現代社會雖物質成就巨大，然教化式微，人多是脫離了價值觀念的導引與滋養，而趨于物化，可謂是：“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吏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漢書·貢禹傳》）此種局面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故，而與儒學教育的缺失，儒者群體的消亡，價值體系的顛覆不無關系。“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在儒學無法擔當其教化使命，發揮其教化之所長的情況下，而欲求人之安分與高尚，則無疑于緣木而求魚，必不可得。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孟子·離婁上》），其奮發與努力必自當下始矣！
文化復興，人人有責。“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論語·顏淵》）。然教之所由成，必待政府的大力提倡，將儒學作為教化的重要思想資源。“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晉書·傅玄傳》）在儒學大行其道，人才輩出的情況下，仍有教化所不及之處，更何況置之不問呢？馬先生認為，政府應真切認識到儒學在人倫日用、政治、教育等諸多領域中的積極作用，而后加以弘揚。儒學的悠久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但凡在儒學受到重視的時代，均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弘揚以及長期支持，否則人才的培養、官吏的擢用、風俗的醇美便無從談起。長此以往，儒學將類似于“博物館里的藏品”，或將成為無所寄托的“游魂”。有鑒于此，有學者呼吁政府以確立“教育宗旨”的形式，樹立儒學在當今社會中的威信，使儒學以更為積極的姿態發揮自身之所長。⑨以更寬廣的歷史視野，更積極的文化心態，提倡和支持儒學，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文明，應成為政府復興中國文化的大經大法。
有了政府的倡導，儒學才能充分發揮“作育人才”的教化使命。馬先生認為，欲天下平治，則在于選賢任能，使有德者居其位。在培養人才的思想資源方面，作為有關生命的學問，儒學當是不二之選。儒學的價值觀念應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深入人心。有關“成長中得到最大倫理教益和道德訓練場所”的調查顯示，家庭居于第一位，學校或社會次之⑩。在家庭中，儒學中的五常之教對于人的德性的培養，健康人格的成就，對于個人“良知良能”的彰顯與擴充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學言“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其道理正在于此。在學校教育方面，中國的教育規模龐大，受教的學子動以千萬計，此一群體的素質和人格是由各級教師來塑造的，其結果如何會對未來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馬先生認為，為師者只有昭昭明明，可尊可法，學生方能養成尊師向學之風，在成長中受人文、科學精神之陶冶，其將來必能對社會大群產生積極、有益的影響。而在社會方面，“一個社會的風氣和人心導向，一個社會中千千萬萬個官員、父母、行業從業人員的行為方式，以及一個社會的公平正義程度等對人心的塑造作用，比任何學校教育力量都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純潔的社會大環境中，人才之培養也易；否則一齊眾楚，人才之造就必難。
鑒于中國的傳統，士大夫階層在維系世道人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馬先生認為，知識分子只有先養成剛大之資，才能在社會中擔當大事。如果連自己的身心都奈何不了，就談不上有益于家國天下。在現代社會中，德與才的分離傾向使得知識分子這一階層逐步分化，能夠躋身于官吏這一行列的，亦非“學而優則仕”的“士”，而多是以知識習得為主要目的的實用性人才，而這又導致了“德”與“業”的分離。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政治、文化、經濟三大領域分別掌握話語權力的三大主體—政府官員、演藝娛樂圈、企業家或商人，恰恰是倫理道德上最不被滿意的群體”。在百姓的心目中，知識分子（包括各級官吏）屬于“學而優則仕”、“以身體道”的一大群體，代表的是“道義”而非“利益”。其對移風易俗具有導向作用，是整個社會的靈魂和路標。從這一意義上講，只有真正培養了“士”這一階層，中國文化的復興才能擁有最為堅實的后盾和保障。
人人都有責任和力量以身體道，能盡其道，便是在踐行儒家所倡導的各種美德，都是在為儒家文化的復興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當今社會的儒學之興，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政府之運作，制度之設置，政策之設計要體現儒家倡導的“仁政”；其二，各級官吏學而有術，通經致用，體現儒家的“為民”思想；其三，知識分子階層能夠傳承古道，具有精神感召力，從而起到維系世道人心的作用；其四，儒學教育興盛，受教者窮則足以自守，達則足以利人；其五，儒學在人倫日用中發揮切實的作用，其價值原則成為民眾言行與判斷是非善惡的準則。總之，儒學之興，也就是儒學的真精神在家庭、學校和社會得到真正貫徹和體現。其實質就在于國人能夠以儒家的仁義之道為鵠的，內心昭昭明明，而為善去惡，在人倫日用中彰顯人性之真、人性之善與人性之美。
結語
馬先生鐘情于儒家學說，堅守儒家的價值體系，抱有儒家文化復興的堅定信念，并指出了實現這一理想的根本路徑，實有其著眼于社會大群之福祉的良苦用心。他認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實是以理義作為判斷的標準，而非以富強與否加以衡判，否則就會陷入勢力主義。勢力主義只關注業，而忽視了德，而脫離了“德性”的“功業”并不能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
馬先生認為，認知理性（科學技術）應該善其用，真、善相合方為至美。科學技術并非中性存在，其應用或善或惡，必有相應的價值觀念為前導。以價值理性去統攝、導引工具理性，這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確的。從這一意義上講，一些新儒家總是強調內圣外王，返本開新，要從道德主體中開出認知理性，并苦心孤詣地進行了理論嘗試。此種嘗試成功與否，我們可暫且不論。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他們無一不對蕓蕓眾生充滿了的慈悲之情，并愿以儒家的生命智慧為人類指明一坦途，既不限于一時一地，亦不限于一人一家，此視野與胸懷能不讓人肅然起敬、聞風興起乎？
（作者單位：三亞學院）
【注釋】
①梁漱溟、熊十力和馬一浮被譽為“現代新儒家三圣”。
②③④⑤⑦⑧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45頁，第753頁，第679頁，第562~563頁，第737頁，第743頁。
⑥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頁。
⑨陳來：《孔夫子與現代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
⑩樊浩：“中國社會價值共識的意識形態期待”，《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7期。
方朝暉：“人倫重建是中國文化復興必由之路”，《文史哲》，2013年第3期。
指具有較高道德情操，對人性之善有覺悟的知識分子群體。
責編 /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