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樸槿惠執政至今，韓國政府對其美中俄“夾縫”外交戰略進行調整，在深化韓美戰略同盟關系的同時，強化韓中、韓俄戰略合作，彰顯出“雙管齊下”的求衡態勢以及非極端性、偏向性、靈活性和實效性的基本特征。鑒于近年復雜多變的東北亞地緣安全形勢，樸槿惠政府趨于成熟的“夾縫”求衡外交模式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和認真思考。
【關鍵詞】樸槿惠政府 美中俄 夾縫 外交戰略
【中圖分類號】D801 【文獻標識碼】A
后冷戰時代，隨著韓中、韓俄雙邊關系的日臻發展，韓國政府在制定外交戰略時已將中俄因素納入重點考量范圍之內，部分決策需要顧及美中俄三大國的利益關系，以求獲得最佳戰略效果，這種外交處境被韓國政府、媒介及學界描述為“夾縫生存”①。韓國政府于美中俄“夾縫”下的外交戰略（以下簡稱“‘夾縫’外交”）是影響東北亞地區地緣政治走向的重要變量。近年來，韓國政府愈發感受到美中俄外交“夾縫”所帶來的壓力，而由于歷屆政府的外交路徑有所不同，其所達到的戰略效果亦彰顯出較大差異。李明博政府雖于2008年將韓中、韓俄關系提升至“戰略合作伙伴”層面，卻在“天安號事件”后實質性選擇了近乎“一邊倒”的親美外交路徑，這使得李明博后期的韓中、韓俄關系步入“降溫”節奏，所謂“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也僅停留在“外交修辭”層面。隨著國際政治環境的發展變化和國家安全戰略的現實需要，2013年2月樸槿惠入主青瓦臺后，韓國政府對此前的“夾縫”外交戰略予以調整，其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舉措為世界矚目。
樸槿惠政府“夾縫”外交新動向
樸槿惠執政以來，韓國政府意識到后金融危機時代多邊化外交之于國家安保與繁榮的重要意義，在深化韓美戰略同盟關系的同時，大力推進韓中、韓俄戰略合作，力圖通過求衡美中俄三邊關系，來獲取更多的“夾縫”生存資源。
一方面，樸槿惠政府從多個領域繼續深化韓美戰略同盟關系，令韓國在美國東亞同盟體系中的地位得以進一步提升。
從國家關系定位上看，樸槿惠在上任之初就積極與奧巴馬總統將兩國關系提升至“全球合作伙伴關系”的新高度。為突顯韓美戰略同盟的重要地位，韓國國防部設立了“白善燁韓美同盟獎”，從2013年起特別頒發給對韓美戰略同盟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美國人士。在軍事安保領域，出于對朝鮮軍事威脅的顧慮并能繼續“廉價享用”美國的軍事庇護。2013年6月，韓國前國防部長金寬鎮向美國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Chuck Hagel）正式提出推遲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2014年10月，新任國防部長韓民求與哈格爾防長在華盛頓舉行的第46次韓美年度安保協議會（SCM）上簽署了“以一定條件為前提”的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諒解備忘錄，決定將韓國軍隊戰時作戰指揮權的回收日期延長至2020年代中期。不僅如此，2013年10月，韓美兩國就“定制型威懾戰略”（Tailored Deterrence Strategy）達成一致，隨后成立導彈應對能力委員會（CMCC），制定了應對朝鮮導彈威脅的“4D戰略”②，以提高對朝鮮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階段性應對實效。在經貿合作方面，樸槿惠政府通過吸引美國企業投資、消除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農畜產品非關稅壁壘、恢復對美原油進口等舉措，進一步深化了兩國的經濟同盟關系。2013年5月，樸槿惠率50余位韓國知名企業首腦訪美，創下訪團規模“歷史之最”，此期間韓美企業達成投資承諾3.8億美元，取得了“顯著的（noticeable）經濟成就”③。2014年4月，韓美首腦就進一步消除FTA農畜產品非關稅壁壘等問題進行會談，5月，韓國被美國列入“允許進口熱處理家禽食品的國家”，這為韓國參雞湯類產品開拓美國市場鋪平道路。隨著美國“頁巖革命”的爆發，樸槿惠政府恢復了中斷41年的對美原油進口項目，2014年9月，裝載40萬桶美國德克薩斯州產凝析油的“BW Zambesi”運輸船抵達麗水港，這一定程度上消減了中東政局動蕩給韓國帶來的經濟風險。
另一方面，在深化韓美戰略同盟關系的同時，樸槿惠政府還分別推進了韓中、韓俄的雙邊戰略合作，從而呈現出“雙管齊下”的戰略態勢。
就韓中戰略合作而言，2013年6月，上任伊始的樸槿惠便于訪華期間與習近平主席發表《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旨在“充實”兩國間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在政治與安全合作方面，兩年來，韓中兩國通過構建定期外交安保高層戰略對話機制、開通國防部熱線等方式大力推進“全方位、多層次”的戰略溝通，尤其是在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上，兩國積極倡導“半島無核化”，堅決反對朝鮮當局的核研發行為，進一步增強了戰略互信。在經貿合作領域，為積極響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2013年10月，樸槿惠政府推出“歐亞計劃”，希望建成從釜山出發，經中國和中亞地區，最終到達歐洲的“絲綢之路快車（SRX）”。2014年11月，韓中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達成一致，盡管“開放率并不是很高”，“但考慮到中國是韓國最大的貿易對象國，韓中自貿協定的影響可能會比韓國此前與美國和歐盟（EU）簽署的自貿協定還要大。”④為了繼續保持韓中經貿合作的緊密性，2015年3月，樸槿惠政府不顧美國的“公開表態”，最終搭上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末班車”，這進一步彰顯出崛起的中國在經貿領域對于韓國的強大吸引力。在歷史問題合作上，樸槿惠執政以來，日本安倍晉三政府參拜靖國神社、設立《河野談話》驗證組等挑釁性行為令早已陰云密布的韓日關系進一步惡化，這為韓中兩國建立對日歷史問題“共同戰線”提供契機。2014年1月，應韓國政府請求，抗日義士安重根紀念館在中國哈爾濱站落成，同時，兩國政府公開支持影視界對電影《安重根》的聯合拍攝。
就韓俄戰略合作而言，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前，韓國政府在對俄多領域戰略合作方面表現得頗為積極，克里米亞事件后，韓國政府雖迫于美方壓力而選擇“站隊外交”，卻仍在實質上與俄羅斯保持半島安全與經貿領域合作，且有深化的趨勢。從政治與安全角度著眼，樸槿惠在2013年9月出訪俄羅斯后，又于同年11月與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發表了《首爾聯合聲明》，雙方決定加強政治與安全領域的高層對話，進一步活躍韓國青瓦臺國家安全室與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間的例行對話等有關協商機制。關于半島安全問題，雙方明確表示“不能容忍平壤方面堅持的核與導彈開發路線。”⑤2014年3月克里米亞事件后，韓國政府雖在對俄“政治投入”上有所顧忌，卻深知俄羅斯之于半島問題的重要影響力。2015年2月，“六方會談”韓俄雙方團長就半島局勢和重啟“六方會談”方案等深入交換意見，一致認為有必要開展“試探性對話”（Exploratory Talks），為重啟“六方會談”鋪路。從經貿合作上看，樸槿惠總統在第一年任期內即促成了大量韓俄短期與中長期合作項目的簽署，涉及能源、鐵路、生物技術等多個領域。克里米亞事件并未消減韓俄兩國的經貿交往，美歐聯手釀成的俄羅斯經濟窘境反而迫使俄羅斯選擇“新東進戰略”，這對樸槿惠政府而言是個難得的機遇。2014年11月，首批西伯利亞有煙煤經朝鮮運抵韓國浦項港，韓俄兩國的能源合作令美國在經濟上“孤立”俄羅斯的戰略圖謀大打折扣，這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樸槿惠政府的外交功利主義。
通過求衡于美中俄三邊關系，樸槿惠政府巧妙吸收了其中的“外交營養”，從而獲取了較多的“夾縫”生存資源。值得注意的是，樸槿惠政府的這種外交“求衡”并非求得韓國對美中俄三大國外交效果的絕對平衡，而是具有相對性，美國仍是韓國“夾縫”外交戰略的偏重端。
樸槿惠政府“夾縫”外交的基本特征
樸槿惠政府的“夾縫”外交戰略頗具特色，與前政府相比，樸槿惠政府尤為注重對美中俄三大國外交支點的選取；注重對“夾縫”外交戰略靈活性的把握；注重對韓國國家利益的實效追逐，進而在“求衡”態勢下彰顯出非極端性、偏向性、靈活性和實效性的基本特征：
第一，非極端性。在對美中俄三大國外交支點的選取上，樸槿惠政府尤為注重回避戰略“極端”，尋求戰略“平衡”。樸槿惠執政后首先調整了李明博時代近乎“一邊倒”的親美外交路徑，采取了深化韓美戰略同盟與強化韓中、韓俄戰略合作這一“雙管齊下”的“求衡”戰略舉措。通過兩年多的一系列外交努力，韓國政府顯著提升了中俄兩國的外交位勢。尤其在對華關系上，正如樸槿惠總統指出的，“在深化和發展韓美關系的同時，也應將韓國同中國的關系升級為符合‘戰略合作伙伴’的水平。”⑥這一“求衡”舉措令樸槿惠政府從中俄兩國獲取了大量經濟利益和安全支持。
第二，偏向性。樸槿惠政府對美中俄三邊關系所追求的外交“平衡”并非絕對“均衡”或令韓國處于“中立”地位，而是相對平衡，其外交支點具有相對偏向性。樸槿惠執政以來的韓國“夾縫”外交戰略雖從總體上顯著提升了中俄兩國的外交位勢，但基于歷史與現實多重因素的考量，其外交重心仍然偏向于美國。近年來，盡管中俄兩國積極在多領域與韓國加強合作，韓國上下卻保持著經濟上“借力”中俄、安保上“依附”美國的思維慣性。從樸槿惠政府頂住美國壓力最終加入“亞投行”（AIIB），推遲向美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又頂住中俄壓力堅持與美國探討“薩德”（末端高空區域防御系統，THAAD）部署問題的一系列舉動可以看出，中俄兩國之于韓國的“戰略”角色更偏重于經濟合作，而“韓美兩國的安保關系依然是核心部分。”⑦
第三，靈活性。在“夾縫”外交戰略手段的選擇上，樸槿惠政府尤為注重對外交靈活性的探尋。作為韓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總統，樸槿惠的外交手段展現出“剛柔并濟”、“左右逢源”的特點。在同美中俄三大國積極開展經濟、軍事和科技等領域的“硬實力”合作基礎上，樸槿惠還大力推行“軟實力”外交。上任后出訪美中俄等國時，樸槿惠總統分別根據該國文化特征展開“時裝外交”，盡量用該國語言進行交流，表現出對上述國家文化的關心，并通過對口型公共外交來提升出訪效果。面臨“站隊外交”選擇時，樸槿惠政府在迎合一方的同時，不忘通過高層對話作出解釋以安撫另一方的情緒，給國際社會留下“八面玲瓏“的印象，這令樸槿惠政府明顯獲得了較前政府更多的外交靈活性。
第四，實效性。在對韓國國家利益的獲取上，樸槿惠政府尤為秉奉實效性原則。樸槿惠政府靈活選取外交支點的根本動力，在于有效獲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以“亞投行”（AIIB）和“薩德”（THAAD）問題為例，在巨大的經濟利益吸引下，韓國最終還是“順應了全球性趨勢”⑧，宣布加入“亞投行”，關于這一決策，其政府發言人曾表示：“在主要歐洲國家決定加入后，我方的壓力減小了。為了國家利益，我們必須加入AIIB。只有成為創始會員國，我們才能最大化地實現國家利益。”⑨而在“薩德”爭議中，韓國外交部同樣表示“會在國家利益最大化時表明立場。”⑩由此，韓國政府儼然扮演著立場“拍賣方”的角色，正在視美中俄三大國代表所舉起的“利益價碼”來決定是否“一錘定音”。
啟示
樸槿惠時代，韓國政府在“夾縫”外交實踐中巧妙選取了對美中俄三大國的外交支點，使韓國政府在東北亞外交舞臺上占據主動，這種賦有濃厚非極端性、偏向性、靈活性和實效性色彩的“求衡”戰略彰顯出一定的外交美學屬性。中國應從該戰略中得到如下啟示：
其一，樸槿惠政府適時調整“夾縫”外交戰略緣于國內外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與制約，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是國家經濟利益的驅動，中俄兩國對韓國的經濟效能一旦喪失，韓國政府仍有可能為“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再度調整“夾縫”外交戰略。有鑒于此，樸槿惠政府的求衡外交模式在彰顯靈活性的同時，亦暴露出了不穩定性。事實上，樸槿惠政府近期一直在美中俄三大國間積極“打撈”外交實惠的行為已顯露出其真實的戰略意圖。
其二，中國政府近年對韓國的經濟投入總體上緩解了“天安號事件”后中國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國構筑的“遏華”戰略體系。然而，韓國政府在戰略重心上偏向于美國的根本動因在于生存與安全問題，朝鮮當局近年外交與軍事行為的“模糊性”和“不規則性”實則助推了韓美關系的深化。由此，中韓關系能否獲得長足發展的關鍵，在于韓國安全隱憂的消解和朝鮮外交與軍事行為的“正常化”。
其三，樸槿惠執政以來的韓中關系雖發展迅速，卻仍存在“距離感”，這主要緣于韓國上下對中國的兩點疑慮。首先，中國崛起是否“曇花一現”，韓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否可靠，其次，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國際角色問題—中國崛起究竟為韓國帶來更多的“公共產品”還是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欲打消這種長期存在的國際猜疑，需要中國政府和民眾“非灌輸式”、“淡赤化式”的宣傳努力所能實現。
（作者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政法與歷史學院；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新變化與中國的戰略應對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3AGJ003）
【注釋】
①參見韓國《中央日報》有關“夾縫生存”的報道或評論。［韓］金東振：《韓中國民矛盾是“成長之痛”，需用鼓勵和關懷去化解》，2008年9月17日；［韓］盧素英：《中國致力“軟實力”，韓國的現況呢》，2010年1月18日；［韓］劉智惠，柳成云：《夾在美中俄之間的韓國應拋棄滿足所有人的念頭》，2014年4月16日；［韓］劉智慧：《樸總統：沒必要對夾在大國之間抱消極態度》，2015年4月1日；［韓］司空壹：《洞悉世界國家才能存活》，2015年4月6日。
②所謂“4D”，是指Defence（防御）、Detect（探知）、Destruct（瓦解）和Destroy（破壞）。
③Jeon Han & Yoon Sojung, "President Park's U.S. trip upgrades Korea-U.S. economic cooperation", May 16, 2013, http://www.korea.net/NewsFocus/Policies/view?articleId=107995.
④“韓中FTA能否成為韓經濟突破口”，［韓］《朝鮮日報》，2014年11月11日。
⑤“韓俄首腦舉行會談 商定為維護半島和平開展合作”，韓聯社，2013年11月13日電。
⑥“樸槿惠‘為發展韓朝關系會同朝鮮領導人會面’”，［韓］《中央日報》，2012年11月6日。
⑦［韓］高貞愛：“韓國將逐漸依賴中國 但與美國安保關系核心并未發生變化”，［韓］《中央日報》，2015年3月26日。
⑧"S. Korea selects national interests by joining AIIB", Asia Pacific Daily, March 27, 2015, http://en.apdnews.com/news/e840cad7ee3f4a4286879b44b91c7c98.html.
⑨［韓］金元培，金珉想：“韓國政府決定加入AIIB‘為了國家利益必須加入’”，［韓］《中央日報》，2015年3月27日。
⑩［韓］劉智惠：“外交部：在國家利益最大化時表明薩德立場”，［韓］《中央日報》，2015年3月20日。
責編 /豐家衛（實習）
